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筠：从心物二元观到拜物教文化霸权-新法家研究--新法家

中世纪欧洲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将当时欧洲的世俗世界和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分别称为“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这两个“城”之间最根本的差別是，前者人民的共通点在于对自己的爱，后者則是結合于对上帝的爱和因此而生的对彼此的爱。中国的老子也说过似乎相同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但是，这两位思想家分别所说的“爱”与“道”是两回事。上面已经说了，人间之爱是“天之道”在人间的展现，因为人间社会只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但奥古斯丁笔下的“地上之城”并不是“上帝之城”的一部分，而那个“上帝之城”也只是一个与人间宏观社会生活无关的幻境，因此想通过那种虚幻的“对上帝的爱”来孕育人间“对彼此的爱”、进而战胜那个堕落的“地上之城”，那也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因此，这种虚幻不实的理想世界与老子笔下的理想境界不是一回事。

由于西方人始终没有摆脱从原始先民那里承袭下来的、对于超自然精神力量的盲目崇拜，因此，自从他们认识“上帝”以来，“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是油浮于水的关系。精神之“油”之所以从来都无法渗透于世俗宏观世界之深“水”区，就其精神本身来说，这有两个原因：

（1）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信仰（如对于非宗教化之“道”的信仰），其实质都是将个人的心灵维系并寄托于信仰者心目中一个能够统含一切的最高存在。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一个最高存在，因为它不能将自己统含进去：一切都是它创造的，但它又不能创造自己。虽然号称“无所不在”，但它本身并不在这个世界之内，而永远是外在于、悬浮于世俗世界之上的一个超自然的幽灵。那么这个幽灵又所由何来？当然应该是从另外一个真正的最高存在派生而来。这个最高存在就是中国人所认识的“道”或“天道”。西方的上帝无法解释东方的天道，只有东方的天道可以解释西方的上帝，那是因为东方之“道”不是像上帝那样外在于整个存在世界的，而是渗透于从宏观到微观、包括人们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的、既包括意识对象也包括意识本身的、所有万事万物之中、之间的。“道”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道”，根本分不开，因为本来就是一回事。

如果借用西方哲学语言，中国的“道”是统含了“心”与“物”的，是心物一元的（所以中国传统中没有唯物、唯心之争）。而西方的上帝与世界是心物二元分裂的，上帝并不是统含一切的最高存在。说上帝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这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历史实践中，都是无法自圆其说、也经不起检验的。在“地上之城”的宏观社会关系中，从来都不是“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或“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是要么只“在于对自己的爱” 、“损不足以奉有余”，即无限制地满足有余者的贪欲；要么如奥古斯丁这样少数的贤者执着于各别人的（他们自己的或他人的）灵魂的淨化而轻视实际问题。这倒是与儒、佛两家属于同一条思路上的，他们都是上不达统含一切的“天道”、下不及人间宏观生活之实际，尽管在某些方面也包含一些真理性的认知（如佛学超越心物之分的性空一元论），但在总体上则是在概念堆里兜圈子的经院烦琐哲学或象牙塔空论。由于上帝是游离于世俗世界的，它是一个假冒的“最高存在”，所以它自己倒是成了一个“偶像”。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自称是上帝忠实信徒的人们可以同时是金钱拜物教的狂热追随者。

（2）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圣经》本身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宣称要“爱你的邻人”，一方面又自封为“上帝的选民”（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先进分子”或“先进国家/民族”），自我独尊，而将不信他们的上帝者戴上“偶像崇拜者”或“无神论者”（在他们的词典里这也是个贬词）的帽子（用当代话来说就是“危险分子”或“邪恶轴心”），而加以歧视、排斥、打击、甚至消灭。显然它所宣称的要“爱你的邻人”实际上是有条件的；究竟谁该爱，谁不该爱，是要以对它这尊偶像是否崇拜的态度来划分的。只要你口头上崇拜上帝，即使你物欲横流、滥杀无辜，你也会上天堂；如果你是异教徒，或是无神论者，即使你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增进人类福利的事业，你也一定下地狱。

鉴于上述两点，基督文化中体现了人类终极普世价值的那个博爱精神，始终没有渗透到世俗宏观世界的关键性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去，因此从没有成为社会精神的主流，而只存在于一个个分散的、边缘性的基层微观小社区内基督徒之间的互相帮助、或他们对外的慈善活动中。后者好比是处于世俗文化沙漠边缘的、一个个分散的、小小的精神绿洲，他们真正代表着基督文化中蕴含的人类最高精神价值，他们是真正的基督精神在人间的复生和传承。可惜他们从来都没有构成西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主流。从大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和基督教国家与非基督教国家的关系来说，历来的基督教主流势力基本上都是站在特权强势利益集团那一边，或他们本身就是世俗化了的特权强势利益集团、而卷入了世俗的权势之争。

自从其被君士坦丁大帝尊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这种分别代表着真假基督精神的边缘与中心、非主流与主流的“双轨制”式的分野和对立始终贯穿于以后西方文化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之中。中世纪宗教改革以后近现代的个性解放运动以对于圣经的个性解读来冒充对于真基督精神的皈依，虽然具有反封建专制、反教会腐败的正面作用，但也为新的特权阶级所崇奉的金钱拜物教的取而代之开辟了道路。

那些金钱拜物教的信徒和鼓吹者们为了控制和压榨整个世界，一贯到处挑起民族、种族冲突，文化、宗教冲突，甚至不惜发动大大小小的战争。而《圣经》中所包含的唯我独尊的排外思想则正中其下怀。因此，在后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全世界进行扩张、掠夺的长期罪恶历史上，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充当了金钱拜物教利益集团的追随者、帮凶、甚至是先锋的不光彩角色。

随着“理性”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金钱拜物教成为西方社会、乃至被大资本“全球化”了的世界上经济政治生活的普遍法则，政教分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将基督教各宗各派从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赶了出去，统统靠了边。这见之于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现象：经常上教堂的人一代更比一代少了，以真基督精神去审察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者更是少之又少了。不但忠于基督精神的传人们被更加边缘化，而且基督教的整个体制也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尽管近几任罗马教宗对于他们所在的西方社会也有所批评，同时也表现出愿与其他宗教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的善意，但是教会根本敌不过浸透了铜臭味的西方主流学术文化和大众娱乐文化对于社会的败坏作用，也认识不了自身的缺陷和局限。

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以“神”为中心的虚幻之“爱”、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博爱”、“人权”，这些在牺牲自己、成全大众的耶稣基督等东西方圣贤面前，立即就显出其虚伪、虚弱的本质来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建基于心物二元的世界观、专为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服务的、虚假的“普世”价值论。我们有必要将体现在耶稣身上的真基督精神与基督教思想体系内部的不自洽性区分开来，区别对待，继承其精神，同时看清基督教文化的缺陷被世俗力量利用后所带来的危害。

“自由”、“民主” 、“人权”等概念，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为了向着封建统治阶级争取自己阶级的经济政治权益而提出的口号，现在却被吹嘘为体现了基督文化精神的“普世价值”。诚然，在当时，这些口号在客观上也符合他们在新的生产关系中的对立面劳工阶级的利益需要。虽然，在字面上，它们与基督文化所包含的博爱、平等精神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作为这些口号的世界观基础是原子论个人主义的。因此，当他们中间的大资产阶级成了单方面统治社会、甚至控制世界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仍然用这些口号来为这新的不公正秩序进行辩护时，我们就不能不睁眼看一下这些口号背后的真实历史内容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些口号长期以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包括当今的中西亚地区，化作飞机、大炮、火箭、飞弹震耳欲聋的呼啸轰鸣，将世界震得永世不得安宁。关于他们的“自由”、“民主”，笔者已有专文加以剖析。至于他们的人权论，在学理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们知道，“权利”是一个社会人际关系概念，既涉及权利主体（如社会成员），也涉及权利诉求对象（如整个社会及其管理者，诉求内容如平等劳动和收益保障等）。而权利诉求对象（如社会及其管理者）对于权利主体（社会成员）必然也要提出相应的的权利诉求（如“管理权”），否则不能实现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无法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对于能够享有社会权利的主体来说，服从社会的必要管理就是一项义务。反过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及其管理者对于其所有成员，都应负有保障其平等劳动和合理收益等义务。所以权利与义务是一纸两面，无法分离，不可偏废的。人权论者常常标榜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交易，那么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交易。

个人主义人权论的首倡者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被统治阶级，还是作为统治阶级，从来是提倡为个人争权利，大大多于提倡为他人、为群体、为社会尽义务，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笔者不否认，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确有一些真诚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相信他们为那个新兴阶级尽义务也就是为全社会、全民尽义务，因此这还情有可原。但是，随着上层大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无限扩张，早已从革命的力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危机、混乱的罪魁祸首，站到了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口中的“人权”也早已成了“霸权”的漂亮代名词。凡是这种不谈义务、责任的人权论西风刮到之处，已把社会刮得四分五裂、道德沦丧。因此，对其虚伪的人权论再也不可轻信，更不能姑息，而必须加以揭穿。

资产阶级人权论者最热心的是保障少数个人通过剥削雇佣劳动发财致富的“人权”，而否定劳动者作为个人和阶级群体对于生产资料、企业和劳动成果的平等所有权、支配管理权、和充分的享用权这些真正基本的人权。离开了平等劳动、管理和收益权，而侈谈最低生活保障权（或社会福利权），实际是否定劳动者作为“人”的平等尊严权，这就等于是将人当作活机器来“保障”、当作两脚牛马来喂养！这样的“人权”还不够虚伪吗？

劳动和资本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权益关系，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必须加以不断平衡的社会关系。而实现这种不间断的动态平衡的行为主体，如果不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国家政府，如果否定国家政府的管理权利主体性，否定其动态平衡阶级关系的责任，那么就是逼迫劳动者阶级自己起来反抗，以各种手段、包括革命来“替天行道”、争取自己应有的尊严和利益。因为资本阶级一般来说是不会自动尊重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在尊严和物质两方面“损有余而补不足”的。

而资产阶级人权论者却千方百计地贬低、否定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对内对外的权利主体性。他们鼓吹的无限“小政府”不是为了积极意义上的精兵简政，而是为了纵容少数人行使他们奴役和剥削多数人的“人权”。他们向着不接受这种霸道逻辑的发展中国家高喊“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并不是真的关心这些国家劳工大众的平等劳动权、生命权、尊严权，而是要把他们对于世界人民的霸权永远维持下去。否则他们为什么听凭西方跨国公司对各地血汗工厂的工人们进行超经济剥削，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听凭西方垄断资本无情地吸干世界“边缘”、“半边缘”国家的自然资源、未来生计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听凭西方国家将环境污染、生态代价转移到这些地区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听凭金融寡头称霸世界、兴风作浪、制造危机、中饱私囊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无可否认，经济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物质发达国家一样，在人权保障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有待逐步解决。但不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标准和方式来解决，因为现实已经表明，那样是不可能解决的，而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人权状况只会越来越糟。只有将人权置于“权利与义务一致”、“平等劳动”、“劳动尊严”、“彼此尊重国家主权”等多层次动态平衡的原则基础上，真正的人权才能逐步实现。那种将违背这些原则的人权论强加于人的做法就是一种为经济政治霸权服务的、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

国际垄断资本文化霸权主义者手中的另一张“人权”王牌，就是所谓“民族自决”。在民族问题上，资产阶级人权论者一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作为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辩护士，他们从来都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从来都漠视其他民族的生命权、财产权、自主权、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而把整个世界看作是可以任由他们摆布、享用的财富资源。当他们假惺惺地支持某个族群的自决权利时，不是因为这样更有利于他们对其进行控制、掠夺，就是为了玩弄分而治之的地缘政治伎俩。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西方人权论者根本没有资格来教训东方中华文化的传人。自古以来，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遵从黄老道学的法家，提倡虚静、守下，反对民族之间相互征服、奴役和剥削，反对不义之战，从道义和实力上抵制和反击侵略，以“平等劳动”、“自由通婚”来促进民族的融合，以农耕文化所特有的、天地人相和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同化了从东北到西部边疆的诸多游牧民族，其中包括蒙古族和满族对于中原汉族的征服者在内，结果是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升，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在内，也丰富了中原文化。这与西方古代罗马、十字军、新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向来以血与火征服世界，将其自我中心、人天对立、人际对立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强加于人，挑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祸害的历史传统恰成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无论哪一朝、哪一代中央政权，包括现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不同族群之间、以及社会不同层次的治理主体之间、以上述普世价值为目标、不断地推进动态平衡、以实现共同繁荣幸福的问题，而不是必须将原本正在融合中的民族大家庭重新分裂为互相敌对和战争不断的仇家，给外来盗贼以可乘之机。只要以人类各大文化原典中所共同载明的真正的普世价值来衡量，上述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传统的是非高下之分是显而易见的。今天，西方传统正在更大的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扩展着。他们实用主义地利用“民族自决”口号，借以分裂其他国家的做法，正是其一贯的霸权扩张路线的一部分。而中国却需要清除全盘西化对包括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整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关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恶劣影响、和顶着西方霸权的压力，才能更有效地继续发扬“平等劳动”、“血缘与土地相统一”的民族融合传统。

在本文的政治经济学部分，笔者已经指出了西方主流思想的拼盘论将政治与经济想割裂的谬误性。现在还要指出同样的思想方法也错误地将文化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割裂开来，这种拼盘式的文化论恰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

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生产生存方式、技术、和水平），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思想、文学艺术等），制度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关系模式，家庭、家族、族群关系规范，包括成文的律令和不成文的习俗），和符号文化（语言文字、世俗和宗教礼仪、标志等）。这四个方面不是像食物拼盘那样互相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多一种少一种也无关紧要，而是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的。其中物质文化是社会共同生存的物质基础，制度文化规定了人们在生存生产活动中相互之间的经济政治权力关系，精神文化是形成这种种关系的指导思想，符号文化则是传递这些思想和体现这种种关系的承载工具。拼盘论的文化论则常常将这四个方面予以割裂，撇开其它方面而孤立地谈论其中的一个方面，主要的表现有：

（1）无视或抹杀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某种精神文化与相关的物质生产生存方式和制度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褒贬，加以推崇或打击，鼓吹抽象的、纯粹概念化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等，而掩盖其相关制度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本质。在介绍其它族群的文化时，则将某些符号文化现象作为其族群文化的本质内容加以夸张渲染，大做文章，不论其礼仪、符号背后与其相关的社会关系、伦理价值、哲学信仰是什么样的。反正霸权主义的政府只是根据其利害好恶来决定对该族群的政策，是煽动、支持其“自决”，还是对其打击、欺压,与其文化本身毫无干系。

（2）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是体现在其精神文化中的价值观。但西方主流文化研究往往抱着自我优越感、采取沙文主义的猎奇态度，缺少自知之明，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物欲横流、精神堕落熟视无睹，而对于异邦或异族文化中前现代的、甚至原始的物质文化、奇特的符号文化和制度文化，一般都停留在陈列现象的层面，迎合或引逗读者像观赏猴戏一样的猎奇心理，而对某些异己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可能尚保留着的、更贴近天地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因而比较和谐淳朴的优良民风和体现其中的可贵价值观，则视而不见、甚至轻蔑以对。（见之于主流的人类文化学实地调查报告、论文、著作、教科书等。）

（3）人类不同地区、族群、和时代的不同文化，由于其蕴含于各自精神符号文化、同时实际体现在各自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中的价值观，确实有着比较接近、或是比较远离、甚至根本背离天道人理的区分，因而确实有着高下、优劣之分，并不是这也好、那也好、可以统统捡来凑合成世界文化拼盘的。但这种区分绝不是以某一时代、某一人群的自我感觉，尤其不是以少数特权利益集团的自我感觉及其意识形态来判断的，而是必须经受人类历史跨时代的长期比较、检验才能显现出来的。

但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及其辩护士们，长期以来宣扬欧洲/欧美文化优越论，为其侵略、掠夺政策服务。现在，面对着世界人民，包括欧美正直人士，对其制度文化缺陷和精神文化堕落的批评，一面继续厚着脸皮用火箭、飞弹输出他们背离人类普世价值的金钱拜物教霸权主义；一面又假惺惺地鼓吹文化相对论，对内以多元文化主义安抚少数族群、以防止后院起火；对外则以“文明冲突”论煽动狭隘民族宗教情绪，挑起暴力冲突，玩弄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传统伎俩，以使被煽动者乖乖地受宰割、盘剥，或为其火中取栗。

上文已经提到过人类文化通过不同地区和族群多样文化之间的善意交流与和平竞争，向着真正的普世价值、向着一元多样的人类大同文化日益趋近的必然趋势。而文化相对论则是与人类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全球化”这一长远历史性趋势背道而驰的，是为了抵挡世界人民对于金钱拜物教文化的抵制而权宜地抛出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糊弄人的歪理论。

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与坚持文化霸权主义相比，自然是一种让步。但是，正如上述，如果掩去了文化的核心价值，撇开了不同文化中可能蕴含的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只是在文化的符号形式上像玩弄杂耍一样展示万花筒式的五花八门，美其名曰“多元”，而在制度文化中依然抓住单一的资本霸权不放，那就仍然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

同样，建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文明冲突论，其实质也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其危害更甚，因为它将当今世界诸多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归罪于抵制和反抗其霸权主义行径的文化“后进”国家和人民对于西方“先进文明”的“邪恶”挑战，而将国际金融霸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侵略、干涉、控制、挑拨、以及赤裸裸的战争黑手遮掩起来。因此，文明冲突论是一副迷惑世界人民的害人理论，必须加以揭穿。

总之，从建基于心物二元形上观的欧美文化优越论，到建基于原子拼盘形下观的拜物主义“自由民主人权”论和文明冲突论，正是背离天道人理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在文化领域的继续。要改变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就必须批判和抛弃作为其意识形态根据的文化理论话语。

宇宙洪荒，天道苍苍，顺者必昌，逆者必亡。一切背离心物一元、动态平衡之道的贪欲和妄为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毒瘤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日，也就是根除毒瘤的手术开始之时。东方哲学在世界的重新亮相，就是这个“开始”的开始。道之运转是不以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东方文化之复兴必将放射出比之当年西方文艺复兴更加辉煌灿烂、历时经久的光芒。

黄老学派的传人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和虚心吸取其他学派和其它族群文化中的优秀合理成分；同时相信体现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等博爱精神、体现了多维整体动态平衡之道的东方文化的生命力；相信人类各种文化只要通过真正自由的、没有霸权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干扰的互相交流，结合历史实践加以比较鉴别、在新的实践中取长补短，那么或早或迟，必然通过逐步趋近而走向大同，开放出光耀宇宙的地球文化，建成真正的地上乐园。这种“大同” 将仍以多样纷呈的文化形式展现出来，即“和而不同” ，同时又统一于人类博爱相处、和谐共存这一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