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到殷人重贾，其祖王亥驾车经商的古老传说，中国商人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商业事业繁荣、商人阶层崛起的前提条件是专业化经济区域的形成，它使远途贸易成为可能和必然。至少从周代开始，中国境内已经形成几大经济区域，并有了繁荣的商业活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先秦的经济区域时说：“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子满布。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到秦汉，地区间的经济分工越来越细，《史记·货殖列传》写了北至燕、代，南至儋耳的诸多经济区域。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语出《史记·货殖列传》）

在上述历史大背景下，丰富的商业实践活动成就了范蠡、白圭这样的大商人及其经商理念。二人成为后世商家公认的榜样，被尊为“商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即范蠡——笔者注）。”又云：“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汉书·货殖传》作：“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白圭无书。

在范蠡及其师计然（名研，《吴越春秋》谓之“计倪”上海话中“研”可以读成“倪”，“倪”当为“研”的古音。）名下的古籍有：

《汉书·艺文志》有“《范蠡》二篇。”，已亡佚。此书列在兵家类，当与商业无关。

范蠡《养鱼经》一卷，《旧唐书·经藉志下》在农家类，存于《齐民要术·卷六》。该书主要是讲水畜（鱼池）致富之法。1965年，陕西汉中县发掘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陂池模型，池底塑有六尾鲤鱼及其他水生生物，养鲤方法与《养鱼经》所载相一致，说明东汉时该书仍用于指导渔业生产。

《计然万物录》，撰人不详。清人茆泮林（？~1845年，江苏高邮人。）有辑本。该书“著五方所出”，有些条目除了列商品产地，还列何者为善，上、中、下三价各多少。当为古代经商者资料性质的参考书——《计然万物录》开创了后世经济地理类商书的先河。

《范子计然》十五卷，已佚。从后世诸辑本看，惟有此书可称中国商道之原典——中华商经！

五代后晋官修，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的《旧唐书·经藉志下》五行类有：“《范子问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的《新唐书·艺文志三》农家类所录第一本书就是《范子计然》，亦注：“范蠡问，计然答。”故《范子问计然》与《范子计然》当为一书，且与农业生产、阴阳历数相关。宋高似孙（1158~1231）《子略》亦称：“此编卷十有二，往往极阴阳之变，穷历数之微。”

只可惜，该书到南宋洪迈（1123~1202年）著《容斋续笔》时已经失传，洪迈这样写道：“《唐书·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於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容斋续笔·卷十六·计然意林》）。

《范子计然》，清人严可均、马国翰，今人鲁迅先生，皆有辑本。鲁迅先生在《范子计然》辑本序中指出，该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卷三、卷四引有《范子计然》论“五谷”和介绍“蜀椒”的文字。）和唐代马总皆曾引述，所以当为秦汉时故书，他说：“《唐书·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列农家。马总《意林》：《范子》十二卷，注云：‘并是阴阳历数也。’《汉书·艺文志》有《范蠡》二篇，在兵权家，非一书。《隋志》亦不载计然。然贾思勰《齐民要术》已引其说，则出于后魏以前，虽非蠡作，要为秦汉时故书，《隋志》盖偶失之。计然者，徐广《史记音义》云范蠡师也，名研。”（《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329页。）

观《范子计然》诸辑本，皆采《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意林》等古籍辑录而成。不过足以使今人窥见中华商道的主体脉胳。我们再进一步提纲挈领，钩沉索隐为《商道要旨》，其中——

范蠡属道家，是道家思想传承和发展的关键人物。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黄帝四经》（亦有学者称《黄帝书》）出土后，学者们惊奇地发现，该书诸多文字与《国语·越语下》所录范蠡言语相同或相似。 王振川先生在其《老子与范蠡》一书中，曾将两本书详加比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王振川：《老子与范蠡》，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8月，第74~80页）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总结道：“帛书《黄帝四经》引用范蠡的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从其中思想线索来看，便可看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我们从《老子》、《国语·越语下》和帛书《黄帝四经》三书，可以看出老子、范蠡到黄老思想的发展脉络。范蠡是春秋末期人物，比老子晚约三四十年，从《国语·越语下》可以明显地看到范蠡受到老子的直接影响，在‘圣人因天’、‘必顺天道’、‘知天地之恒制’的论点，以及‘赢缩转化’之道和推明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等重要论题，都显示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之学先河……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位真正体现老子‘功成身退’哲理的人。”（陈鼓应：《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一文，收入《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

这里的“功成身退”是指范蠡辅助勾践来灭吴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弃政经商一事。范蠡能功成而不居，深得老子道家哲学的精髓。他在隐退前给文种写信说：“吾闻天有四时，春生秋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第十》），这完全是《老子·第二章》“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以及《老子·第九章》“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的思想翻版。

另外，我们从古籍所录范蠡、计然放达的生活特点上，也能看出二人明显的道家风范。

“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著。其形浩浩，其志泛泛，不能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意林·卷一》，这段话大意是说：计然，春秋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流亡的贵族。他为人有心计且不形于色，长相似乎不及常人。他从小就聪明，学习阴阳历数，能见微而知著。他胸怀坦荡，志向远大，但不肯主动游说，自荐于诸候，诸侯暗中用他的学说的有七个国家，却不为天下人知，所以称做计然。因为他经常遨游山海湖泽，因此又号称渔父。）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或伍户之虚。其为结僮之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以内视若盲，反听若聋。大夫种入其县，知有贤者，未睹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泛求之焉。得蠡而悦，乃从官属，问治之术。蠡修衣冠，有顷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越绝书·卷六·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 这段话大意是说：范蠡开始的时候居住在楚国，生于一个叫宛橐的地方。他童年时一会儿癫狂，一会儿清醒，当时的人都认为他神经不正常。虽然范蠡独有圣贤的聪明，但是周围没有人可以跟他交谈，因此，他内自省察就好像盲人一样看不见，反听别人的意见如同聋子一样听不到，他的聪明才智表现不出来。大夫文种来到范蠡所居住的地方，只知道这里有一位贤人，却不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文种先在城里寻找，但没有找到。于是，他感到狂放之士中间多圣人，贱民百姓之中有君子，就更为广泛地去寻找，终于找到了范蠡。文种非常高兴，就聘请范蠡为自己的僚属官吏，向他询问治国之术。范蠡修饰整理一下服饰后，不久就出来与文种相见，这时的范蠡进退有节，揖让有礼，一副彬彬君子的仪容。）

后世，人们甚至将范蠡归入道家神仙之列，刘向《列仙传》中就有范蠡一条。明刻本赞词曰：“龙见越乡，功遂身返。屣脱千金，与道舒卷。”就是说范蠡如龙一样出现在古越地，大功告成便隐居了起来。抛弃千金如脱履，还身入道自舒卷。

《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淮南子·齐俗训》指出：神明清虚，得大智慧乃一切事功的基础，上面说：“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建立的以培养政界、经济界精英为目标的松下政经塾中，学员亦要静坐修行。

修道进德是所有工商事业的基础——故辑《商道要旨·大道第一》。

中国商道直接源于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轻重之术，所谓“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现得极其清楚。

开篇，司马迁就论述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求富心理。他指出，老子讲的上古“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自神农时代以来，人们就有了强烈的求富、患贫心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地利用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如果不能作到这一点，就要教育、管理，最不好的情况是与民争利。他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指牛羊猪狗等牲畜，泛指肉类食品——笔者注）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户说：挨家挨户地劝说；眇论：微妙的理论——笔者注），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西方经济学进入后，中国学者胡乱找与西方自由市场概念相似的，于是就找到了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事实上它只是讲如何利用世人求富患贫的心理，而不是讲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事实上，中国轻重之术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

紧接着，司马迁谈到了中国经济史，他将之与齐国联系了起来，这是正确，因为今天的轻重之术仍然相对完整地保存在齐地法家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之中。他说，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由于当地多盐碱地，不适宜种植庄稼，所以太公鼓励国民发展手工业，搞长途贸易，结果齐地迅速繁荣了起来。后来齐国中衰，有丰富市场经验的管子用轻重术管理经济，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富强一直持续到齐威王、宣王的时代。上面说：“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潟卤：不适宜耕种的盐碱地——笔者注），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中国古典轻重术包括自然、均平、储备三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经济原则（参阅拙著《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 年1月），越王勾践败于吴后用计然之策，十年富国，其核心显然也是轻重术，《史记·货殖列传》载其策，分述如下。

首先计然谈到了掌握自然规律，把握市场行情的重要性，即自然原则，时用知物。他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大意：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所需求，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

其次，计然论述了保护社会各阶层利益，平抑物价的重要性，即均平原则，治国之道。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大意：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

最后，计然阐述了储备的基本原则，积著之理。在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储备是为了调节市场，不是为了储备而储备。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大意：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不停滞。）

司马迁记述说，上述轻重术“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报，报复，报仇——笔者注）强吴。”

在打败吴国后，范蠡不禁慨叹：“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结果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闻名天下的巨富“陶朱公”。上面说：“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因此，后人也将经商之道以“管刘术”代称，这里的“管刘”指实践轻重术的大政治家管仲和唐代的刘晏。（如史载清代徽商章策：“精管刘术，所亿辄中，家以日裕。”转引自《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0页。 ）。”

轻重术的基本原则“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故辑《商道要旨·要旨第二》。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介绍的先秦主要大商人皆位列卿相，真可谓范蠡所说的“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范蠡，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大商人，辅佐越国勾践。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

子贡，孔子弟子，巨商，司马迁说他在孔子那里学习后就到了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他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上面说：“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司马迁还认为，孔子的成名与子贡在经济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白圭，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魏惠王时为相，后因看到魏国政治腐败，弃政从商。

三人中，只有白圭讲了自己工商业管理的具体经验。他明确指出，工商管理当用治国之政法家和兵家。他说，我经营商业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还是不会教给他的。上面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中国古典政治以道家为内术，法家为外术。自道家以至名家，自名家以至法家。《尹文子·大道下》云：“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

治理国家与工商管理殊途同归——故辑《商道要旨·名法第三》。

       又，古籍中载范蠡故事，多可观者。

       这些故事不言商道亦不离商道——故辑《商道要旨•故事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