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信仰将上帝、佛等信仰对象仅仅看做是赐福者，主要不是在信仰中求得精神上的人生指引，而是别有好处可求（求上天堂、或极乐世界、或成仙长生、或仕途腾达之类），因此是属于不圆熟的终极信仰。那么义理信仰就一定是圆熟的终极信仰吗？答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义理之所以不成熟，往往是由于先将现象世界虚妄的对立关系中的“自我”一端（心物关系中的“我心”或“我物”，族群关系中的自我，人天关系中的人类）作为中心，再围绕此中心构建出一个尽可能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继而将其拔高作为本体论的终极性话语示人。这种思想体系可以称之为自我中心思想体系。在西方主流思想传统中，无论是世俗哲学还是宗教神学，都是这样的思想体系。这样的思想体系自然提供不了圆熟的终极信仰应有的义理基础。如果将此类思想体系中的“自我”中心外化、神化成为信仰对象，这样的信仰就不是终极信仰，至少不是圆熟的终极信仰。哲学本应是对现象世界与其背后的形上本体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的学问。按照东方传统观念，形而上（即超越于人的经验之上）的本体本是一片混沌，没有“心”“物”之分。心物之区分乃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我心”），先是误将无形无限之混沌本体在人类意识心中有形有限之化现，即人的经验世界（“我物”，即笔者所称的“人化世界”）误认为是形上本体；继而在实际是形而下的现象世界，即人的经验世界层面上，误认为“我”与“非我”以及“意识（心）”与“被意识（物）”是可以绝然分开的；然后再以误设的“心”“物”这两个形下概念去硬套那个被误认为是形上本体、而实际是形下的人化世界。这样以误设的形下概念去硬套被错认为本体的形下对象，自然就不可能得出符合真相的、关于形上本体的结论了。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们的一个共同误识是将形下现象世界看做形上本体。对于前两者来说，这还仅仅是第一步错失。唯物主义明明是人意识化现出来的主观世界（“我物”），却将其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因此实际上这是唯心主义，是“我心”兼“我物”中心主义。这样第一步完全错了，接下去就必然步步皆错。唯物主义者将东方佛、道看作是唯心的，但实际上东方思想体系中的超验本体是既非“心”、也非“物”，而现象世界是心物相渗、一体不二的，所以既不“唯物”、也不“唯心”。将其看作唯心是因为唯物主义者读不懂东方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半对半错。说它对，那是在形下层面上，它认识到心物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渗透。错的是像一般唯物主义那样，将人类的集体意识化现出来的现象世界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体。这就是说，形下层面上的“心”或“物”本来就已经各是心物相渗的结果，都已有着人类主观意识的烙印，而不是纯客观的。能看到两者之间的互动、互渗、互转固然好，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有限的人意识与无限的超验世界之间的关系。诚然，如果将具有意识结构共同性的人类整体（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类）作为一个意识主体，那么通过这个集体性的意识主体所化现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展中的）现象世界，对于各别个人来说，确是不以其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虽然如此，但归根结底，这个世界仍然是以人类共有的意识结构所体现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相对存在”，并无绝对的客观性、实在性和终极可知性。因此，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路线、思想方法，对于各别个人观察、认识这个形下现象世界，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者与一般唯物主义者一样，都跳不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看不到我们眼前这个被观察、认识的现象世界原本就具有人类意识的主观性、非实在性、和终极不可知性。因此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也永远地带有人类主观的成分，必然具有无法逾越的盲点，不可能绝对可靠。只有抱着谦卑谨慎的态度，时时处处警觉自己，注意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双向平衡协调，戒忌一意孤行、单向进击，人类才能避免盲目性带来大灾难（小灾难恐怕是避免不了的），而得到大体的安宁。辩证唯物主义信仰者的“自我中心”意识还往往被掩盖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这个美名之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们认为“只有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真正基础”。该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以认识论代替本体论”的“认识论化、方法论化倾向”，这“不仅忽视了本体论研究，而且由此而阻碍了认识论研究的深化。”（李维武：《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991，315、335页。）这一批评点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实践论并没有达到本体认知的终极理性高度这一要害。总之，辩证唯物主义信仰也不是终极信仰，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信仰。而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在社会实践中摇摇摆摆、跌跌撞撞，直至遭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没有圆熟的终极信仰的终极指引之故。（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第三章第五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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