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史上，两个巨大文明板块的撞击注定会引发天崩地裂的变革，其中有悲情，也有喜剧。

印度佛教对中华礼义文明的冲击如此巨大，导致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生了蜕变。按照佛教判教的逻辑，宋明理学家正式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其他诸子百家则被划入异端；“五经”的首要位置被“四书”所取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本身也被佛教化了，其本来面目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难以恢复。

过去十几年，我和同道们出版了几本专著，专题讨论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人认为我们“反儒家”。【1】事实上，我们只是想恢复“四书”的本来面目，复兴“真儒学”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教化地位。

我们也从未否定宋明理学家的重要历史贡献。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在佛教流行的魏晋南北朝之后，宋明理学家强化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通过“四书”，提炼出具有本土特点的心性之学；古代“礼不下庶人”，宋明理学家将礼义深入社会最基层。

1、在佛影幢幢中强化中华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让我们梦回大唐。

当玄奘西行的驼铃渐渐远去，韩愈在《原道》中疾呼“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越之声，揭开了华夏文明自我救赎的序幕。宋明理学家们并非简单的复古者，而是在佛学浸润的土壤中，以儒为根，融摄百家，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深刻的主体性重构。他们的贡献，恰似在青瓷碎片上烧制出新的釉彩，既保留了传统的胎骨，又焕发出时代的光泽。

魏晋至隋唐六百年的佛学东渐，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文化置换。北魏迁都洛阳时，“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洛阳伽蓝记》），士大夫“谈空说有夜不眠”（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半是禅僧半道仙。至唐武宗灭佛前，全国寺院达四万余所，僧尼二十六万人，佛教俨然成为精神领域的“第二王朝”。这种文化侵蚀的危机，在程颢“吾儒本天，释氏本心”的判教中达到顶点。

宋明理学的破局之道充满张力：表面上高举“辟佛”大旗，实则暗度陈仓完成对佛学精髓的转化。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时，特设“观心斋”，表面批判禅宗“明心见性”，实则将禅宗心性论注入儒学体系。他在《中庸章句》中论“未发之中”，恰似天台宗“一念三千”的儒家翻版，却以“天理”为终极依归。这种“明排暗摄”的策略，如同将佛道淬炼成儒家金丹：周敦颐《太极图说》化用道教丹道图式，张载“太虚即气”暗合华严宗法界缘起，二程“性即理”则是对《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的创造性转化。

这种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在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辩中达到高潮。当陆氏以“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诘难时，朱熹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回应，实则昭示着儒学已建立起脱离其元典的形上体系。这里所谓的超越元典指的是以元典为据，又不受元典的局限。而两汉经学和唐朝的五经之学，相对于理学而言，是“死于句下”。理学将中华本土思想进行重新挖掘、整合、创新，形成了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道、器、理、气、诚、敬、静等为概念体系的万物化育学说和修行方法。正如钱塘江潮吞纳百川却保持一丝咸味，宋明理学在佛学浪潮中努力维系华夏礼义文明的主体精神。

2、“四书”体系重放心性之光

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是内圣外王一贯，天人之际无间，很少只言“天”而不言“人”，只言“内养”而不言“外治”。《内业》《心术》诸篇，它们都夹杂在专论治国理政的黄老经典《管子》中。

由于《中庸》有更为抽象的色彩，所以汉以前即有人专门解说。《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文献有《中庸说》二篇，可惜早已失传，也未题作者。

但《大学》在唐以前还只是《礼记》中的普通篇章，朱熹却将其擢升为“初学入德之门”，这种经典重构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核聚变”。宋明理学家们将《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未发已发”、《孟子》的“尽心知性”、《论语》的“克己复礼”熔铸成完整的心性论体系，如同将散落珍珠串成价值连城的项链。

这种提炼绝非简单的文本重组。王阳明龙场悟道时，在石棺中参悟“格物”真义，将《大学》的“诚意”与禅宗“直指本心”结合，大倡“心即理”。他在《传习录》中论“知行本体”，犹如将孟子“四端说”装入般若智慧的容器。农妇清晨推磨时体会“事上磨练”，樵夫山歌中暗含“百姓日用即道”，这种将玄妙心性之学落于炊烟柴米的智慧，使儒学获得了穿透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其影响所及直至21世纪的今天——许多企业家都是心学的粉丝，尽管心学与企业管理相去甚远。

心性之学的精微与难以拿捏的特点，在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辩难中可以略见一斑。朱熹编《近思录》，将周敦颐“窗前草不除”的自然天理与张载“民胞物与”的伦理关怀并置，构建起“理一分殊”的宏大体系；陆九渊在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以“义利之辨”直指本心，开启后世“六经注我”的思潮。这种看似对立的学术争鸣，恰似阴阳双鱼在太极图中的相生相克，共同推动着心性之学的深化——为中国文化拓展着久已陆沉的内在修养之维。

3、礼义文明的下沉与重生

古圣先贤不是不希望所有人都遵守礼仪，而是不强求贫者遵守所有礼仪，并承担其相应的费用。

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古老戒律，在朱熹编撰《家礼》时被打破了。这位理学宗师任同安主簿时，目睹乡民祭祖“杂用浮屠”，遂将《仪礼》简化重构——士庶通用的冠婚丧祭仪轨、祠堂建筑的等级规制、日常起居的进退之节，这些细致入微的设计，使礼制如同春雨渗入民间社会。

更具革命性的是吕大钧《乡约》的实践。在蓝田试验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条款与保甲制度结合，创造出道德自律与社群监督的双重机制。明代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将心性修养与基层治理熔为一炉，这种“礼法合一”的治理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使理学成为庶民的生活指南。

宋以后礼俗改革最动人的成果，见于明代的宗族建构。在江南许多地方，宗族甚至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组织机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至今犹然。当理学通过《家礼》《乡约》将宗法伦理注入市井阡陌，原本松散的民间社会被编织成经纬分明的网络——这从制度上保障了礼义的推行

站在今人的视角回望，宋明理学的三大贡献交织着文明重生的壮美与代价。当朱熹将“存天理灭人欲”刻入贞节牌坊，当王阳明后学将“致良知”异化为心性空谈，理学的光芒中折射出教条化的阴影。或许这恰是文明重构必经的“试错之路”——没有程朱对佛教的创造性转化，华夏可能沦为佛学的附庸；没有心性之学的精微思辨，儒学将变得更为边缘化；没有礼俗下移的社会工程，传统文化恐早就难逃博物馆化的命运。

今日杭州西湖岳王庙前“尽忠报国”的题刻，徽州古村“耕读传家”的门楣，乃至寻常百姓“将心比心”的处世之道，皆是宋明理学留给后世的精神胎记。这些文明基因的存续，证明真正的传统从不是僵化的遗存，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赓续的生命体——而这，或许才是宋明理学最深远的贡献，也是宋明理学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注释：

【1】这些专著包括：翟玉忠著的《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版；付金财著的《道不可离：重新发现〈大学〉〈中庸〉本义》，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翟玉忠著的《立命：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立治之法》（该书正在出版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