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贯通经子、超越诸子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

汉武帝一统教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恢复三代中央政府学术体系王官学的权威性，其功劳是历史性的。但也隐含着巨大的弊端——经学与子学的断裂，中国文化源与流的断裂。结果经学迅猛崛起的同时，子学快速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学本身也逐渐陷入繁琐化、神学化和僵化，成为一潭死水。

宋以后，理学家依照佛教分科判教，将子学异端化，极力贬低诸子，乃至欲焚之而后快。这进一步加剧了子学的衰亡，以对诸子影响甚巨的墨家为例，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散佚的历史。据《汉书·艺文志》，刘向、刘歆父子校勘的先秦《墨子》有71篇。南宋时，已经亡佚9篇，加上目录1篇已不存，只剩下61篇。至明代又散佚了8篇，幸亏重编《道藏》时收录了剩下的53篇，否则《墨子》定会失传，世人再也不知墨学、名学的本来面目。

清末民初，儒学独尊已成明日黄花，在本土考据学和西学的刺激之下，子学才有了复振之势。吕思勉先生1933年出版的《先秦学术概论》总结道：“先秦诸子之学，近数十年来，研究者大盛。盖以民气发舒，统于一尊之见渐破，而瀛海大通，远西学术输入，诸子之书，又多足互相印证也。诸子之书，皆去今久远，非经校勘注释不能明。昔时留意于此者少。清代考证学盛，始焉借子以证经，继乃离经而治子。校勘训释，日益明备。自得西学相印证，义理之焕然复明者尤多。【7】

不幸的是，由于民国以后受教育的一代不复读经，经典学习无童子功，以及新的“儒家独尊”再度确立，儒学近乎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经学、子学研究再度沉沦，至于今日。所以我们欲完成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非复兴黄老、法家中蕴含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

清末民初，西学排山倒海般地东进，除了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现实，与儒家文化不能为中国工业化提供思想资源有关。

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是在牛顿物理学范式的影响下形成的，其（数学）形式上的简明和逻辑上的严谨让中国学人耳目一新，中国本土以书分类的弱点突显。1918年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言中清楚表达了时人对本土文化的普遍认识：“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作‘汉学’的一步功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8】

百年之后我们知道：为了“形式上”的简洁将中国本土学术作为西学的材料进行整理，“以西释中”是错误的学术路线，结果是灾难性的。民间将人死后不入棺椁直接入土埋葬称为软埋，据说软埋之人不能转世。今天我们才逐渐醒悟，胡适等人将活生生的中国本土学术史学化、僵尸化，并以西方学术形式肢解（整理）国故正是文化上的“软埋”——当前，这已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主要障碍。

我们所要做的，是贯通经学和子学，重新连接中国文化的源与流，找到子学之源，开通经学之流；融汇诸经、融汇诸子，进而重建中国古典学术体系。

贯通经子，因为经学是诸子百家的公共经典，诸子百家都是传承经学的流派。所以《汉书·艺文志》小结诸子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唐代颜师古注:“裔，衣末也。其于《六经》，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以纵横家为例。位列孔门四科中的言语科，被称为纵横家之祖的子贡就身通六经（六艺）。另据《战国策》，著名纵横家苏秦曾引经学《尚书·周书》，正是因为他苦读《周书》，才得以游说天下。《史记·苏秦传》记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黄怀信先生指出：“《周书》《阴符》，旧读一书，未确。《周书》有不少篇章言为君牧民之道，且含兵书，无疑可以之说当世之君，又苏秦亦自引《周书》语，说明其所伏读必非《周书阴符》，故当分读二书。”【9】

具体以政治学为例，去道德化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在国际事务中，也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里，如今民主已退化为无底线党争、为反对而反对的社会分裂机制。

中国古典政治学提出了符合中国大一统政体的德行原则，最早出现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献汇编《尚书》。《尚书·洪范》据说是传自大禹的治国大法，其中提出了政治的“三德”，包括对平正康宁的人，要以正直方式对待；对倔强不亲附的人，要以强硬的方式对待；对和顺可亲的人，要以温和方式对待。国家首脑要牢牢把握赏罚之权，不能使之旁落，那样会导致社会失序，家国灾难。上面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到中国古典政治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那里，不仅专作《韩非子·二柄》论赏罚，且“三德”已经发展为复杂的无为而治思想。

——对于国家首脑，无为体现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抱法处势，循名责实，让官员各司其职，依法赏罚。《韩非子·主道》解释：“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竦惧，肃立惶恐——笔者注）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通饬，整治——笔者注）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对于各级行政官员，无为体现为如商鞅那样“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新序论》）。《韩非子·有度》指出，贤人做臣子要效忠元首没有二心。在朝廷不敢推辞贱事，在军队不敢推辞难事；顺从君主的行为，遵从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所以有嘴不因私事而说，有眼不因私事而看，要和君主保持协调一致。上面说：“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下级服从上级，是政治大一统的关键。正是靠这种制度，在新冠疫情中，我们能保证国家层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顺利运行，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贯通经子，不能如“以西释中”一样，随意肢解诸子百家，而是按照不同门类，拈出其中超越时空的精义。比如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要深入研究《尚书》和法家、黄老的关系，因为《尚书》本身就是专述政治经济的，《荀子·劝学篇》说：“故《书》者，政事之纪也。”

除了贯通经子，我们还要超越诸子的界线，这样才能恢复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如前文所述，黄老道家和法家根本没有明显分界。

再比如名家，除了我们熟知的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一派，还有一部分重要内容在《墨子》一书中，集中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墨辩六篇。这是名家的源头，西晋鲁胜《墨辩注·叙》中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

《汉书·艺文志》收录名学七家，三十六篇。目前只存三家：《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子》。《邓析子》一般认为是伪书，《尹文子》内容庞杂，真正讨论名家核心理论的只有《公孙龙子》6篇；若我们不参考《墨辩》诸篇，先秦留下的诸多古老逻辑论题几乎无解。足见墨家对于名学研究的重要。【10】

又，法家亦称“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这里“刑”通“形”，可以说名学是法家的逻辑基础。

中国古典学术体系源于夏商周三代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所以其外在构成最为系统，内在理路最为清晰。只是因为过去两千年来，经子断裂、诸子争鸣，才导致道术为天下裂，内圣外王、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大道隐而不明。近代西学东进浪潮涌动，中国古典学术并未因之重见光明，反陷更深黑暗，成为西学任意宰割的散乱材料，其义理内涵惨遭曲解，价值意义模糊不彰！

恢复中国古典学术，特别是以经学-黄老为主导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最端正的用心，最艰辛的探索。那些叶公好龙式、蜻蜓点水式的研究可以充斥版面，可以随意列出一、二、三、四，却不能找到问题的大本大源，更不能服天下之心、动天下之心！

注释（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修订版]，华龄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