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曾经说过：“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最富成果的发展几乎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的交会点上。”

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就是这样一本著作。作为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不仅有师承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背景，推崇《春秋》公羊学，也像康有为一样想指导儒家“宗教化”，为孔教的建立不遗余力；作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派留美学员，陈焕章于光绪三十三年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191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就是英文版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承载着深厚的东西文明学养，在文明的“交会点上”，陈焕章完成了这一影响几代西方经济学大师和西方经济政策的巨著（比如其中常平仓政策对美国现代农业政策的直接影响）。

陈焕章是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来铺排儒家经济思想的，但他并没有让人感觉是将东方经济思想生硬地塞入了西方经济学的篮子里。相反，他在以西方人更能理解的方式介绍完整的、活生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学。他不是在机械地复述已成昨日黄花的历史，而是在沿着历史脉络讲述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思想——不仅对于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学者来说是新的，对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学者来说也是新的……

这本书有太多的可圈可点之处，这里我们仅能指出一二，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还会发现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比如关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奴隶制度的论述等等）。

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学开始摆脱伦理学走向独立，本书让我们意识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摆脱伦理学可能会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物欲横流、环境灾难频发的时代，《孔门理财学》让我们重新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和谐的重要意义。

孔子为什么“罕言利”呢？陈焕章解释说：“人性已经是自私的，社会已经是功利的社会，人们天生就知道狭隘的利，不需要再教他们。如果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教师常常言利，将使人们更加重利轻义，更多地关注金钱，更少地关注品行。他们将以孔子教导为由原谅自己，用孔子的话作为借口。因此，孔子不常言利，而是代之以义。”

为了节制人类的欲望，孔子阐明了直接反对经济动机的三个学说。即命的学说、名的学说、灵魂的学说。陈焕章谈到名的学说时说：“如果我们不让人们取利，同时否定他们求名的趣向，那样将太残酷，是不符合正义的，人类社会将一点也不会进步。因此孔子创立了名的学说，为的是将人们从经济世界带到伦理境界，用伦理成就取代经济成就。”

历史证明：节制人类欲望是一种文明标志，而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类欲望的放纵是危险的；已经有太多的学者提出经济学应重新回归伦理学，在这方面，《孔门理财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陈焕章认为孔子和儒家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反对不适当的垄断。这与现代一些学者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有着本质的不同。说到底，那是一种有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无论这种调控是出于对环境的保护，还是伦理上的需要。他说：“按照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如果竞争是绝对自由的，每个人将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小心关注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主张竞争为经济生活所必须，认为政府干预应降至最低限度。儒家学说与之正好相反：对于经济生活来说政府干预是必须的，竞争应当降至最低限度。”

陈焕章指出，如果政府严格遵从自由放任的政策，让竞争绝对自由，世界将只属于少数最强者。我们怎能忍看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弱者受难呢？因此，“没有一个宗教大师、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会放任自然，而不进行某种调控。既然有些自然选择只对强者、而不是弱者是好的，那么对社会整体的人为调整就是必要的。”

在此，伦理上的正义原则再次回到了经济学的中心。

陈焕章注意到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在生产中还是在消费中都是这样。他指出了1908年General Homer Lea 所作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失败》一文观点上的错误，并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陈焕章甚至认为，儒教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他说：“在儒教中，重要生产资料应属于公众，统治阶层只应得到傣禄。不过官员阶层可以将俸禄积累而成为资本家。现代社会主义不禁止拿薪水的官员从事赢利性活动，而儒家完全禁止他们取利。我们可以说二者的不同是由于古代贵族允许世袭官职，而在现代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儒家有必要禁止他们从事赢利性活动。这个说法不错，应是孔子的原本思想。但儒家社会主义意义更深远。首先，儒教不允许贵族政治，没有人可以世袭官职。其二，即使在封建制和贵族政治废除后，甚至对于临时官员，这一不得争利原则仍然适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

谈到井田制时，陈焕章说了下面一段话：“中国人民一直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他们不走极端。当学者们思考井田制时，尽管他们恨地主，但从来不认为应像Henry George所主张的那样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王莽是唯一通过没收政策将土地国有化的人。然而，即使是他也没有触动那些拥有土地不超过一井的人。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百亩土地，就会免遭没收。而且三年后他就废除了没收土地的法令。由于王莽为儒生们所谴责，没有人认为他的没收政策是正确的。因此，除非有社会主义的新形式，中国的土地可能将永远掌握在私人所有者的手里。”

反观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史，陈焕章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历史沧桑感——今天，我们不是正在探寻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吗？

在1912年的一次讲演中，他说这本书可以名为《中国理财学史》，因为其中也提到了诸子学说。尽管“尚未详备”。我们注意到，在写中国的经济学时，作者竟然忽视了《管子》一书中的轻重理论。要知道，那是最集中论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献，清末民初还有学者将economics直接译为“轻重学”。陈焕章也指出管子是“今天我们所知的第一个提出完整经济学体系的人”，不过“我们没有闲篇谈及他的经济学——提及他的原因是拿他与孔子作比较。”

为什么不研究《管子》轻重十六篇的经济思想呢？原因是它的理论是民族主义的，而不像孔子那样是世界主义的。在“国民经济”（这是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F.李斯特一再强调的）仍然占据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今天，《管子》经济思想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在1913年1月《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就说：“吾国人多劝余译（《孔门理财学》）为华文，余有志而未逮。以精力已疲而日力不足也。”之后，海内外多位学者公开呼吁将这本在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独占一席之地的著作译成中文。我们自知才疏学浅，冒昧承担了这本名著的翻译任务。诸多不当之处，敬请海内外专家指正。

对于这本书的翻译，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向读者交待：

一、英文原版中，对于许多汉语经典译文，陈焕章直接采用了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本，如果我们在中文版注中也采用理雅各编辑的五卷本《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的形式，如“The Chinese Classics,vol.i,pp.319”，中国读者会摸不着头脑。所以我们直接指出了原文在汉语经典中的出处。

二、由于作者引用的汉语经典都是古文，所以我们在一些难解或关键处加了白话译文，供现代读者参考。

三、对于行文中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内容，我们以“译者注”的形式在行文中作了说明。

四、对于书中引述的西方名著中的内容，我们并没有完全采用流行的中文译本，因为有时中译本内容欠准确。

五、对于原书中少数无关紧要的注，我们并没有列出，特别是因为有些注本来是专门为西方读者而加的。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友人寄来了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相蓝欣教授的《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8月出版），在该书第四章中相教授除了表达对《孔门理财学》没有中文版的深深遗憾之外，还对《孔门理财学》作了高度的评价，其间一段话格外引人注目：

“令人悲叹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康有为门生陈焕章（1880-1933）是接着传统经济思想系统讲的第一位学者。他的《孔门理财学》，不但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而且是唯一一本全面诠释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鸿篇巨制。”

是啊，我们离本土经济思想似乎越来越远了，但愿未来有更多学者能够“接着传统经济思想系统”讲下去——但愿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能引起海内外学人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的兴趣——返中国古典学术之本、开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术之新！

我们期待着……

翟玉忠 陆寿筠

二零零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