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自序中说：“文化异，其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6】

中国古典学术反对两末之议，而西方学术中两末之议却占有基础性地位。这种现象使得西方学术长期以来呈现专业化、碎片化发展趋势，就是韩非子所说的“积辩累辞”，学科越分越细，理论也越来越繁杂不整。

钱穆先生注意到西方学术的专业化、碎片化对于培养德才兼备之人不利，而中国本土学术则不强调分科，以会通诸学，培养通人为目的。《礼记·学记第十八》所谓：“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钱穆先生论证说：“即就西方近代传授知识之大学言，分科分系，门类庞杂，而又日加增添。如文学院有文学史学哲学诸科系，治文学可以不通史学，治史学亦可不通文学。治文史可以不通哲学，治哲学亦可不通史学文学，各自专门，分疆割席，互不相通……今日西方人竞称自由平等独立诸口号，其实在其知识领域内，即属自由平等独立，无本末，无先后，无巨细，无深浅，无等级，无次序，无系统，无组织，要而言之，则可谓之不明大体，各趋小节。知识领域已乱，更何论于人事。”【7】

细较起来，传统上西方学术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影响很大，核心架构是定义-公理-演绎；而中国古典学术则如《九章算术》一样，以问题为中心，核心架构是由内养而外用，重德行智慧、事理和事例。

在《论语》中，孔子重仁，但他从未就仁的本质属性作出定义。孔子只是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从不同角度解释仁的内涵。《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有如下三则问对：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ｒèｎ，话难说出口，这里引申为说话谨慎——笔者注）。”

如果用现代西方的学术标准，孔子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基本学术规范，别说毕业论文通过了，就是进现代大学的门都不可能。

中国古典学术重视内在智慧（心术）的培养，事理是解决问题的法则，然后用举例的方法说明这些法则如何灵活运用。中国古典学术讲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从不追求形式上的完美。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语源于岳飞。故事是这样的：岳飞在宗泽部下当偏将时，一次宗泽送给岳飞一张阵图，要他好好学习。岳飞回答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就是说作战时，应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不能死守阵法。《宋史·岳飞传》，记此事云：“（岳飞）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近年来，中国本土学术文史哲不分，“通人之学”的优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西方学术也开始了重新整合的趋势，但要像中国古典学术那样将文史哲统一起来，将人文与科学理论统一起来，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李创同教授在《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一书译后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以传统工业分工方式为基础的单门独户研究，似已不能面对任何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说白了，任何学者似乎已不能再以自己是哪一个系、所的名称来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应当循着问题走，看看问题实际上牵涉了一些什么现象和学科领域。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应如此。”【8】

“循着问题走”，正是中国古典学术范式的基本特征！

笔者无意否定西方在人文与科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一定要懂得，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并不一定要以否定中国本土学术为代价——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

注释（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修订版]，华龄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