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实混乱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教授，从整体上说，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中国历史和现实，而是每个汉字后面对应的西方语词内涵。东西方迥异的历史进程，使得西方学术话语与中国现实常常处于驴唇不对马嘴的窘境，中国学者也因此退化为“只会用汉字书写的西方学者”。 1、全盘西化的学术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 如何在理论上理解中国国家组织形态？学者们考虑的不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作为大一统天下的现实，而是与“国家”一词对应的西方概念，并用之来解释中国。由于中国既不是一个nation（侧重于民族），也不只是一个country（侧重于国土），更不是一个states（政治意义上的州），所以就开始故弄玄虚，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是三者的混合物。这样的解释除了玩弄辞藻，混淆是非，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当然中国既存在不同族群，又有国土，还是政治组织。这些都正确，但它实际相当于什么也没有说。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称谓是数千年演化的结果，其内在逻辑适用于此国，却很难适用于他国。比如德国人称自己为Deutschland，拆开就是deutsch（讲德语）加land（土地）。德国就是讲德语的人的土地。德国人这样指称自己是可以的，但我们用这种定义方法指称中国或美国就显得不合适，我们不能说中国是讲汉语的人的土地，美国是讲英语的人的土地。 中国就是中国！它从大一统天下要求的建立稳定政治核心——建中立极、“建用皇极”演化而来。最初指在“政治的中心”首都地区治理天下，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何尊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后来国人逐步用中国指称我们自己的国家。过去四五千年，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政治组织形态一直没有变，现实仍要求我们“建中立极”，“要在中央，事在四方”。 西方从未有过大一统的天下组织形态，也不存在如何“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满脑子西方观念的学者又开始用多民族帝国（国家）之类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其实这也是导致名实混乱的错误比附。【1】 我们比较西方文明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典范古罗马帝国与大一统王朝汉朝，就会发现只有中国实现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即天下既有统一的学术教化，又有贯彻至基层的政令法规。《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里的风，就是教化的意思，贯是中央政令能贯彻到基层。《毛诗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罗马帝国同汉朝一样是个多族群的大型政治共同体，但罗马是“皇权不下省”的，各地方仍保持高度自治的状态，这也是一旦罗马中央政府永久性地衰落，各个地方的实力派能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再也不能统一的原因，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十分独立的。潘岳先生写道：“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更没有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中央委派的财务官也只在行省而不下基层，更懒得设垂直管理的基层税吏，征税就摊派给地方领袖。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做决断。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并不想处死耶稣，然而在犹太领袖们的强烈坚持下，还是不情愿地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2】 当然中国也有个别朝代“皇权不下县”，但那只是说没在县以下设立更低一级的行政机构。大一统的天下治理模式，通过编户齐民的基层组织，政令总能够到达最基层。即使外族统治的清代，州县佐杂官也开始分辖乡村，并分划辖区进行治理，在若干区域形成了稳定的县之下的区划体系。【3】 除了政治权力深入最基层，大一统天下治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共同体主要依靠学术思想的教化统一起来，而不是军事力量。所以历代王朝建国之后，完成了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上的统一，很快就着手学术思想、文化教化上的统一。从周公的制礼作乐，到汉武帝的“表彰六经”，从唐代编撰《五经正义》，以及明清两朝提倡理学，其目的都是实现教化上的大一统。而罗马帝国不是这样，罗马帝国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员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根本不会，也没有人想在基层设立学校教授拉丁语。罗马的多神教表面上十分宽容，实际上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多元而没有一体，最后罗马多神教成为瓦解破坏社会伦理的无节制娱乐。潘岳先生指出：“罗马本土的多神教，没有严肃的道德规范，无法约制罗马社会堕落。罗马堕落源于富有。毫无节制的个人享乐成为社会风尚，婚姻家庭责任全面瓦解，国家居然要靠立法来对独身施以重罚，要靠公务员升职来对婚内生子予以奖励。多神教从宗教变成了娱乐。富贵人家花钱祭神，民众参会取乐，有事求神，无事享受。”【4】 公元前313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了基督教合法性，从残酷迫害到赋予主教司法权；公元392年，狄奥西多皇帝正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并摧毁了多神教的神庙。但由于基督教是一种生活信仰，缺乏发达的政治经济体系，结果只能将圣与俗，“上帝”与“凯撒”分立起来。再加上基督教本身强烈的排他性，使其不可能成为一种天下普适的文教体系——至今仍然是这样。 反观中国，我们早就建立起了与政治相统一、超越地域性宗教的内圣外王知识体系——道术，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具有真正的普适性。依靠这种人文精神，过去五千年来中国“人文化成”为一个难以裂解的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 遗憾的是，由于当今学人多不知大一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本质，他们常常在肯定中国“多元”的基础上，否定维系“一体”的纽带——中国文化及其宏大学术体系。“罢黜中学，独尊西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潜意识。结果，全盘西化的学术成为反对中国大一统的致命内因，这已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使中国成为中国，维护政教大一统是每位学人的责任。有些人高举西方现代性的大旗，认为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西是中非”，明目张胆地破坏中国的政教一统，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于这种最阴险的独立势力，绝不能姑息养奸！无论这些人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有意！ 2、名不正则事不成 2500年前，面对卫国名位失常，名实混乱导致的长期动乱与衰落。在卫国当官的子路问孔子，假如卫国国君请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从哪里做起呢？孔子斩钉截铁地回答：首先必须正名分！这引起子路的极大不满，因为执政者首先关注的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哪里还能想这么“迂腐无用”的哲学问题。孔子对于子路的无知，不禁感叹：子路，你真是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若是人们社会职位、职责不清，讲起话来就缺乏权威性合理性，说话缺乏权威性合理性，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才好。《论语·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子路姓仲，名由——笔者注）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没想到，最后子路本人也死在公元前480年卫国内乱之中。临死前，他还在为自己正名。作为君子，不能不戴好帽子。当时敌人击伤子路，并斩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说：“君子可以死，帽子不能掉下来。”说完系好帽子就死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石乞、壶黡）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过去百年来，中国学界被西方现代性的锁链套牢在西式观念的洞穴中，见不到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阳光，连中国本身都不知如何在理论上说明。只知西方之名，中国学界“失名”、“失魂”，将导致话语权乃至文化主权的丧失。如此，我们何以正名？警惕啊，中国学人，诸君不见子路之死乎！ 无论去大学讲课，还是与学界朋友交流，我常常提问：你们认识“一、二、三、人、口、手”吗？ 学者，专家从少年时代就认识这些汉字，但若问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就鲜有人知了，因为学者专家脑子里只有西方意义上的概念。为了让一般的读者理解这些字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我们不妨根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将其文化意义抄录如下： 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二：地之数也。从偶一。 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 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 手：拳也。象形。 除了口和手因为是十分具体的事物，东西方观念能够相通外，“一、二、三、人”的观念东西方差异都很大。中国文化中“一”和宇宙人生的基本法则——道相关，是对道的特点的描述。“二”的观念则出自《易经》之数；“三”和“人”的观念体现了中华世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基督教文化中，人天生带有原罪，人是神的仆人；而中国文化中，人是与天地并列的三才，是天地间最为高贵的存在物——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本观念实导源于此。 进而言之，中国文化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都与“立于一”的道相联系。孟子也曾说：“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东汉赵歧注：“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也就是说，无论修身，还是治国，都要做善事，行善政，能够坚持不懈，全心全意，打成一片，就近于道了。 人类要想和平安定，必须“定于一”，坚持内行善政、仁政，而不是靠武力对外征服——先内后外，这是中国古典战略理论基本原则之一。【5】《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畏，这里是威严的意思——笔者注）焉，卒然（卒然，突然——笔者注）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赵歧注：“孟子谓仁政为一也。” 在孟子的观念中，仁政即源自尧舜时代、西周大一统的王道政治。所以“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 我们想在修养上有所成就，也要如《礼记·中庸》所说的那样“择善而固执之”。时时处处反省自身，即使独居暗室，也要行善，博施济众，服务他人，这样才能成为仁人。郭店楚简《五行》引《诗经·曹风·鸤鸠》，说明“一”对于君子修养的重要意义。“‘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作者是说，《诗经》上有：“布谷鸟在桑林筑巢，有小鸟七个她细心哺育。品性善良的好君子，他仪容端庄始终如一。”一个人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能够和谐，归于天道，才能成为君子。所以君子要时时处处反省自心。马王堆汉墓帛书本《五行》注：“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为一心也，然后得之。一也，乃德已。德犹天也，天乃德已。” 能够“一心”，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践行仁，服务人民，方能打成一片，得大成就。难怪孔子高度称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第六》）这是怎样崇高的境界啊！ “一”对于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乃至人类和平发展如此重要，如果我们仅将其理解为西方观念中的“one”“unu”，岂不是买椟还珠式的愚蠢！ 过去两千年来，那些征服中原的少数民族总会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因为中原汉族文明是先进的文明，只有吸取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才能实现长治久安，靠任何一种宗教、任何强大的军事优势都做不到。比如五胡乱华中，第一个建立少数民族政权的汉赵开国皇帝刘渊，本是南匈奴人，他读《毛诗》《尚书》，最爱《左传》和《孙吴兵法》，深谙中国文化——今天那些天天宣扬“中国文化无用论”“中华文明落后论”“中国本土无学术”的学者，难道还不如一个外族的入侵者吗？他们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叛国！ 是回归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为中国概念正名的时候了。如果中国学界仍然坚持“罢黜中学，独尊西学”、错把“西方作中国”，他们只会离中国现实越来越远，早晚被历史和人民抛弃！ 目前，许多中学生都知道西方的形式逻辑，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也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复兴。而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的名学，整体上仍然是西学的附庸，学界大多用西方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等西方学理解构之，至于中国名学如何推理和应用，则成了“历史之谜”。清华大学的科学史专家直接称中国人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只有模糊的“诗性思维”，“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严密性、确定性方面，是比较欠缺的”。【6】 名学已成天地孤学，陆沉如此！ 还是孔子那句话：名不正则事不成！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回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回归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而这一切，都必须从正名开始。 这也是我们出版《中国名学》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注释： 【1】任锋 杜立昊：《超越帝国迷思：钱穆秩序论述的三重异议》，载《孔子研究》2024年第6期。 【2】潘岳：《中西文明根性比较》。新世界出版社2022年版，第116页。 【3】胡恒：《反思皇权不下县》，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7日。 【4】潘岳：《中西文明根性比较》。新世界出版社2022年版，第123页。 【5】翟玉忠：《平天下策——<管子>古典外事理论三原则》，收入拙著《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版。 【6】杨桂清：《在教育悖论中呵护科学精神——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载《中国教育报》2018年0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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