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6日下午，新法家网站第八次编辑例会在陶然亭公园附近举行，以下是翟玉忠先生的发言稿。

如同狼面对羊群一样，总欲吞之而后快。

从二十世纪初的保存国粹者和整理国故者，到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研究者和国学家，有太多人希望通过“以西释中”的方式“以西化中”，将中国文化替换掉、掩盖住，消解掉。

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幌子，千方百计地销蚀中国文化。表面上他们道貌岸然，实际干着断人慧根，腰斩大道的构当。这些人欺骗性强且手段无耻，占据中国西式大学课堂和宣传舆论阵地，无所不用其极。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有足够的定力，坚守圣贤大道，为天地守孤学——特别是对于中国政教的核心部分！

最近，有人将中国文化观念中的“以人为本”，同西方民主、乃至人权观念联系起来，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早熟”与“先进性”。

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不是宣传了中国文化，而是将中国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附庸。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与西方民主人权观念本不搭界，它是中国古典政治观念的核心。

“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商周时就已出现。但这个概念被明确阐述是在《管子》有关王霸术、平天下的内容中，表达中国外事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先内而后外。即外事（外交）成功的前提是内部的巩固与强大。

                       一

“以人为本”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管子·霸言》中，强调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核心，建立一个超越阶级、党派的中性统一政权的意义，即《尚书·洪范》中的“建中立极”。全文如下：

“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同“专”）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这里的“以人为本”，说的是以“人之治”为本——若一个社会整体上不安定富强，何来个人的安居乐业？！在此意义上，中国的“以人为本”才抓到了政治的本质特征。

如何做到社会治理？“人之治”？关键是奉行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总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儒、道两家在平天下，治理社会的核心思想上没有根本区别，只有侧重点的不同——儒主教育，重教化；道主政治，重法术。

中国政治数千年的核心问题一直是：如何选出道德与能力合格的“民之主”，即决策者，而不是将决策权力虚伪地赋予普通公众——迷信公众的“多数决”，实际上是将精英（圣贤之士）的作用给抹杀了，不仅不符合政治经济决策的一般规律，还会造成整个决策的短视。

今天，为了迎合选民的一时的品味，西方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不得不说与西方政治理论基础的混乱有关。西方社会心理学强调在群体状态下个人决策的危险，其政治理论却大谈人民民主决策权力，将之作为“政治正确”的基础——这种矛盾是根本性的！

试想，若决策人的数量能代表决策的质量。那么全民公决就是最好的社会决策机制。今天，即使在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也不会轻易进行全民公决——在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公决成本可以变得极低的情况下仍是这样。

受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今天一些人公开放弃政党的先进性，要做跟在群众屁股后面做“守夜人”，这实际上是放弃了精英的社会责任，“为人民服务”也将成为空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宗教教化传统，政教统一的社会里。执政者除了要“作之君”，还要“作之师”。如果我们教化责任与决策责任都尽可能地放弃，结果将不堪设想。

中华道统内圣外王高度统一，修齐治平一以贯之。个人修养是为了成圣成贤，相应的，社会治理要选贤与能，以达到抱法处势，无为而治的境界。

道者，君人南面之术也。中华大道源于中国数千年行政管理经验，大道即治道。有中国文化研究者，受印欧民族离世修行观念的影响，主张不管公共事务，专注内在修养，认为那才是修道，才能得道——真是不通大道！

                          二

中国古典政治重选举“民之主”，重实现“人之治”，不是以忽略个人的权益为代价的。

《管子·霸言》有一则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管仲指出，若桓公想成就王霸大业，一平天下，就必须抓住根本（本事），那么什么是“本”呢？管子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

管仲的意思是说，齐国之民（人）是根本。百姓很怕饥饿，而当前收税很重；百姓很怕死罪，而当前刑政严酷；百姓很怕劳顿，而国家劳役没有适当时间。您若能轻征赋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怕死罪；劳役时间适当，百姓就不苦于劳顿了。

这告诉我们，只有将以人为本落实上具体政策中，才会有真正的个人权力、权益，否则，“以人为本”将成空中楼阁。

“以人为本”并不排斥公众参与政治。《尚书·洪范》讲决策者若有重大的疑难，首先要自己先做谋虑，然后与卿士官员商量，再与庶民商量，最后再与卜筮者商量。上面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而且，在决策时，要特别重视普通百姓的想法。当精英与百姓意见相左，要听从百姓的意见。决策时庶民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君主反对，卿士反对，这时行事也会吉利。上面说：“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当然，最好是精英与民众都赞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另据《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小司寇有征求百姓、百官意见的职责。其中，只有在国有大事时才咨询公众，所谓大事指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国家要迁都的时候、国家需选立嗣君的时候。上面说：“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总之，中国古典政治较好地处理了精英与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关系，既没有跌入迎合民意的民粹主义泥潭，也没有走向中世纪西欧的君主专制，这是中国古典政治特别值得今人学习的地方。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中国古典政治的核心，是超越时空，内外不二的天下大道。一个国家站在某个阶级（阶层）的立场上治理国家，无论这个阶层是工人、农民、是商人，还是官僚，都违背天下为公原则，它不利于社会团结和长治久安。

保持社会流动性，让各个阶层都有平等机会成为精英的可能，并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德行、事功来衡量精英——这种制度设计才能真正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期活力。

那是生生之大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