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篇为《刘子·鄙名第十七》全文。 由于有名学作为思想防火墙，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主流观念加在中国文化上的鄙名太多太多——“（名）不善害于实”、“立名不善，身受其弊”，鄙名对中国的伤害太大太大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失去了话语权，我们都代表“政治不正确”的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人家的批判——话语权上的被动、导致一切方面都成了被动的——从国内经济政策一直到国际外交。 西方是民主的，中国是专制的，怎么办？中国政治合法性都成了问题？尽管现实中西方并不是民主的，中国也不是专制的；但中国有了“专制”这个鄙名的大帽子，摆脱这种“政治不正确”都难。 再比如经济上，美国是市场经济，中国就是政府干预（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怎么办？从外汇管理到出口政策，中国常常在国际上横遭指责。事实上呢？美国在经济上从来不讲什么原则（不仅美国政府，美国商人常常也这样），只讲国家利益原则，她需要自由市场，就放任不管，需要政府干预，就拿起政策大棒。 一旦有国人发现这些鄙名的存在，就会受到被戴上另一类鄙名帽子——如“极左”、“保守”之类。 在无数旧的和新的鄙名压迫之下，国人不仅缺少话语权，文化自信、甚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处处挨打。真如本篇中那个叫“盗”的孩子，本来一个奋起实现工业化和强国梦想的族群没有什么错，结果却因名而挨打。 如本篇作者所言：“审名之宜，岂不信哉！”问题是今日之中国，谁还会关心名学及正名的问题呢？“名学”这个概念没有同“法家”一样成为鄙名，已经是万幸了；在西学统治的大学校园取得合法地位似乎不可能——目前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拿着国家研究经费、戴着博士帽的学术屠夫野蛮肢解——悲夫！ 本篇释义参考了江建俊先生的《新编刘子新论》一书。（台湾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 原文：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丑，言有善恶。名言之善，则悦于人心；名言之恶，则忮[1]于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于实矣。 昔毕万以盈大会福，晋仇以怨偶逢祸。然盈大者不必尽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怀爱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恶也。今野人昼见蟢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夜梦见雀者，以为有爵位之象，然见蟢者未必有喜，梦雀者未必蝉冠，而人悦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盗泉，尼父不漱[2]；邑名朝歌，颜渊不舍[3]；里名胜母，曾子还轫[4]；亭名栢人，汉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义也。以蟢雀之徵，无益于人名，苟近善而世俗爱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伤义，圣贤恶之。由此而言，则善恶之义在于名也。 昔有贫人命其狗曰富，命子曰乐，方祭，而狗入于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祸。其子后死，哭之曰乐，而不自悲也。庄里有人字其长子曰盗，次子曰殴。盗持衣出耨[5]，其母呼之曰盗，吏因缚之。其母呼殴殴喻吏，遽[6]而声不转，但言殴殴，吏因殴之，盗几至于殪[7]。立名不善，身受其弊。审名之宜，岂不信哉！ 注释： [1]忮：害，违逆。 [2]漱：唐卷子本作“饮”。 [3]邑名朝歌，颜渊不舍：颜渊安于贫穷，故不愿居名为“朝歌”之邑。 [4]还轫：轫，阻止车轮转动的木头，车开动时，则将其抽走；还轫意为转过车来。 [5]耨：耕田、锄草。 [6]遽：仓猝间。 [7]殪：死。 释义： 名是用来称呼其形的，而言又是用来说明其名的，物的形状有精巧、有粗劣，称名则有美善、有鄙陋，而言论也有好与坏。若好言善名，则能取悦人心，讨人喜欢；相反的，若丑名恶言，刺耳逆心，则惹人嫌厌。所以古人不论为邑里定名，或为儿女命名，一定取好名。名号若不美善，将会损害事物本身。 从前晋国大夫毕万，就因“万”字有满盈充大的意思，而得遇福禄；晋穆侯为太子取名为仇，仇是怨恨之意，终遇祸乱。虽然，盈大也不一定都遇吉祥；有怨恨之意也不一定都逢凶祸，但一般说来，人对外物之怀有喜爱跟憎恶的感情，最直接的是由于该物之名的好与坏。像现在乡巴佬，若在白天看到名叫“蟢子”的长脚蜘蛛，就认为是喜乐的瑞兆，晚上梦见麻雀的，就认为是将得到官位的征象。虽然，看到蟢子的，未必果真有喜事；梦麻雀的，也未必有官做，但一般人之所以喜欢它们，就因为“蟢”、“雀”的称呼跟“喜”、“爵”谐音，是吉祥事，有利于人的缘故。至于泉水名为“盗泉”，仲尼虽渴也不去饮用；县邑的名叫“朝歌”，颜回就不愿在那里停宿；闾名叫“胜母”，曾子还车以逃避它；邑亭的名叫做“栢人”，汉高祖感于音近“迫人”，而当夜离去。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在于它们的名称不雅，似有害于义。像蟢、雀的微小，对人一点也没益处，只因它们的名称近于吉善，而被世俗的人所喜爱。而像县邑、泉水的广大、重要，是人们生存所依赖的，只因其名似有伤于义，惹得圣贤讨厌它。由此看来，善恶的标准，就决定于称名的好坏了。 从前有个穷苦人家，把所养的狗取名为“富”，而为儿子取名为“乐”，有一次正在祭祀时，那条狗跑入祭祀的厅堂里，主人当下喝斥道：“富！滚出去！”司祭的巫祝听了说：“不古祥。”他的家果真发生灾祸。后来他的儿子死了，家人哭哭啼啼的叫着“乐啊！乐啊！”外人听来以为不像悲伤的事儿。又如齐国庄里有户人家，给长于起名为“盗”，次子起名叫“殴”。有一天，盗拿着衣服出门耕田，他的母亲在后头追着喊：“盗！盗！”官差听到，就把“盗”捆了起来，他的母亲情急直叫次子“殴”去解释，但慌忙间话又讲不清楚，一味地叫着：“殴！殴！”，官差便痛打“盗”，“盗”差点被打死。可见名字取得不好，则身受其害。因而谨慎地明辨名字以求适当，实在是很重要的，怎能等闲视之呢？ 名学论今： 鄙名的历史成因 要在人们的头脑中清除鄙名的毒瘤，我们首先要清楚历史上鄙名是如何形成的？ 如同任何社会事物的形成都有相当复杂的成因一样，鄙名的出现有也不例外。关于鄙名形成的历史成因，以下两个因素是相当重要的： 一、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西方中心论。 二、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殖民掠夺的理论需要。 有太多的历史事实说明，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与东方文明息息相关的，没有对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西方近代文明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西方人的忘恩负义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他们将自己描绘成自古希腊时代起就是一直独立发展的先进文化，精心构建了一个否定东方的全新知识体系。 这种虚构的历史本身荒诞不经，却又为主流知识界深信不疑。比如希腊本身就是出于近代欧洲中心论的构想，它的文化既非西方，政体亦非民主。西方启蒙运动更是直接和间接吸收借鉴了中国的思想资源。甚至西方工业革命所依赖的大多数重要科技，几乎全部都是经由中国领导的早期全球化商路传到欧洲的，蒸汽机原理也更早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中。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东方在西方历史描述中的对立的“他者”地位，即“欧洲历史被刻写成一种发展的时间直线，而东方历史则被想象成停滞不前的循环”。约翰•霍布森写道：“翻开任何一本关于近代世界兴起的传统书籍，西方常常被描绘成主流文明，并赋予一种赋予创造精神的品质。尽管东方社会有时也被提及，但它们显然被置于主流历史之外。通常的情形是，即使谈到了东方，也是单独讨论。因此，人们能够仅仅集中于西方部分而了解主要历史，这样东方社会基本上就以一种旁白或者不相关的脚注而出现。但是这一旁白很重要，不是因为它很少谈论到东方，而是因为它仅仅描述东方阻碍其自身发展的落后的内在特性。这再次为西方优越以及为什么‘西方胜利’是不争的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西方人的这种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西方中心论不是少数精英阴谋论的结果，而是诸多知识分子、教师、科学家、旅行家、小说家、记者、传教士、政治家、商人、殖民者共同造就的，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求帝国主义的合法性：因为东方落后，所以需要欧洲的征服。用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探险家、哲学家温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的话说就是：“ 土耳其，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终有一天会繁荣强大的。但那里的人们却永远都不会进步……除非他们享受到了人类的权利；只有靠欧洲人的征服，他们才能得到这些权利。”（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那么帝国主义理论是如何被打造成的呢？约翰•霍布森以英帝国理论为例说：“通过创造一种假想的社会‘文明等级表’。英国人成功地对世界进行了虚构。如表10．1所示，英国人将自己置于‘英超联赛’（the Premier League）的地位。欧洲大陆则被归为“甲组’（或‘第一世界’）；‘黄种人’被定为‘乙组’（或‘第二世界’）；‘黑种人’被划人‘丙组’（或‘第三世界’）；那些摇摆于贬逐降级边缘的则被归入第四组（‘猿人世界’）。” 文中的“表10．1”如下，其中我们看到，在这一“虚构”中，大量的鄙名加在了东方世界身上：
注释：“彼得·潘”是苏格兰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1860年~1937年）最为著名的剧作《彼得潘：不会长大的男孩》的主人公。这里代指“停滞不变的东方”。 来源：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2页。） 随着十九世纪当代诸多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形成，上述鄙名（包括支撑鄙名的理论）被嵌入了西方文明的基因，被当代东西方学者继承了下来。约翰•霍布森写道：“社会科学大多完全出现于19世纪，那时对西方身份的重新想象也达到了顶峰，这并非一种巧合。因为到那时欧洲人已经从智力上把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部分。但从19世纪到现在，正统的西方社会学家不但没有批评这种东方主义和东西方根本分裂的观点，反而接受并将这种两极分裂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且还写进其西方崛起论和资本主义近代化起源的理论中。”（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了强国，中国知识分子在引入五花八门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同时，也饥不择食地引入了大量鄙名。今天，我们必须将这些思想毒瘤割除——对大多数学者来说，这都是相当痛苦的选择。然而“立名不善，身受其弊”，为了不使这种建立上虚幻基础上的思想毒瘤继续扩散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这样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