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化转型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迫卷入的，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发展过程。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把西方国家工业化以后的现代化社会模式直接嫁接到传统的农耕、渔猎或游牧社会上。所以，后发国家社会转型的历史跨度要比西方国家大得多，而转型的时间却短暂得多。

    从发展的速度上看，后发国家借助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而快速转型，可以大大地缩短历史进程。但是，缩短历史进程是一把双刃剑。后发国家借助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可以后发先至，但是，巨大历史跨度下的急剧转型意味着历史传统在转型中极易断裂。而历史传统的断裂常常导致社会转型失败。

    从所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历史传统在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传统是一种在数百年或数千年中形成的信仰和行为规范。现代化进程虽然会打破旧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但社会最终要重建新的信仰和行为规范，而新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不可能割断历史而凭空创造。

    西方国家在启蒙时代曾经对其历史传统，特别是基督教大加挞伐，但从未割断历史。当今的西方国家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古罗马的共和思想和基督教文明。从世界范围内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割断传统的方式来完成社会转型。

    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长时间的革命，并且最终以革命的形式完成现代建国。所以，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有承继关系的传统。一个是在两千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古代历史传统；另一个是在一百多年革命建国过程中形成的现代传统。

    无论今天的中国人对过去一百多年的革命如何评价，现代革命已经成为今天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中国的这两大传统既有联系，但又有很大差别。中国如何把这两个差异极大的传统熔冶于一炉，并且根据历史的需要最终冶炼出一个新型的中华文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也关乎中国现代化和转型的前景。

                 为“中学为体”辩护

    19世纪以来，面对古老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难题，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精英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转型路径。

    作为一思想立场或文化态度，“中学为体”本身并没有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只能以自己的传统为本，这是没有选择的。历史的基因已经渗透和积淀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灵魂之中，正如中国人无法通过漂白自己的皮肤而变为欧美人一样，中国人也无法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中华之根。所以很难想象中国人能够以“非中国文化”为体。

    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李泽厚先生曾提出“西体中用”，但他讲的“体”已非原来“中体西用”的“体”，而是指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因为现代社会的科技和工业进步来自西方，故称之为“西体”。李泽厚自己明确讲他是用“西化”这个概念来概括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其实这个说法已经脱离了原来“体”、“用”之辩的原意，对今天思考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启发不大。

    当19世纪的冯桂芬、郑观应、沈寿康和张之洞等人先后提出“中学为体”时，本是指中国赖以存在的思想精神，这跟今天常讲“民主宪政是立国之本”，或“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的意思大致一样。简而言之，这个“本”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核心。

    但是，尽管“中学为体”无可非议，并且值得辩护，但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在他们界定的具体内涵上则是有严重缺陷的。

    这个错误有两点。第一，体用不可分。这一点严复讲得很清楚：“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并立，合之则两亡。”体用不可分割，“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都只能是一些人的主观想象，而难以成为现实。

    第二点更为关键。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学”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其内容和外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洋务派讲的中学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纲常伦理。这并不符合中华文化发展和演进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到汉代“独尊儒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推“胡服骑射”，就已经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异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事实上，儒学并未一统天下，诸子百家中的许多流派仍在民间流传和发展，并不断融入儒学。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孔孟之后，汉有董仲舒、宋有程朱理学，明末清初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儒学的发展实际上从未停止。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发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最终与儒道合流而形成儒道释合一的新传统。结果，佛教在其本土发源地不断衰落，但在中国却不断发扬光大，影响遍及东亚。以禅宗出现为标志，佛教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以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潮先后传入中国，也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在一起。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迅速中国化，成为中国现代建国的意识形态根基。从现实上看，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今天讲“中学”，必然不能不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唯有把“中学”理解为一个流动发展，自我更新的概念，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学”，才能理解“中学为体”。如果仅仅把传统儒学理解为“中学”，那就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恰恰是背弃了兼容并包，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

                          化西学为中体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西学既不能仅仅为“用”，也不能为中国发展之“体”，因为“体”、“用”不能分。对待西学最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做法是“化西学为中体”。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应当努力学习西方社会的一切先进事物，无论是西方器物层面的先进东西，还是精神层面的人文思想和社会理论，都需要尽可能引进到中国社会。但这些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并不仅仅是作为“用”，也不能取代中华文化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体”。这些来自西方社会的先进西学只有融入中华文化，最终成为中学的一部分，这才是唯一的正途。

    要理解“化西学为中体”，必须要理解“中国化”这个重要概念。“中国化”在中文里面是一个内化的概念，它是指把非中国的外部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吸取到自身内部，从而使中华文明自身不断更新。每一个文明都有吸取外部先进文化的能力，有的还相当出色。但是，为什么说“中国化”是中国一个独特的能力？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原生性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是三千年左右。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代表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原生性的古老文明，这种文明的概念远远超过了当今民族国家的含义。中华文明就像过去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一样，其外延和内涵均不同于今天的民族国家。除了中华文明，其他古代文明都已经湮灭或因长时期的中断而失去传承。唯有中华文明，经过无数次凤凰涅槃，至今生生不息。

    第二，即使在中华民族遭到异族征服的时候，中华民族也能够凭借自身的文明反过来从文化上同化外部敌人，最终使自己成为主体而把外部入侵者融入自身。比如元朝、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最终被中华文明同化，成为中国历史和疆域的一部分。

    发源于东亚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与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对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能力。任何主义、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国人都可以把它拿来“中国化”。今天中国社会中的两个重要基础性要素，社会主义和现代自由市场都来自西方，但这两种要素都已经中国化了。

    四川菜是最为道地的中国传统菜系，但作为川菜之魂的辣椒却是来自海外，所以中国人也把辣椒称为“海椒”，是从国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但是四川菜把来自异域的辣椒化为川菜之魂，这说明中华文明拥有同化异质要素的强大能力。

    琵琶和二胡是中国民族音乐中的两个主要乐器。琵琶，被称为“民乐之王”，是中国民族乐器中独奏表现力最丰富的乐器之一，同时也在民族乐队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琵琶是在南北朝时从西域传入，最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中的核心乐器。二胡也是中国民族乐队中的核心乐器，中国民族音乐中有许多著名的曲子都是由二胡演奏的。在历史上，二胡也是在唐宋之际从北方游牧部落传入的。

    从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看，中国学习和容纳异质文明的脉络非常清楚。鸦片战争失败，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开始虚心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甲午战败，开始学习西方的典章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开始虚心学习美法两国的共和制度；辛亥革命后中国濒临解体，中国又开始以俄为师，用共产主义理论来发动下层劳工大众进行平民革命；用红色革命建国后又发现“不断革命”是一条走不通的乌托邦之路，于是开始引入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

    这当中，中国走的每一步，都是希望用其他民族或其他文明中的进步因素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主题，就是试图通过向西方世界学习来完成自己的民族复兴。今天中国的道路，就是这种开放、兼容并包的发展模式促成的。

                              （寒竹：旅美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