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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苦难•探索•奋斗——忆父亲 
作者:[陆寿筠] 来源:[作者惠赐] 2019-06-02

那是1957年某月的一天,“滴铃铃…,滴铃铃…”,上海南京西路591弄140号二楼亭子间门口的住户共用电话铃声响了,这是《解放日报》社打给父亲谭正璧的电话,告诉他离别十多年的儿子余通过他们要寻找生父。这正应了早年父亲在诗中所写的:

汉室轻文只重武,

内战未闻息干戈。

一朝烽火海外来,

万里关山尽焦土!

……

阿余阿余最不幸,

生逢离乱多灾情。

愧为人父吾何言,

留取他年娱晚境。


吁嗟乎!

儿啼女号侭消磨,

斗室生涯不易过!

何日云消阴霾尽,

  还我河山好放歌!


这首诗是我后来才看到的。想不到世事还真应验了生父当年的期盼。从我懂事起,心中就对生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并一直是那么地敬仰。当我后来找到他时,可以想象,父亲当时的心情和那种喜悦,必定也和我一样难以言表。

一、苦难

不过那时,我毕竟尚未成年,对世事还有很多懵懂,对于上面那首诗中父亲所表达的无奈、内疚之情,在当时是无法想到的。后来我知道,在我出生前的1938年,生父在经历日冦发动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中,几经颠沛流离,最后在租界上的汕头路82号租房住下,因为不愿意与虎狼为伍,处境之艰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而我正在这个最黑暗时期的1940年来到了世上,来到了这个生存异常艰难困苦的家中。我是在记事以后才知道,因为兄弟姐妹多,母亲又常年患病,一家八口的生活就依靠父亲埋头写稿卖稿维持,每天能喝上三餐稀粥已属不易之举,所以父亲不得已将我送人抚养。而且后来我也知道,我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取名凡,因为生活的极其艰难,来到世上没有几个月就夭折了。另一个取名婴,为了她的生存也不得不忍痛送了人,据了解已随养父母去了台湾;在我与生父重聚后,他又曾竭力设法多方寻找,努力多年未能如愿,这亦成为父亲以及兄弟姐妹的一大憾事。可想而知,当时父亲心中的痛苦该有多么的深重。相比之下,我应该还算是幸运的了。

由于我生母蒋家与陆家本是远亲,所以早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生身父母与养父母所属的陆姓家族就有过非同寻常的交往。如有一次,生父母为了躲避战乱、保护藏书,曾从上海带着所有书籍来到陆家圩村,在陆府上住了十多天;后来陆家的人为了保护这些书不致毁于延烧的战火,还特地在农地里挖了深坑,埋了一段日子。也由此可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做一点学问是多么不容易啊,真所谓“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

二、传承

虽然我一直不在生父身边,但是他深深的父爱是永远不会磨灭的。现在能记得的最早印象是:大概在刚去陆家以后不久,养父或养母带我去黄渡镇上当时生父的居处探望。其它情景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给了我很多小人书,有的指导如何做纸工,有的讲趣味小故事。

记得其中一本手工书,纸张较厚实,里面印了各种各样的彩色图案:树木、花草、房子、栏杆、人像、动物..., 可以一个个剪下,然后再按指示黏贴到指定的位置,就成了立体微缩景观。

其它书中有两个小故事我至今不忘,还曾讲给我的孙子听过。其中一个说,有一过路人看到旁边高墙的上方贴着一张告示,但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字;恰巧告示下搁着一架长梯,于是他就兴冲冲爬上梯子,看清了告示上四个大字:“油漆未干”—可是已经太迟了:他俯首一看自己的身上,已是满身油漆...

另一个故事说:有一小孩看到大人在一个信封上贴了很多邮票,就问大人为什么贴那么多的邮票;大人说,因为信很重,所以要多贴邮票;小孩又问:“多贴邮票以后,不是更重了吗?”

生父对我的思念和关怀是始终如一的,但为了让养父母安心(这是后来他亲口对我说的),他不得不强抑自己思念之情,知道我生活得很好,就忍耐着不主动来找我。与生父重逢后不久,我就考上了复旦大学。为此,他当然十分高兴,并为我买了雨伞、雨鞋等生活用品,给我以关怀和鼓励。我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哥因参加过革命工作,作为调干生在合肥矿业学院学习过,其他几个兄弟都只读到中专就参加工作了。可见父亲的家境始终并不宽裕,也因此他对我能读上大学,当然更增添了几分喜悦之情。

自从我进了复旦以后,走动更方便,曾多次去南京西路看望他。但由于年轻不懂事,后来心里对父亲有些疙瘩,就很久没有去。1963年复旦毕业时去了一次后,又好几年没有去过。直到文革后期评法批儒,学校与工厂交流,我在一家厂里看到我的一个兄弟的大字报,才又接上联系。(他是比我年轻的两个兄弟之一,由于他们是双胞胎,父亲舍不得再送人,因此将他们留在身边。)父亲不计前嫌,捎话叫我去玩,从此我又经常地去看望父亲,跟他聊天,而且谈得很融洽。1980年代,我住在江宁路726号的时候,曾请父亲和姐姐来过。还记得多年以后,我养父来上海探访我的小家时,也顺便去南京西路591弄140号与生父见过面。两位老人高兴地叙谈了好久,彼此感到深深的欣慰。

除了物质上的关怀,父亲留给我的更多的是精神财富。我自幼懂得求学上进,显然是生父的形象通过养父母之口对我的感染熏陶,而我养父母祖上也都是书香门第,所以他们对我生父的敬重也就油然而生了。随着年龄与学业的增长,我的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其中生父对我的影响更是悄然而生。我在高中时,数学成绩特别好,同学们都以为我毕业后必然报考高校数学系,我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却改变意愿,决心考文科,一方面是感念新社会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新生活,让我这样一个乡下的穷孩子能顺利地读上高中,因此决心将来用笔来歌颂新社会这个动力以外,另一方面父亲作为一名作家的榜样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进了复旦以后,父亲的勤奋精神始终鼓舞着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每天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思想和写作能力。

三、“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虽然我没有见到过母亲,而且她多年遭受病魔的折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得知她与父亲在精神意趣上非常地契合,曾经合力从事于写作,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共同编纂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更是让我对他们既敬仰、又羡慕。后来在国外,每当我走进当地城市或高校的图书馆,都能看到厚厚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显眼地陈列在书架上。父亲毕生著作涵盖文学史(通史、专史、多种雅俗文学史料考究)、众多方面语文能力修习读物、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包括借古喻今、声援抗战的历史小说、和曾经在剧院上演多次的同名历史剧《梅花梦》), 一共不下150种,总字数1000万字以上。其中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就有十多种。我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骄傲;并且暗下决心,虽然我的能力非常有限,但也要像他们那样勤于学习,精心耕耘,将自己所学回馈社会。尤其要像他们那样,决不为了计较物质生活而放弃对精神、对学术的追求。关于这一点,自从我看到了父亲的居处和生活环境以后,印象尤其难忘。

当年我虽然不知道一位有如此成就的作家、学问家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住什么样的房子,但是父亲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居住条件仍然令我感到十分意外,不是因为其宽敞舒适,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其格外窄小局促,与我未看到以前所设想的简直是天差地别,更与父亲对社会的贡献及工作需要太不相称了,甚至令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自我第一次重见父亲直到他1991年过世后,我看到的一直是两间小小的斗室。其中一间起初作为几个兄弟的卧室,后来一个兄弟结婚搬出,又作为另一个兄弟成家的新房。另一间就作为父亲和(常年在生活和工作上辅助他的)姐姐的卧室兼书房、餐室、会客室。父亲为了工作和研究,自然需要有不少藏书,而他为了所追求的事业又是不惜重金地搜书,以至一个个高达屋顶的书架又占去两间斗室的大部分空间,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回旋转身之余地。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兄弟成家后,所有书架都只得搬到父亲那个“多功能”房间,因此原有的两张床不得不改成一上一下的叠叠床;而那些书架都同时作为隔离不同功能区的“屏风”了。父亲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刻苦研读,著书立说,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努力不懈地奋斗了终生。

父亲的居住条件一方面让我很不理解,感到这不是盼到了“云消阴霾尽,还我河山好放歌”以后应有的情况;另一方面让我对父亲更加肃然起敬,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今天的一代是多么需要继承和发扬这样的精神啊!

我相信,曾经有过这种精神的奋斗者还有不少。现在这样的人似乎不多了,但其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且一定会代代相传,总有一天会更加发扬光大,光耀社会。父亲和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简介:陆寿筠,旅美华人,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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