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才清楚：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最大的损失并不是北洋舰队的覆灭，而是本土学术的沉沦——甲午之后，西学的涌入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西学吞噬了中学。

就在甲午战败后不久，曾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要职的严复发表了《救亡决论》，在这篇影响巨大的文章中，面对儒学（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应对民族存亡危机的苍白无力，严复转向了西方。在宣言“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者，其教化学术非也”的同时，提出“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1】

严复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拳拳报国之心，力透纸背！结果却是中华文明之根，中国本土学术的消解——这是严复当时没有料到的。

很快，一些有识之士就意识到这种方法有摧毁中华礼义文明之本、中华学术体系的危险。面对“亡天下”的危机，1907年一群企图折中西学、救亡本土学术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迭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为尤酷。何则，以嬴秦之焚书犹有伏生孔鲋之伦抱遗经而弗堕，以蒙古之贱儒犹有东发（指宋代思想家黄震，宋亡不仕——笔者注）、深宁（指王应麟，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闭门谢客，著书立说——笔者注）数辈，维古学而弗亡，乃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诮，qiào，责备——笔者注）国学而无用，而不知国之不强，在于无学，而不在于有学。学之有用无用，在乎通大义，知今古，而不在乎新与旧之分……彼嬴秦、蒙古所不能亡者，竟亡于教育普兴之世！”【2】

过去一百多年来，亦曾有钱穆先生那样的有识之士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但终不能遏住西学排挤中学的汹涌狂潮。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治朱子必先通康德”“非取法西方文学无以建中国文学”这类主张是愚蠢的，但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对本土学术体系的麻木，多以研究一两本古籍为荣。

让我们聆听八十岁高龄的钱穆在台北素书楼上孤独的呐喊吧！这是一个智者声嘶力竭的抗议：

“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各异趋，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既所不知，又何从而有正确之批判。

“或又谓时代变，斯学术亦当随而变，此固是矣。不仅西方学术，远自希腊，迄于现代，固已时时有变。即中国学术亦然。自西周以迄先秦，下经两汉，循至于近代，亦何尝不随时有变。如人之自婴孩而成年而壮而老，岂不亦随时有变。然而各有生命，各有个性。我不能变而为彼，彼亦不能变而为我，此则终有其不可变者……故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而新学术则仍当从旧学术中翻新复兴，此始为中国学术文化将来光明一坦途。”【3】

目前我们所要做的最急迫的工作，就是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复兴中国旧学。在本土学术的基础上，借鉴适宜于中国的西方学术成果，开拓出新的中国文化。为防止继续以西学规范中学，我们首先要清楚东西方学术的分野在那里。

从整体上说，东西方学术的分野可以归为两大方面，首先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再就是由思维方式引发的学术范式的不同。

注释（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修订版]，华龄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