三、治乱轮回的怪圈

前文说了，小生产者社会的历史环境，使得关注社会关系动态平衡重要性的法家，也不能突破实际上“法不及天子”这块铁铸的天花板。因此即使是比较自觉地促进社会总体动态平衡的“好皇帝”，也不可能通过法制的形式、通过由民意选择的方式，为自己身后找到一个能遵循“天命”的可靠继位者。对于人民来说，更是只能听天由命了。这就实际上根本无法保证每位“天子”都能够自觉地、名副其实地遵从动态平衡、统筹全局这一“天命”。一旦他们背叛天命，他们就不是以天命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动，反而将之作为维护其特权的护身符，以权谋私。在管理社会时他们就必然恃强凌弱，即老子所揭露的“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75章），也就是站在那些多行不义的豪门富商那一边、欺压广大的善良人民，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当不平衡积累到让广大百姓忍无可忍的时候，动态平衡的天道运转就会通过人民之手（天道的化身）将其推翻。

接着就是：改朝换代 - 重建法治–恢复平衡–太平盛世 - （但是一旦后继天子背叛天命，就又导致）- 儒术回潮 - 好景不长–内乱外患再起–重新改朝换代…，如此周而复始，社会演进缓慢而平稳，但就是演化不出适当的方式和程序，在最高管理者与人民大众之间和平有序地、有效地相互制衡，因此始终未能打破一而再、再而三地改朝换代的轮回怪圈。

虽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打破这个轮回怪圈的希望，但是只要一天不解决人民主权与管理者的治权之间和平有序地相互制衡的关系问题，一天不建立一个可行、有效地调节这一关系的政治机制，那么国家就永远逃不脱那个治乱怪圈的折腾，就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不受欺侮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谈不上以什么仁政德治去感化那些一贯侵略、掠夺成性的资本帝国，中国和世界将永远不得安宁。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可行、有效的制约机制呢？中国和世界的出路又在哪儿呢？

 四、结论：民主的社会主义

 既然西方的推进模式没有可模仿性和可持续性，中国的轮回模式又跳不出怪圈，那么中国和世界就没有出路了吗？不是的。说不可持续，不等于说应该全盘否定，正如说跳不出怪圈，不等于说一无是处一样。中国有动态平衡之思想体系和半自觉的诸多方面的实践，只是在官民关系这一关键点上缺少动态平衡之成功先例；西方思想体系是没有动态平衡这个概念的，但在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在为团结核心内部力量而实行宪政民主的形式程序方面发展出了一套（虽然在有限范围内）符合动态平衡之道的经验。中国道家文化向来反对唯我独尊，主张“守雌”、“居下”，遵道而行；中国人向来提倡谦虚好学、与人互补短长，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因此，对于西方民主即使是有限的有用经验完全可以、也应该采取拿来主义；但不是生吞活剥、全盘照搬，而应采取修剪、改造、嫁接的方式。

首先我们必须将西方民主模式与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关系割断，再将那些经过改造有可能与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以及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适合的部分筛选出来、嫁接到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经济基础之上。实际上，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思想是完全相通的，那就是既反对纯粹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观，又反对完全抹杀个人自由权利的“铁板”论和集权论，而主张多层次上的个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的互动制衡。

而西方的民主观、及其社会演进模式恰恰是建立在机械原子论的自由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他们的团体内部成员之间或团体之间是完全建立在自我利益意识基础上的契约关系，不存在终极意义上的个人、局部、整体之间利益互补、生死与共的意识和感情。上面说了，他们也有在有限范围内的互补、与共意识，但必须同时存在着某种或某些“非我族类”作为他们的共同敌人，才能激发他们之间某种暂时的“共同利益”意识，才有在其内部实行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眼中少不了敌人，敌我之间当然不可能有民主的关系，所以他们的民主没有最终意义上的可模仿性和可扩展性，不可能适应意在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需要，因此绝对不能原样照搬，而必须经过筛选、改造，才能嫁接过来。也就是说，可以借鉴某些程序形式，但不能原封不动地搬用其背后的指导思想。

这里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借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排斥民主这一为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是完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达到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旧梦。历史正反两面的经验一再教训我们：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或者说民主的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不受欺侮，而且强而不霸，从而不但为自己、也为世界走出一条新路。

 这才是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和希望所在。

（删节自2009年5月28日首发新法家网站本人专栏的同标题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