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晟老师，首先感谢您长期关注我们，像您这样重视中国大本大源，大是大非问题的人已经很少了。没有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如何能独立自主地解决现实问题？迷失自我如何能洋为中外，古为今用？

过去几十年来，太多学人在西方学术专业的华丽外衣下埋头越来越琐碎的问题，甚至忘记了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个重要使命——从史学到经济学都有这样的趋势。

我曾多次论及大六经工程的主旨“增续六经，再造中学”，看到您的留言，觉得可能还有很多地方没说清楚。所以专门向您汇报。

为什么不强调延续和“赓续”六经，而是强调“增”之一字呢？关键是要摆脱汉学和宋学固化的经学框架，回归人类轴心时代的经学观念。比如汉宋之学承认《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为经，但《逸周书》在先秦也同样称“书”，它和《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并无高下之别，且一些篇章十分重要，如《逸周书》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再加上清华大学入藏的清华简尚书类文献，需要增加的内容甚至超过了《今文尚书》《古文尚书》53篇的总和，所以我们就不能只谈延续了，必须强调“增”！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经学”，当时为了快速取得思想统一，将官方经学限定在伏生所传《今文经学》28篇，孔安国所传古文25篇未立于学官，未开利禄之途，只在民间私下传授。《古文尚书》至东汉才逐步流行起来，且异本并存。《后汉书·儒林列传》说，右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杜林同郡人贾逵为古文《尚书》作训诂，马融为古文《尚书》作传，郑玄为古文《尚书》作注解。从此以后，古文《尚书》才风行于天下。“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这个源于杜林的郑注本实际和目前流传下来的《古文尚书》有很大区别，其中有13篇为今本所无。

今天我们所说的《古文尚书》，就是汉武帝末年出自孔子故宅墙壁中、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尚书》，其数量竟有百篇之多。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孔安国只整理、注释了五十多篇，并没有继续整理下去。若将孔壁《尚书》全部整理出来，对于中华文化来说是怎样的幸事啊，后世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关于《尚书》的复杂论争了。

今天早上，读到当年御史大夫孔臧写给从弟孔安国的信。孔臧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孔安国将整理工作继续下去——古人重视经典之心，千载之下，仍令人感动。他说，谁会想到古文《尚书》原有百篇呢？我知道你以今文配古文，以隶书、篆书推定科斗文，定为五十多篇，并且为其作传。其余竹简错乱，磨灭不可分辨的，欲将它们留给后贤，这确实合乎孔子的阙疑之义。世代推移，名物制度变化，文体字义难知，以仁弟之博闻聪敏，既善于推理，又精习其书，尚且放弃整理，不肯留意三思，那么就算将来有爱好古学的大儒又能怎么样呢？哎，真是可惜啊！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籍，有缺失而不补；圣祖的事业，有一半沦为泯灭。后世君子将到哪儿取法？如果颜渊、闵子骞不死，子游、子夏复生，岂能这样做？岂能这样做？《孔丛子·与丛弟书》：“何图古文乃有百篇邪……知以今仇古，以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云。其余错乱，文字摩灭不可分了。欲垂待后贤，诚合先君阙疑之义。顾惟世移，名制变改，文体义类，转益难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习其书，而犹尚绝意，莫肯垂留三思。纵使来世亦有笃古硕儒，其若斯何？呜呼！惜哉！先王遗典，阙而不补，圣祖之业，分半而泯。后之君子，将焉取法？假令颜、闵不殁，游、夏更生，其岂然乎？其岂然乎？”

我们生于和平盛世，大量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出土，地不爱宝，至层出不穷，又没有汉宋两朝利禄之途的羁绊，又怎能不去增补六经，而任其重要篇章被漠视、遗弃呢？若株守五十多篇今古文，岂是孔臧那样先贤的本义？——“假令颜、闵不殁，游、夏更生，其岂然乎？其岂然乎”？

至于阐发六经义理，沟通古今的学者，21世纪之中国简直可说是凤毛麟角。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不能以经学为文明法典定义自身，空谈中国模式，又何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岂不悲乎？岂不悲乎？

至于您说到的“再造中学”，这是不得已的事啊！因为至清末，先秦系统圆融的内圣外王之道术，已经成为散乱的知识堆积，根本提不起来用以支撑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清末民初学者不得不用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导致中学成为西学的附庸，一直到今天这种趋势也没有整体的改变。

我们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跟着汉朝的章句之学讲，也不能跟着宋明理学的路子讲，更不能依附西方学术的路子——将经学肢解入哲学、史学诸科。在21世纪的全球大争之世，我们要向世人讲清楚中华文明于东亚大陆持续发展、持久和平，生生不息5000年的奥秘，为人类未来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可行、可靠的中国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借鉴西方体系化的学术形式，按研究内容分门别类——重整文化山河，再造中学！

具体说，就是我们不能再只讲传疏，也不能只讲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我们要按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合并经史子集中的同类内容，合并同类项，创立新学——这就是我们提倡的孔门四科，包括德行、政事、言语、经学（文学）四大类。

以言语科为例，它由名学和纵横术构成。名学主要在墨家和名家之中，只有将二者整合起来，才能让世人看到名学的全貌，看到中国存在不同于西方的逻辑体系，才能让中国逻辑体系挺立于世界逻辑体系之林；纵横术也是这样，除了研究《鬼谷子》这样的经典，还要研究被后世归入史学的《战国策》，因为《战国策》是纵横家的游说范例集。要深入理解《鬼谷子》，不研习《战国策》是不行的。可喜的是，关于纵横家与《战国策》的有机联系，当代已有许多学者看到这一点。比如缪文远先生就指出：“纵横家对游说之术非常重视，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他们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的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1】

我们研究政事科法家也是一样，如果不研究黄老道家、名家，法家的诸多概念将不能被理解，因为法家就叫形名法术之学。可是学者们习惯于西方越发细化的专业分工理路，还要分为齐法家、晋法家、商君学派之类。至于中国治国理政的法则及其时代意义，则不是这些先生们关心的，因为他们早已将中国文化本身史学化了——研究的基本路线就是将对象不研究死不停止。

研究学术如医生治人，是为造福人类。但中国学界研究国学的基本范式却是“不死不休”；我们不愿如死鱼般随波逐流，这就是多年来我们遭到学界排斥的根本原因。

经学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大宪章，中国人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的基础。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贯通被汉武帝割裂的经学和子学，这里的子学不仅是诸子百家，还包括众多法律制度。比如《尚书》《礼记》等经典重视选贤与能，我们只与《墨子》等诸子百家关于贤能政治的论述相参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将之同汉朝的选举法《功令》和其他众多法律联系起来，看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要将中国特色的贤能政治同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体系作横向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贤能制与民主制的异同，如何使二者美美与共地发展。不能一提中国政治就是封建专制，一提西方就是自由民主，这样不利于东西方互相了解，互相学习。

“再造中学”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一场革命，其困难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因为我们知道，不超越西学、宋学、汉学，就不能恢复人类轴心时代生机勃勃、自洽圆融的内养外用之学——中华道术，就不能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以现代人更易理解的方式贡献给世界！

“增续六经，再造中学”的提法可能不太温文尔雅。面对中国与世界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范式的大转型，这却是现实所急需的。

多年来，我们在各界友人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应看到，我们仍处在“孤僧守祖庭”的阶段。让中华文化龙腾于全球，需要大家“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地不懈努力！

改天换地，拯救不可持续的西方现代文明于水火的伟大事业，需要像您这样仁人志士的参与！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翟玉忠

2024年5月17日于北京奥森

注释：

【1】缪文远：《中华经典藏书·战国策》，中华书局2012年版，“前言”第1页。

崔晟老师留言原文：

我一直关注您的朋友圈儿，因为我身边像您这样有根基有学养的人不多。

我很是敬佩，所以对您说一些实话，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现在各方面，从民间到官方，已经提到“赓续”六经，你用“增续”，这个词一般都要少用，气势上没有赓续好，赓续也可以增之嘛，也可以变嘛！我是这样想的，这个词儿，不是特别雅正。

还有你用“再造中学”。“再造”这个词儿也不是特别美，总有一些硬斧头砍的感觉，而文化是一种浸润。用于“再造山河”，暴力色彩多一些，我感觉那是一种对立、强势，不是那么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