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并入我们的版图呢？我们掌控更多土地的最好方式就是：借助于宗教手段，然后派出军队。”17世纪初，葡萄牙国王谈到东方国家日本时作如是说。【1】 这段话透露了过去500年西方殖民主义的本质特征：一手捧托着《圣经》，一手挥舞着刀剑；以文化殖民开路，达到征服人心、掠夺资源的终极目标。19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知识体系逐步取代的《圣经》，成为西方“教化全球”，文化殖民的主力军。 直到21世纪的今天，西方学术仍垄断着中国大学的讲堂，甚至中国古典学术本身也被西方学术格式化了。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多年来，我们以孔子所传四科之学为基础，全面整理、复兴中国文化体系的源动力。 回想2001年2月，笔者辞去稳定的工作，离开家乡来北京寻找宇宙人生大道，迄今已经23年。这23年是一次备尝艰辛而激动人心的学术远征！ 我和同道者们翻越了三座大山，最后抵达了2500年前轴心时代中华原文明的高峰，看到了中华文化智慧、安乐、德行三位一体，内养外用不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普世大道，并以“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经学）的形式，奉献全世界！ 翻越近代西学、宋明理学、两汉经学的大山太难了，我们披荆斩棘，历尽磨难，遍体鳞伤地走了过来。中途看到太多学者游魂般生活在西学、理学、经学的阴冷森林里，一生都不能出来。 第一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近代西方学术，具体地说是大学中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学术。我们从孩童时代入学到大学毕业，乃至读博士成博导，必须深入这座大山。近代学术形成于西方殖民主义时代，面对中国这类非西方世界，西方人的主导思想是“以西释中”“西是中非”。结果学人只会讲述西学意义的世界，而不能讲清楚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更不能说明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 比如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无论是“中国”还是“人”，受过现代教育的国人都是从西方意义上理解的。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人则理解为宇宙中渺小的灵长类动物，信仰了基督教的，还会说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传统上我们将“中国”理解为以普世文化（人伦礼义）为标准的天下，“人”则理解为与天地并列、参与天地运化的最高存在。而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已经被“以西释中”“西是中非”的西学逻辑屏蔽。我们讲的“中国人”之名，实际是在说西方的“Chinese”之实。 从民主观念到人性善恶，我们的全部意义世界都是西方的，对应的则是西方文字——这就是中国话语权旁落、软实力疲弱的根本原因，用西方的“名”，解释迥异的中国之“实”，名实怎能不混乱！ 早在196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就建议，不要用希腊拉丁词根来描述中国，而最好使用“中国形式”。包括中国学界在内，似乎没有一个人回应过这个问题。他写道： 我也不喜欢把“自治的”一词应用于（中国）乡村社区，因为我认为它只是在非常确定的界限内才符合实际。事实上我们急需发展一些全新的专业名词。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社会状况是鲜为西方人所知的，而在创造这些新的专业词汇时，我建议最好使用中国形式，不要继续坚持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根来描述非常不同的社会。【2】 李约瑟博士不会想到，以西方概念解析中国现实，竟会在中国成为基本学术范式。尽管早在1922年，梁启超先生就警告国人，用西方学术（“洋货”）整理中国故有思想，在各个学科中都会产生名实不副的现象，结果只会是“画我不是我”，遮蔽中国文化本身。他说： 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符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3】 我们必须回归中国的意义世界，以及基于此意义之上的话语体系。否则，学人一生困在西方学术的庐山之中，永远不会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今日中国学界之蒙昧，可以套用唐代高僧黄檗希运禅师的一句话：“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中国学者“终日言说，未曾吐一句中国话！” 我们是如何翻越西方资本主义学术这座大山的？关键是坚持“中体中用，中西互济”这条学术路线不动摇，将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内在的逻辑性和统一性全盘托出，彻底打碎了西方人眼中中国只有思想碎片，没有系统学术理论的判断。 中国不仅有自己的学术体系，且整体上更为完备。因为诸子百家相辅相成，相须为用，内圣智慧和外在事功合一，而西方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则长期处于巨大张力之中——西方学不术则断分化、细化，呈碎片化趋势。 第二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宋明理学。2000年前佛教进入中国沿两条路线演进：一是佛教自身的中国化。二是中国文化的佛教化，后者催生了宋明理学。 表面上宋明理学激烈反对佛教，本质上它是佛教化的儒学，用佛教的个人启示取代了中国内外兼修，积善成德的生活方式。难怪清代大儒颜元批评朱熹：“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4】 宋明理学如何将中国文化佛教化的呢？首先是学习佛教判教将诸子百家异端化，结果包括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王经世之术”【5】百家之学，从理论到实践层面被丢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理学独尊”，理学家成为道统化身！然后通过“颠倒本末，混淆内外”的方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中国文化佛教化——其桥梁是中国化的禅宗。 从二程和朱熹开始，理学家就特别看重《大学》《中庸》，认为二者是圣人口耳相传的大法，初学者掌握真理的门径。朱熹《大学章句》认为，只有《大学》告诉学人修行的次第：“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正是在修行次第上，宋明理学家颠倒了本末。大学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成了本，“止于至善”成了末。因为按照禅宗理论，认得妄心，识得本心是基础。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过：“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6】 所以朱熹也在中国文化中“制造”出妄心和本心，即人欲和明德，有时也称人心或道心。《大学章句》解释“明德”时，彻底背离了“明明德（行）于天下”的《大学》本义，将平天下的实际事功转化为个人修养，“明德”成为本心，“本体之明”。文中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对于《中庸》，朱熹背离古人“心是谓中”的观念，将“中”解释为行为上的不偏不倚，混淆了内外。 “中庸”的意思如黄老之“心术”，讲用心之道，心之用。《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中庸章句》题解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进一步解释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这简直是时空穿越的小说，因为子思死时，孟子尚未出生！ 过去十几年来，我和同道合作，写了大量文章，欲正本末、明内外，将宋明理学“颠倒本末，混淆内外”的错误修正过来。 今天学人一言中国文化就是理学化、佛学化的儒学。不仅普通百姓不能区分理学、儒学、孔学、经学的关系，一般学者也不能区分——这是宋明理学家、明末耶稣会士、清末民初中国学者、1949年后港台新儒家和改革开放后大陆新儒家用以突出中国性、否定中国文化普世性的共同“制造”。【7】 这种用以指称中国文化的“儒学”在学理上排斥诸子，排斥外在事功，是宋以后国运衰弱的思想根源，这不是小问题，是关系国运的大问题——这座大山跨不过去，会有亡国的危险！ 第三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两汉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一件事如汉武帝听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一样，影响长达2000年之久。贬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以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国家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性格，塑造着国家政治、个人伦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民国初年。蒙文通先生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论经学遗稿三篇》说： 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8】 汉武帝的文化政策是成功的，亦有沉重代价。一是“表彰六经”，经学成为利禄之途后，经学迅速僵化、繁琐化和玄学化。两汉儒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儒学不断方士化的过程，董仲舒已将阴阳五行同灾异感应联系起来，到东汉，谶纬之学大兴，搞得经学乌烟瘴气。经学成为仕进之途后，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地盘，经学家株守家法、师法，包括西汉末年反对古文经学，都是为这个目的。东汉王充不禁感叹：“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指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笔者注），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即根荄，犹言根本——笔者注）。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9】二是“罢黜百家”导致经学与子学的有机联系断裂。西汉东平思王刘宇（？—前21年）上书朝廷，请求诸子百家图书。大将军王凤对皇帝说“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10】反对将这类书给东平思王，可见时人已将经学与子学对立起来。 经学失去子学之流，必成为一潭死水，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比如儒者多言禅让制，而不知禅让制本质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后来发展为秦汉发达的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因为那是法家的主张，所以儒家要反对。如果我们不从社会功勋制角度理解禅让制，那么禅让制只能作为神话存在，更别谈用它解释21世纪中国选举制度了！ 可以说，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埋下了经学僵化，后来成为僵尸的祸根！ 当代学人所做的，就是用西方专科学术埋葬这具“僵尸”。名曰“整理国故”，结果今人已经连经学的面目都不识了。因为“经学僵尸”已成尸块。经学就是经学，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选举制度与中国人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密不可分，哪能将经学进一步肢解为哲学、史学、文字学之类。蒙文通先生大声呼吁： 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11】 我们不能追随五花八门的“新儒家”，罢黜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独尊理学或儒术，要“会通经子，表彰六经”，回归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大经大法——那是中华魂，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根本！亡经学就是亡文化、亡天下！ 还我文化山河，回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必须翻越阻碍中国文化返本开新、守正出新的三座大山！ 过去20年来，我们过五关斩六将，降魔捉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才胜利登上了轴心时代中华原生文明的峰巅——以“孔门四科”为纲领的中华文化！ 这次我们重新整理中国文化与周代面临社会大失序（礼崩乐坏）的孔子不同。首先，孔子是以西周王官学诗、书、礼、乐“四术”为核心整理中华文化的，我们则以“孔门四科”为核心。 但孔子并不以“孔门四科”教学生，它还是以西周王官学传统的“四术”为主要教学内容。《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礼记·王制》说：“乐正（大司乐，相当于古代大学校长——笔者注）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正是从诗、书、礼、乐中，孔子培养出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经学）这四类特长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之为“异能之士”），后来演化为诸子百家。所以我们按“孔门四科”整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中国文化，才能做到“纲举目张”！ 其次，孔子有明确的理想标杆，他说：“周监（通“鉴”，借鉴——笔者注）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2】周朝集夏、商两代之大成，所以孔子尊周礼。孔子上下求索，周游列国，力图恢复周朝那样和谐统一的社会秩序（礼义王道），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他极伟大之处。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东方，要在不失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开放地学习西方，择善而从，所以关键是“明东西”。融入世界，世界才会认可中国文化内在的普世性——光返本而不能开新，如同闭门造车！ 也因此，孔子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整理方针。但我们不同，面对西方系统化专科学术，我们必须“既述又作”。比如经学，在民智大开的时代，必须牢牢抓住经学作为“先王经世之迹”【13】本具的大众性、实用性、世界性特征，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重新阐释。经学如同今天的政府公文，怎会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经学是小众的无用之学？它面对的是大众和天下，必有其实用价值。经学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将之作为榜样、模板，解释过去指导未来——经学是中国文化的DNA，中国历史和现实不过是经学的复制和表达。我们忽视甚至否定经学，实际上剪断了联结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脐带！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位列“孔门四科”言语科的名学是人为一切知识和社会活动的基础——历史上儒家也被称为名教，以名为教；法家也被称为名法之学，形名法术之学，足见名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础地位。 名学是文化复兴的起点，文化自信的基石，文化安全的长城。何以这样说？ 因为没有名学，我们就无法摆脱以西式现代性为核心的西方学术，以西方之名释中国之实，结果只能使中国历史和现实成为西学研究的对象，中国学术和中华文化沦为西学的附庸。何以谈文化复兴！ 因为没有名学，我们就解释不清楚以名位为基础的教化，中华名教（伦理道德）的起源。也解释不清中国古典政治体系刑名法术之学。结果中国的社会观念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倒影或阴影。何以谈文化自信！ 因为没有名学，我们就不能清除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众多恶毒不实之名（鄙名和伪名，详见本书“名学十三篇”），没有了思想观念的“海关”“防火墙”，何以谈文化安全！ 本书是两千年来对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的第一次系统整理。今天名学主要保存在墨家和名家中，我们打破古人以书分类的诸子界线，将二科中相关内容合而为一，由此找到了名学的推理形式——名学成了可以活学活用的知识工具！ 201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相关研究成果《正名：中国人的逻辑》第一版，十年过去了，《正名：中国人的逻辑》早已绝版，网上甚至炒到了三五百元一本。 因此，我们发心再版该书，欲让更多人学习名学，运用名学。有了名学这个逻辑工具，中国在精神上才能真正崛起，中国文化才能贡献于世界。 本着为大众做学术的人生信条，笔者对《正名：中国人的逻辑》第一版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学术性很强，且带有资料性质的“《形名杂篇》译释”“《墨经》名辩精要”两大部分，增加了“正名顺言篇”。 “《形名杂篇》译释”是对伍非百先生《中国古名家言》“形名杂篇”部分的阐释。《中国古名家言》是近代名学研究巨著，修订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再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墨经》名辩精要”是在谭戒甫先生《墨经分类译注》的基础上，对《墨经》中名学部分的辑录。《墨经分类译注》由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新增的“正名顺言篇”，除了第一版附录中的四篇文章，还收录了过去十年来笔者研究名学、应用名学的一些文章，目的是让读者看到名学的现实意义所在。 这一调整，使本书更具有可读性和实用性。 最后，感谢上海的李网兴先生为本书顺利出版提供的支持，以及太多友人的鼓励和帮助！ 德不孤，必有邻。我们的使命漫长而艰辛，但没人能阻止内圣外王一贯的普世大道升起在21世纪东方地平线上！ 在世俗性全球化大转型的时代，这一古老而崭新的文明范式必将照耀全世界！ （《中国名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纪录片：《日本神秘帝国的回忆》（Japan Memoirs of a Secret Empire）第二集，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s411272J?p=2&vd_source=7bd3312d933504035c126a92754b83a4，访问日期：2024年3月7日。 【2】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徐汝庄译，载《自然杂志》1990年12期。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 【4】颜元：《朱子语类评》。 【5】《史微·卷一·百家》。 【6】《坛经·行由品第一》。 【7】参阅詹启华（Lionel M. Jensen）：《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8】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经学抉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9】《论衡·正说篇》。 【10】《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11】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经学抉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12】《论语·八佾篇》。 【13】《史微·卷一·百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