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下面是《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三期）上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对中国的评述——在赖斯眼中，中国是一个危险的战略竞争者（ strategic competitor），不是战略伙伴！

对于美国和美国的盟国来说，最艰巨的任务是要在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中找到恰当的平衡。俄罗斯和中国对国际和平的前景同等重要，但是它们造成的挑战却极为不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仅就经济来说，这应是件好事， 因为为了维持其经济活力， 中国必须更多地融入国际经济。这就要求扩大开放，增强透明度，发展私营企业。北京的政治斗争是围绕如何维持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进行的。有些人认为经济改革、发展以及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另有一些人则强调放松经济控制和维持党的政治统治之间的固有矛盾。随着中国的经济问题由于发展速度放慢、银行倒闭、国企无活力、失业增加等大大加重，这一斗争将加剧。

加强中国那些寻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人的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这可能会形成要求进行自由化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压力。这虽不能担保，但是智利、西班牙、台湾等众多实例已经证明，民主与经济基础自由化之间的联系从长远来看是强有力的。实际上，贸易与经济往来不只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好处，还对美国的政治目的有益。同时人权考虑也不应退居其次。相反，美国总统应迫使中国领导人进行变革。但应牢记的一点是， 在中国的普遍政治控制之下，美国通过道德辩论和介入产生的影响仍很有限。信息传播、中国年轻人通过教育交流和培训接触美国价值观以及不靠国家维持生计的企业家阶层的发展，这些大趋势最终可能对中国的生活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尽管的些人认为支持人权的办法就是要拒绝与中国进行贸易，但这恰恰会惩罚那些最有可能改变中国的体制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保守派希望继续以国家指令管理经济。当然，对于向中国转让军事上敏感的技术，美国应有严格的出口管制。但总的来说贸易能打开中国的经济，最终也能打开中国的政治。这一观点要求我们相信市场与经济自由带动政治变革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已成为世界各地的经验所证实。

即使我们主张与中国进行经济往来， 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中国的军事力量现在还比不上美国，但这一状况并不必然是永久性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解决的关键利益----特别是涉及到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大国。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感到不满。 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希望改变亚洲的力量对比以对自身利益有利的国家。仅此一点就使中国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 strategic competitor),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再加上中国同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技术扩散上的合作记录，安全问题显而易见。中国将尽其所能----不管是通过窃取核机密还是通过试图恐吓台湾----提高自己的地位。

中国在控制力量对比方面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这一挑战的反应。美国必须深化与日本和韩国的合作并继续承担其义务，在该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它应对印度在地区平衡中的作用寄予更多地注意。在美国存在这样一种很强的趋向，就是在观念上将印度与巴基斯坦联系起来，只考虑克什米尔或者两国之间的核竞赛。但印度是中国算计的一个要素，这也应成为美国考虑的要素。印度还不是一个强国，但它有潜力成为一个强国。

美国还在台湾的安全上有深层的利益。台湾是民主的、市场导向发展的典范，它在大陆的经济中有很多投资。美国一贯承诺“一个中国”政策，将台北与北京之间关系的解决留给未来，这是很明智的。但是该政策要求任何一方都有不挑战现状，而北京作为更强大的一方应放弃使用武力。美国决心使这一政策坚如磐石。克林顿政府对北京的有所倾斜，例如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使用了中国的“三不”表述。自那以来台湾一直寻求受到注意并获得再保证。如果美国有决心的话，那么台湾海峡就能维持和平，直至找到民主的政治解决办法。

有些事是需要花时间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要有掌握细微差别和协调平衡 (nuance and balance)的能力。对美国来说，在遏制中国的权力与安全野心的同时，通过经济往来促进中国国内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合作是要进行的，但当两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决不应害怕与中国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