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11月20日，2021年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年会线上召开，翟玉忠先生应邀出席，以下是其发言内容。原题：《从制礼作乐到形名法术——中国文化本位下的法律思想史研究》。

最近参加会议，阅读专著，看到许多学者反思“以西释中”造成的严重学术困境，引发我谈这个主题。

周公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为什么？从春秋时代，史官就说周公制礼作乐，但对于制礼作乐的本质却所谈不多。一言以蔽之：周公制定了周代的治国理政大法，公元前11世纪中国的“宪法”，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制礼作乐。

当这种以礼乐为标志的社会基本秩序崩溃时，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读《左传》，对当时社会大失序的现实有身临其境之感——甚至让人联想想到今天国际秩序的混乱。

传世的周公制礼作乐经典，《周礼》一书十分重要，能看到其中天下为公，依法治国的架构。

据《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周代大宰为百官之首，其职责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驯，引申为教化——笔者注）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典，也是法。东汉学者郑玄作注说：“典，常也，经也，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

中国古代礼法、德刑，政教相统一，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不分的，所以古代仪法、礼法常常并称。一代儒宗叔孙通为汉制定“诸仪法”，功莫大焉。按当时朝仪，“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史记·叔孙通传》）再比如西汉初年的《葬律》，我们很难说它是礼还是法，只能说既是礼又是法。

与西方相比较，它们长期以来政教分立，法治与教化呈两分态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国礼法不分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之后才有了独立的礼仪之书和法律之书。章太炎先生曾敏锐地指出：“汉律非专刑书，盖与《周官》《礼经》相邻。汉律之所包络，国典官令无所不具，非独刑法而已矣。汉世乃一切著之于律。后世复以官制仪法与律分治，故晋有《新定仪注》、《百官阶次》诸书，而诸书仪杂礼，公私间作。讫唐，有《六典》、《开元礼》。由是律始专为刑书，不统宪典之纲矣。”【1】

所以，我们无法用西方世俗的法律，来理解中国法律思想史，那样会导致文不对题。中国法的内涵，比西方法律的范围大得多。《管子·七法》所说的法，涉及事物的规律、表象、标准、教化、权衡、用心之道和计数多方面，称之为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尹文子·大道上》提出法的表现形态有四种（法有四呈），包括伦理、教化、法律、标准，文中说：“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统一风俗，引申为教化——笔者注）之法，能鄙（德行表现得好与差——笔者注）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

即使与西方法律关系密切的法家，也不能只谈法家。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法家本是形名法术之学，治道、法制、名实概念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所涉及的诸学，必然包括黄老（道家）、法家、名家。

受西式大学学术分科和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在研究法家时，不断细分，先分为齐法家、晋法家、再分齐法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黄老道家为老学和黄学，然后再细致研究每一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我们深入细节，却有忽视整体、不识大体之嫌。因为中国学术源于大统一政府的官方学术（王官学），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诸学必然相互贯通。而不是如古希腊学术一样，源自爱琴海周边常常富有的私家学者，那是真正的“百家争鸣”。

最近修订我2013年出版的《正名：中国人的逻辑》一书，读到中国人民大学曹峰教授著的《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他不仅超越以名学比附西方逻辑学的传统，还强调了名学的政治及伦理意义，特别提出了“政论型名家”的概念。

也是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徐复观先生在1966年就指出，中国本无西式逻辑：“自从严复以‘名学’一词作为西方逻辑学的译名以后，便容易引起许多的附会。实则两者的性格并不相同。逻辑是要抽掉经验的具体实事，以发现纯思维的推理形式。而我国名学则是要扣紧经验的具体事实，或扣紧意指的价值要求，以求人的言行一致。逻辑所追求的是思维的世界，而名学所追求的是行为的世界。两者在起步的地方有其关连，例如语言表达的正确，及在经验事实的认定中，必须有若干推理的作用。但发展下去，便各人走各人的路了。中国文化中所以未曾出现形式逻辑，这不关系于文化发展的程度，而关系于文化的性格及其所追求的方向，即是它主要是追求行为的、实践的方向”【2】

曹峰教授对五四前后，刘师培、胡适这些人开创的“以西释中”中国文化研究传统大胆质疑，喊出了“回到文本、回到诸子”的口号，我很受启发。他说：“20世纪以来的诸子研究虽然精彩纷呈，但其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好用新方法、新观念去肢解诸子，其结果不是贴近了文本，反而是离开文本越来越远，不利于我们客观、完整地发掘、展现那个时代的思想风貌，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唤，‘回到诸子去’！”【3】

我认为“回到诸子去”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光回到诸子文本不行，因为它没有解决20世纪初学人面对西学的窘境，即中国无“学”的问题。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国人痛心疾首，1905年严复反思中国学术最能代表那代人的观点：“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道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为之学……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4】

如果我们株守《汉书·艺文志》以来以书籍分类的传统，只是回到诸子之书，那么，中国的“学”还是无从建起。只有破除百家界线，融汇贯通诸子，以中国明显本有之学（如名学、心性之学、中国古典政治学等），总摄诸子，方可树立能与西方对话的本土学术体系——一种学术，西学有，中国无者，亦不可民族感情用事，遍寻古籍，硬去比附，比如基于欧几里得几何学范式、形式逻辑的科学、心理学之类，中国本来无有，何必非要强说有！

为何要贯通诸子。因为诸子一家所研究，一般涉及方方面面。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如果不研究墨家的墨辩，名学的推理方法还是隐而不彰，名学依旧是死学问——只知“白马非（不等于）马”，不知“死人非（不等于）人”，“切片细胞非（不等于）细胞”……

研究法家也一样，不仅要研究韩非、商鞅这些法家人物的著作，还要研究名家、黄老，否则仍不能看到法家之全体，最多只能如1905年刘师培写《周末学术史序·法律学史序》一样，抽取诸子百家互相矛盾的法律观点，却不见中国古典法律思想之全体，更别说中西法律原理之同异了。【5】所以不可避免地将“道生法”误解为西方自然法——事实上，无论西方基于上帝的神学自然法，还是近代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古典自然法，都与中国基于自然秩序的“道生法”、“道法自然”观念迥异。

过去一百年来，我们整理国故，结果却是肢解国故；我们保存国粹，结果却是埋葬国粹。是反思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路线的时刻了！

我们不仅要回归文本，回归诸子，还要进一步贯通诸子，再造中学。唯有如此，才能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西方学术席卷全球之势，实现中国古典学术的凤凰涅槃！

注释：

【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页。

【2】徐复观：《公孙龙子讲疏》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7~8页。

【3】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80页。

【4】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页。

【5】刘师培：国学发微(外五种)，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51~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