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谈及西方科学成就的基础时，将之归因为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科学家采用的实验方法，而这，正是中国先哲所欠缺的，他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4】 我们不能奢望爱因斯坦对中国13世纪以前的科技成就有多么高深地理解，就如同我们不能奢望今天中国的学者理解中国古典学术一样。不过这里爱因斯坦的确发现了东西方学术的分野所在——那就是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来说，形式逻辑不仅不是正确思维所必须的，而且，形式逻辑本身就意味着危险的思维陷阱——韩非子称之为“离理失术”。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注重在主客统一中把握事物的整体性质及其内部的动态平衡，其世界体系是自创的；西方人注重主客的二元对立并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了形式逻辑体系，其世界体系是他创的，典型的是上帝创世神话和牛顿的“第一推动力”。 中国哲学中也是阴阳这样的二元偶对体观念，但与形式逻辑中的“A”与“非A”不同，阴与阳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相转化，相生相克，最后还是要合和于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西方的形式逻辑不是这样，它的三大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强调在同一思维过程中，“A”就是“A”，要么是“A”或是“非A”，二者必择其一。 对于中国先哲来说，强调“A”或“非A”只会使思维走向“两末之议”极端，不仅不会发现真理，还会远离真理。 韩非子在论述普通“中主”抱法处势而治的思想时，明确批驳了儒家的“贤治”观点。他指出，不能简单地用两个对立的概念来论证事理，因为代表昏君的桀纣和代表明君的尧舜都是历史上两种极端，是很少出现的，如果等待尧、舜这类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就好比一个一百天不吃饭的人非要等待大鱼大肉一样，非饿死不可；针对论者“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善于驾车的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的比喻，韩非子反驳说，就如同等待善于游泳的越国人来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车马，也好比等越人来救落水者的说法一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况且驾车，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就好比味道，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些都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韩非子·难势第四十》：“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末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 《淮南子·修务训》反驳非议学习的人时，也指出不能只看极端情况，应该看到学习教化的普遍作用。作者论证说，现实生活中虽然有儿子杀父亲的逆子，但天下的父母并不因此疏远自己的孩子，为何？因为杀父亲的只是极端少数，大多数子女还是孝敬父母的。同样，儒生中也有邪僻之人，但先王之道却始终不曾废弃，为何？因为躬行先王之道的人还是多数。现在如果因为学习者有过错而就因此非议求学之人，这就好像一次被饭噎住便永远拒绝进食，一次绊倒摔疼就一辈子不走路那样，这是糊涂；对良马，不需马鞭、马刺，它也能行走。而对弩马，即使用两副马刺它也不前进。如果因为这样而不用马鞭、马刺来驾御所有的马匹，那就愚蠢了；懦夫手持利剑，砍也砍不断、刺也刺不深；而勇士上阵，只需捋袖挥拳一击，便会将对手打得肋骨折断、身体受伤，因此就抛弃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而空手搏斗，那就荒唐了。这些说法，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性的。如果不是说到天上，就是说到地下，这是走极端之言，不可以作为公认的道理。“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爱父者众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废，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为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以一饱之故，绝谷不食，以一蹪之难，辍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马，不待策錣而行，驾马虽两錣之不能进，为此不用策錣而御，则愚矣。夫怯夫操利剑，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至勇武，攘卷一捣，则折胁伤干，为此弃干将、莫邪而以手战，则悖矣。所谓言者，齐于众而同于俗，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是两末之端议，何可以公论乎！” 王良/臧获，尧舜/桀纣，饴蜜/苦莱、亭历，九天之顶/黄泉之底，用这些对立的概念讨论事理存在逻辑风险，有时会违背常理，走向极端。然而在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西方人文学科中大量二元对立概念被引入中国，直接影响了当代国人的思想方式。这些概念包括理论/实践、唯物/唯心、民主/独裁、具体/抽象、积极/消极、绝对/相对、主观/客观、肯定/否定等等。 今天已经很少人讨论老子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了，因为这样的确会走向“积辩累辞，离理失术”的两末之议。但应然/实然，民主/专制，传统/现代，（普世价值的）客观主义/相对主义仍然是诸多知识分子的理论兴奋点——他们对这些人文学术概念背后的逻辑陷阱毫无察觉。 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相蓝欣教授曾撰文指出：“这一大批移植对应词的危害不在于‘用’，而在于‘体’，即对中国语言，特别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本体’的扭曲。钱穆先生曾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依笔者之见，西方岂止是重分别，而是重对立，重斗争。这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主义’（dualism），即将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组成，如善与恶。”【5】 反映到国际关系领域，美国将战略对手简单地称为“邪恶国家”（比如伊朗与朝鲜），为将来可能的战争寻求合法性——无论这类战争正义与否。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再加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利轻义的传统，使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的道义基础。 三国时魏清河太守阮武在《政论》中，也看到了将二元对立的“两末（端）之议”引入政治领域的危害，他认为这样会使政治权力为某个特定利益集团所操纵，官官相护，结党营私，进而导致社会的混乱。他说：“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争讼之源。”（《太平御览》卷四○六）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哲人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只是他们更注重矛盾间的互相转化关系。大家熟悉的矛盾寓言就来自《韩非子·难势第四十》。 注释（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修订版]，华龄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