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及导航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橙，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背，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 从而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

　　美国记者罗伯特•坦普尔曾把李约瑟的名著《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提炼为一个浓缩本，名为《中国: 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这本书选择出中国古代的100个“世界第一”的科技发明与发现，并配上100幅图片，加之活泼流畅的文笔，成为普及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通俗读本。罗伯特•坦普尔通过比较研究，惊奇地得出上面的结论。

　　其实，中国影响西方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更有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

　　16-17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西传欧洲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走出长达千年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开始踏入近代文明的门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五百年间，欧洲流行的是“东方主义”，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对东方的一切都着迷”（这时的东方主要指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歌颂东方、赞美东方和崇尚东方的言词见于该时期许多著名学者的论述中。东方被西方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莱特斯也说：“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一般都认为中国远胜于欧洲，不论在科技或在经济上皆然。”在18世纪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哲学家当王”的国度，是欧洲人应该“学习的榜样”，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真正有所改变。

　　16世纪，来华的欧洲基督教耶稣会士利玛窦，首先用拉丁文翻译朱熹注的《四书》，经金尼阁等人传入欧洲后，在欧洲引发了“中国热”，“中国学”（Sinology）也正式登堂入室成为欧洲的显学。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影响所至逐渐超过中国经典原著本身，直至今天，人们还能在梵蒂岗图书馆看到十四种西人研究《易经》的著作。17世纪的欧洲学者评介和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影响最巨者当推比利时神父柏应理于1687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的中文标题是《西文四书解》，其《导言》部分对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家都有评介，并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图，介绍了宋代朱熹的理学和易学研究以及朱注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等书目以及“太极”、“理”等新儒学范畴。有“欧洲的亚里士多德”之称的莱布尼茨，曾评价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说：“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亲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加以收集、编辑而成。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作为笛卡尔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欧洲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一，莱布尼茨的话反映了当时欧洲主流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视程度。

中国文化西传与欧洲启蒙运动

　　中国文化的适时传入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以反教会、反封建和弘扬人文精神为其思想宗旨，中国文化与从阿拉伯人那里新发现的希腊文化汇合起来，弥补了以基督教启示神学为主流的欧洲思想传统在人文主义方面的短板。

　　中国思想文化对启蒙时代以法、英、德为主的欧洲各大国都产生了影响。1688年6月《巴黎学术报》（Joural des Savants）上刊载了一段话，可以供今天的人们深思：“中国人对于德行、智慧、仁爱、慈惠、礼貌、威仪、谦逊，以及畏天命敬神之道，特别看重，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听了一定兴奋。再者，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所给予的启示。”法国史学家G•莱姆森（G.Lamson）认为，17至18世纪的欧洲，“思想之转变，不仅由于抽象之思考，且亦由于具体的新事实之发现。此具体的新事实，即指中国文化之传入欧洲，予当时思想家以鼓励是也。”法国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以及重农学派首领魁奈是在欧洲倡导中国思想文化的重镇，伏尔泰认为中国哲学远在希腊哲学之上，他对孔子的崇拜影响了整个法国思想界。魁奈则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百科全书派”的首领狄德罗甚至认为在儒家思想面前，欧洲人应该“感到惭愧”。

　　在英国，写作《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的史蒂文（Steven）爵士认为，自从非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联系以后，才使得英国人对人类历史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写到：“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但与基督教徒同样地快乐。英国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权，全是用中国人的议论，向传统的基督教徒进攻。休谟谓：‘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权的信徒。’即可知之。欧洲自由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彼等攻击基督教神学所持之理论，几全为孔子的学说。”不仅如此，英国的上流社会对儒学的理解非常到位，譬如，“鲍林白洛克（Lord Bolingbroke）以贵族政治家身份，宣扬中国文化尤力，其致Swift函有云：‘孔孟皆为最奇特形而上学家，同时亦为最佳之道德家。其学说分三部：一、个人对自己之责任（修身），二、个人对家庭之责任（齐家），三、个人对国家之责任（治国）。总之，每人皆可做哲学家，亦可担任公务，以前之人如此，今后之人亦如此。进而为政治家，退而为哲学家。” 这实际上就是儒家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实践哲学。在英、法、德三大重要欧洲国家里，德国思想界则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易经哲学和朱熹理学，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和其弟子沃尔夫成为宣扬中国哲学的重镇。

　　中国文化对西方近代政治体制的影响

　　17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中国基于道德理性的政府正是欧洲中世纪世袭领主制所最缺乏的，他们赞美中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政治制度为平民进入统治阶层铺设了通道。一位西方学者写道：“儒学体系中最让欧洲人感到欢欣的要素之一就是学者在中国的地位。欧洲大陆的学者们的这种共识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启蒙运动开始之时……这个东方帝国就被视为是一块摧毁了政治家和学者之间樊篱的土地。当伏尔泰在政治改革的领域中小心翼翼地探索时，他把‘哲学家’做王的中国作为理想国，并以此提议选拔‘启蒙哲学家’出任内阁部长。伏尔泰被称为‘费尔梅的孔夫子’，这只不过表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阶层内心中的一种向往而已。”

　　在制度方面，中国的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历史悠久，然而“欧洲的学校考试至18、19世纪才趋于发达”，直到19世纪才在英国出现了近代化的“文官制度”。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虽然西方文官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相适应而发生发展起来的，然而，西方学界从不否认这是从中国学来的。如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说道：“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美国学者罗纲德也写道：“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对于这一制度的影响，而它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我们认为中华帝国科举制度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传播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实施和发展行政精英的基础。毫无疑问，美国公务员竞争考试的特征主要受英国的影响，而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则来源于中国。”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他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 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可见，今天的欧美人并不忌讳他们在政体设计上曾经向中国学习过。

中国哲学的西传与欧洲近代哲学形成的贡献

　　当中国哲学被传教士翻译并介绍到欧洲去之后，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西方近代哲学的形成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莱布尼兹的《论中国哲学》、马勒伯朗士的《一个中国哲学家与一个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沃尔夫的《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伏尔泰的《论孔子》、魁奈的《论中国的专制主义》等著作，都是当时著名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所做出的积极回应。

　　伏尔泰认为：第一个哲学家不是任何一个希腊人，而是中国的孔夫子。这种观点在今日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头脑中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如今的西方学者也没有忘却这段史实，如，由英、美两国学者编写的《剑桥17世纪哲学史》一书，开宗明义在其《序言》中就把近代欧洲哲学产生的外来思想资源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希腊哲学的发现，其二是中国哲学的传入。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写的那样：“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我们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看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实体”或“本体”与无神论

　　希腊哲学提出了“实体”概念，“实体”或“本体”就是宇宙的本质存在和本源存在，故形成了希腊哲学的本体论传统。但中世纪欧洲人不知希腊哲学为何物，由于十字军东征，希腊哲学才被发现。13世纪欧洲出现了理性神学，即经院哲学，所谓“经院哲学”，实际上只是神学的婢女——神才是最高、最后的本体。到了17世纪，欧洲终于诞生了希腊式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被公认为是其创始人。与笛卡尔齐名的还有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此三人并称为“欧洲哲学之父”。三个人有着共同的学脉联系，可统称为“笛卡尔学派”。

　　许多人不知，笛卡尔学派的三大创始人都与中国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笛卡尔与斯宾诺莎有着相同的学术师承，那就是耶稣会士；而莱布尼茨自始至终与在华的耶稣会士保持着通信联系。笛卡尔从8岁到16岁在耶稣会学校中接受了8年教育，这影响了他的一生，致使“他的著作泛发着一股从柏拉图到当时的任何哲学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气质”。斯宾诺莎的哲学，被德国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说成是一种异于欧洲传统的“外来种”，是“东方的余风流韵”，康德甚至直指斯宾诺莎的哲学来自于中国的道家哲学。至于莱布尼茨，他毕生都推崇中国哲学，而且益于言表。

　　——德国哲学与黑格尔

　　在欧洲，德国民族是哲学的民族，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康德是十八世纪的人，为什么到十八世纪德国才有所谓的“古典哲学”？照理说，17世纪的莱布尼茨才是德国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实际上，康德是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徒孙子，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嫡系传人，而且“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又是在德国倡导中国哲学的重镇，因此，康德哲学也有着深厚的中国因素影响的背景，所以后来尼采就把康德说成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至于后来者黑格尔，尽管他对孔子和中国哲学说了许多贬低的话，但他为了解中国文化下了很大功夫。如，他在写《历史哲学》时几乎读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文字材料和译成西文的各种中国经籍。除此之外，黑格尔对前人的中国文化观也是熟悉的，他确实也说过一些中国的好话。如黑格尔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他认为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着贵族阶层，除皇室以外，人人平等；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值得欧洲人学习，“只有那些机敏的人才能参政。要职都由最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担任，因此中国常常被称为理想的国家，甚至于被当作我们应当效法的样板。”他注意到科学和文化在中国受到重视，“如果我们谈到中国的科学，那么我们迎面碰到的便是关于它教育先进、历史悠久的显赫名声。假如我们深入一步，那么我们看到的是：科学极受尊重，确切地说，公开受到政府发起的高度评价和促进。”

　　中国哲学的“道”或“太极”，在黑格尔那里叫做“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中国哲学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黑格尔那里就叫“正反合”或“对立统一”或“否定之否定”。在西方哲学家中，再也没有哪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像黑格尔那样与中国哲学这样接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看到了这点，朱谦之先生甚至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大学》的翻版。当然，黑格尔杰出的独创性成就也是不容否定的。

　　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黑格尔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

　　始于四百年前的中学西传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回应，成为欧洲近代哲学发生重大转向的外部动力，其显著成果便是在哲学领域用“理上帝”取代了“神上帝”。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所需要的是一个理想化的中国，而当时的中国并非像他们描述的那样理想，相比正在崛起的欧洲，中国国势已呈日趋下降之势。第二，启蒙主义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吸收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入欧洲后在很大程度上被欧洲化、本土化了，以致在今天看来，即使一些典型的中国文化要素，也被抹上了一缕明显的异域色彩。欧洲思想家一方面运用来自希腊和中国的“理性”与无神论哲学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锐利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他们把中国哲学“原则”融入欧洲哲学范畴、纳入了西方的思维形式之中，中国元素被深深埋藏在西方语境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