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发展犹如一场波澜壮阔的航行，学术思想则是那指引方向的罗盘。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深刻领悟到独立自主的学术路线是至关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

1、坚持独立自主：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思想灵魂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从被动挨打到主动求索、从模仿他国到独立自主的奋斗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独立自主不仅是政治上的必然选择，更是学术思想上的根本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曾一度受到共产国际的强烈影响，在某些阶段机械照搬苏联经验，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在遵义会议以前红军几乎全军覆灭！直到毛泽东同志战略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国革命才明确了符合自身实际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曾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这一模式与中国国情存在诸多不适应。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这一思想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深化。邓小平同志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中国避免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命运，并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因为亦步亦趋的模仿只会导致失败，而独立自主的探索才能赢得真正的成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最终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1991年12月27日，苏联正式宣布解体的第三天，著名近代史专家胡绳谈到中国同苏联决裂时曾经这样说：“如果50年代末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不下这个决心和苏联决裂，而是一切跟了它走，在现在这个风险中会怎么样？……东欧党和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是莫斯科在指挥。后来30年有的也有些发展，但结果怎么样？1989、1990、1991年，东欧与苏联一起垮，这是必然的。想起来真有些后怕。”【2】

2、人文学术的自主性：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支柱

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逆势崛起，正是因为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一经验同样适用于人文学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绝不能成为西方理论的附庸，而必须立足于本土实践，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人文学术是塑造国家发展道路的主导性力量。一个国家的学术体系如果丧失自主性，其发展必然受制于人。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曾长期处于“西学东渐”的被动状态，许多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乃至问题意识都直接移植自西方。这种学术上的依附性，不仅让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缺乏话语权，更导致中国的国家叙事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林尚立教授尖锐地指出：“当全世界的社会科学都聚焦中国的道路和实践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科学依然游离于本土之外；当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并日益成熟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科学却无法给这个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以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3】造成这一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界长期以来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和机械套用。许多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现象，用西方的标准评判中国的实践，甚至将西方的发展模式视为普世真理。这种学术上的“自我殖民”，不仅无助于理解中国自身的问题，反而会削弱国家的文化自信和理论创新能力。

更有一些所谓的“新左派”，引入西方一个概念，用中国现实不断演绎，就可以将自己包装成“学术明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已经为世界提供了许多独特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尚未被中国学术界充分理论化。例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治理体系、政党制度等，都与西方理论预设的“标准答案”大相径庭。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仍然局限于西方范式，就无法真正解释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更无法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因此，中国学术界必须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深入挖掘本土学术和本土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3、扎根中国土壤：构建本土化的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属性和历史特殊性。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全球通用，但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却必须扎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早在1926年，傅斯年在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的信函中，就提出西方概念的有效性问题。他说：“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4】

 我们必须在中国本土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学术体系，恢复中国人文学科的主体性。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西方近代学术体系无法比拟的。例如，中国先贤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不仅修齐治平一以贯之，每个理念背后都有复杂的知识体系支撑。中国古典学术注重整体性、系统性，而西方近代学术体系往往侧重于个体分析、碎片化研究。若将西方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思想平移到中国，必然导致理论体系与实际国情脱节，无法有效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当代人文学科自主性建设需要突破三大认知误区。

一是破除“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现代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截然对立的，现代是传统的因革损益，这种历史观是我们走出“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关键。

 二是超越“本土－西方”的简单分野，过去数千年来，人类文明就是一个连续体，现代西方文明本身也是东西方长期互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忽视否定一方，而肯定崇拜另一方。在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下，东西方文明如人之两手，车之两轮，相辅相成，一定要相须为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抛弃“特殊－普遍”的形而上学思维，西方知识论中的普遍性预设实际也与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关，它企图找到丰富多彩、变动不居现象背后的完美静态真相，认为后者才是高级的、永恒的。而实际上，由于特殊的海洋文明背景，西方自认为普世的东西常常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并不能普遍适用于全世界，比如奴隶制，大体是西方殖民传统的独特产物。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夏倩芳教授反思道：“传统西方知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需要依赖一个不变的东西才能具有确定性，所以知识必须是客观的、超越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那些具体存在的事物，则是个别的、特殊的和不稳定的，它们只是感官把握的对象，并不属于‘知识’的范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这一普遍性的知识论原则。但是，这一知识论中内含着二元对立的认识论逻辑，根据这个逻辑，普遍性意味着必然性、确定性乃至完美性，而作为其对立面的特殊性，并不具备上述特征，被认为是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且是终将消失的事物。因此，‘普遍性’预设了高于特殊性的价值等级。”【5】

 我们要从西方“普遍性”的认知误区中汲取教训，在构建中国自主的人文学术体系时，不能排斥外来理论或外国经验，要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强调的那样，即使我们国家富强了，也要坚持这种虚怀若谷的心态，向人家学习。【6】

 过去百年来，历史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只能用中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的经验只能用中国的理论去阐释。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学术路线，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服务于国家发展。否则，无论以何种方式生吞活剥西方学术，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都将对自身造成巨大伤害。

 殷鉴不远——学者慎之！执政者慎之！国人慎之！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

【2】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页。

【3】林尚立：《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基于中国经验的反思》，载《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4】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收入《傅斯年全集》第4册，中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版，第473页。

【5】夏倩芳：《建构一种积极的学术自主性——兼论学术自主性与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关系》，载《开放时代》2025年第2期。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