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还的百年中国，令人思索的问题实在太多。其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西方早在16世纪就有工业革命、就开始了近代的进程，为什么我们的“近代”开始得那样晚？到1840年鸦片战争人家打我们才开始“近代”？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面，没有为走向近代准备好充分的社会与文化的机制。我说的是“社会与文化的机制”，没有笼统地说中国文化本身。因为这是学术界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宋朝和明朝，城市经济相当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有的研究者论证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说明朝中叶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萌芽，历史材料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入侵，中国自己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最多这只能算是学术上的一种假说，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没有提供验证。事实是，中国始终没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学术界没有争论的是，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演进的速度实在太漫。仅是一个帝制社会的时代就走了三千多年。为什么如此？道理安在？我以为有两个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个是原因是，每当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便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典型的有两次，一是宋朝之后的元朝，一是明朝之后的清朝。两次都曾造成经济与社会的大的破坏。元朝时间短，只有97年，这里先不去说它。清朝267年，有的研究者喜欢讲“康乾盛世”，但在所谓“盛世”之前，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康熙22年平定三藩，差不多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以想见。

     就是所谓“盛世”时期， 问题也堆积如山。满汉矛盾是个大问题，乾隆时期，任用官吏，督抚中不准许有汉人。再就是大兴文字狱。何况对外交往的“闭关”，也是“盛世”统治者的决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来中国，想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商务关系。带了许多礼物，据说价值1万3千英镑。两广总督郭世勋奏报，说英国人听说皇上八旬大寿，特来“叩祝”，并带礼品“进贡”。既然是“进贡”，当然可以接见。但在觐见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中方坚持，英使一定要行跪拜之礼。英方不同意，说只有对上帝才能下跪，对英国国王也只是行单膝下跪吻手礼。马戛尔尼农历七月十五到京，争论逾月，最后中方妥协，同意屈一膝觐见。但对所提出的贸易要求，清廷一律拒绝。后来马氏回忆此一经历时说，以他们的看法，再没有比中方如此的做法所犯错误更大的了。

     可是，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正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碳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

     但中国还在为外国使臣要不要行跪拜之礼争论不休。

     到晚清，我们在近代科技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中国已经落后差不多三百年。我很诧异，现在的我们的史学家，为什么要花那样多的气力去歌颂所谓的“ 康乾盛世”？即便是“盛世”，又和今天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关系？须知，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开始的，是他们的闭关锁国种下了祸根。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 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推倒了前一个王朝，换上后一个王朝，一切又照原样重复一遍，历史并没有真的前进。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的自我调节器。正面地看，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吸取教训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此循环的结果，使得传统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容易发生改变，新的社会因素不容易诞生。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还有其它一些综合因素，比如皇权过重，统治者虚骄、妄自尊大等等。还有更主要的，是长期与外界隔绝，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等到江河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总算知道有世界了，还囿于传统，不肯放下架子。

     曾纪泽在光绪初年出使英法之前，先写信给法国使馆，提出要求：说他此行带眷属，但他的夫人只可以与西国的女宾往来，不能与男宾“通拜”、“通宴”，尤其不能行握手之礼。他说此事与中国“名教攸关”，希望对方能“委屈商酌，立有一定规矩”。林畏庐有一首诗叫《瞌睡汉》，其中说：“华人只争身份大，铸铁为墙界中外。挑衅无非在自高，自高不计公家害。”本来已经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说法，仍然认为中国是在地球的“中央”，其它国家不过是“四夷”。知道了有世界，还不肯正视，用臆想蒙骗自己。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的机制，能不发生危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