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从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走向了一个外向开放的社会，从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社会走向了一个相对富足的社会，从一个几乎只能够纵向传承文明的社会走向了一个如今八面来风的社会。30年来我们的社会在大交汇、大冲突、大融合、大发展中把中华文明推向了一座新的历史高峰，其间，中国社会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崛起的速度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撼。

经过30 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2004年，GDP增长9.3倍；按现价计算，国家财政收入增长22.3倍，中央财政收入增长81.5倍；进出口总额也由200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不足1%增长到1100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三。30年的发展不仅使国家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为我们的良性发展初步探索了道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GDP迅速增长的另一面，却是国民所得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现在不足20%。出现了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即国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失业率高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近来，以猪肉为代表的基本生活资料价格飙升，尤其使底层国民生活负担沉重。股市和房价的翻翻上涨，让人似乎可以嗅到空气中的不安。如果眼光再稍微看长远一点，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廉价劳动力，已经枯竭了，小学生在校人数每年减300万，人口高峰已经过去，空巢村比比皆是。如果说过去时代，一个家庭生养2-3个小孩不成问题，可以支付小孩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现在则是生养一个小孩都很艰难。如果一个民族的主流家庭不能负担养育两个孩子，不用多少数学知识就可以计算出这个民族会面临人口灾难。中国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也到了不可忍受境地。

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是腾飞还是挫折。现在，我们应该重温邓小平讲的“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改革开放后期，以此话为先导，由联产承包开始，搞活经济。必须承认，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大幅度增加的，那个时候记者无论是采访农村的农民，还是城市的工人，被采访者都承认是生活改善了的。票证逐步取消了，能够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排队越来越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急速普及，进入千家万户。这也是为什么在1984年的大阅兵中，北京大学生自发地向邓小平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的原因。

和改革开放初期时的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情况相比，最近中国劳动协会给出报告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四年以二位数增长的时候，在网上传来一片质疑声。而今看到《中国保险报》的文章《中国工资增长真相：绝大多数人相对收入急剧下降》那就更令人担忧了。

笔者认为，今日之中国需要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同样是30年的高速发展，日本从1945到1975的30年间，从零点出发人均收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中国从1978到2008的30年时间，却还需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经济。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10年内使国民月收入翻倍”。此计划的制订者是大蔵省出身的经济学家下村治。下村治认为，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时间，日本一直被贫困和失业所重压，这是日本突入战争的原因。使日本摆脱贫困是自己的职责。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孤立的，在此之前有《国民经济复兴计划》和《国民经济自立5年计划》。这些经济计划的目的是国民经济的自立，从煤钢倾斜生产开始，逐步建设恢复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物资的“自给”。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大量向日本定购军需物资，使日本经济从战后的废墟中逐步复兴自立。日本国民经济实现了自立，但国民依旧非常贫困，失业率高涨。为了国民经济自立，国家计划向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倾斜，形成了所谓的“二重格差构造”。城市和农村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企业和中小城市企业间的差距。

下村治制定《收入倍增计划》，是原来经济自立计划的延续，认为“日本经济可以变成美丽的白天鹅”而腾飞。如果说原来的经济计划目标是强国，那么《收入倍增计划》可以说目标是富民。下村治亲自到黑市调查百姓的生活。战后日本经济崩溃，实行物资配给管制，取缔自由市场。但配给有限，国民生活的大半还要依靠黑市。下村治还调查走访日本的企业工厂，了解日本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在大量现场调查的基础上，下村治提出了他的经济学假设，即“日本人能够吸收改进世界的先进技术，进行技术革新，制造新产品”。这种经济学名不见经传，被称为“下面来的经济学”。与之对应，从书本上来的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的经济学大概可以叫“从上面来的经济学”。这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与明治时代一著名口号异曲同工，那就是“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西洋人能做到的，日本人也能做到。

当时日本国民收入微薄，购买力低下，按照一般经济学应该想办法扩大内需，而下村治的《收入倍增计划》却反其道而行，是扩大供给。在日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上如何吸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供给。仅有“提高供给”的总体指导思想还远不够，还需要制定严密的实施计划和步骤。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只能用机械手摇计算机处理收集到的各种数据，编制计划。规划各产业如何发展协调，技术如何导入，如何吸收，如何扩散，带动相关产业一起协调发展。在计划实施过程中，不断用实际情况比对这“下村计划”，查找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规划下一步的行动。《收入倍增计划》从1961年开始实施，到1967年提前达到了计划指标——国民收入倍增。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的同时，还伴随着国民福利保险制度的建立。国民健康保险，厚生年金保险。政府还大力建设廉租房——住宅公团，还鼓励企业建设社宅，改善国民的住房条件，减少国民的住房负担。这与中国非常不同，中国虽然也有过名义收入倍增——日前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更指出仅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就“翻了近一番……”，倍增是无疑的了，但前提却是国民福利保险彻底丧失，住房彻底市场化了——名义收入的增长不能抵消福利的丧失，于是产生了“新三座大山”。

日本收入倍增的时代，也是日本产业大跃进的时代。本来收入倍增计划就是基于提高供给，技术革新的基础之上，西洋人能做到，日本人也能做到。其间日本的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等基础产业突飞猛进。1965年开始，日本的对外贸易从入超转为出超，日本产业开始向世界进军了。而中国的名义收入倍增，却是通过贩卖自己的民族产业实现的。统计表明，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已经被外资控制了21个产业，剩下的产业也在评估待售中。中国政府投资美国的投资基金黑石，黑石再转过手来收购中国剩余的企业。自我产业的丧失，是中国失业率高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元凶。外资企业需要的是廉价的劳动力，而不需要大学生。

日本以自我产业发展为根本，于是劳动力出现短缺，“恨不得借猫爪子一用”，工资急速上升，经济的“二重格差”消失了。工资上升并没有减弱日本的竞争力，因为技术革新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工资上涨又推动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又推动生产扩大和技术革新。日本并不是传说中的依靠外贸发展经济的，而是靠内需，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直不超过20%。中国经济的发展路线完全不同，引进依靠外资，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如果工资提高，外资可能转移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于是中国经济在飞速增长，国民收入却得不到提高，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70%。

日本经济进入80年代后，日元升值，股票房地产飙升。已经退休的下村治预言：“钱生钱的金钱游戏，实际什么也不生产，膨胀的泡沫迟早会破裂的”。历史不幸让下村治的乌鸦嘴说中，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十年后，到现在才缓慢恢复。

回到中国的现实，中国没有经历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阶段，却直接跨入了钱生钱的金钱游戏，股票和房地产飙升。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到时候中国可能还没有日本幸运，日本的独立产业基础还在，国民的各种福利保险还在，泡沫经济的破裂并没有使社会出现很大的动荡，国民经济没有出现很大的倒退，但恢复创伤竟也用了10余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中国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建立自己的“从下面来的经济学”，而不是从什么书本或者权威那里取什么葵花宝典。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失误是从书本到书本，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了，把自己的产业牺牲了。因为“上面来的经济学”说要发展经济，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市场化，于是各种福利都市场化了。中国做草鞋草帽还行，半导体飞机等高科技还是算了。中国找不到“人”的自信，不相信自己能够脱离书本而独立思考，制定符合中国的经济学理论。

从系统控制的角度讲，首先还是要进一步调查情况，近几年人民生活究竟是改善了还是下降了？需要进一步的摸底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是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是在不断下降的，可是各级官员们却仍然在报告好消息，使人们误以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上升。

当然，究竟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正在下降还是正在上升，一般人是能够天天喝牛奶还是一般人不能够天天喝牛奶，我们很难明确知道。一个两个的个案，如果没有全面的统计，也不一定就是全面坏的消息。

当然，说到生活水平，也有一个定义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三十多年前喝的是井水，而现在喝的是自来水，算不算是生活水平高了呢？这需要定义。如果自来水有味道了，不敢喝了，但是喝起一元一瓶的矿泉水，算不算生活水平更高了呢？但是那一瓶矿泉水有可能就是多年前井水的质量。

最大的问题是房价，一个人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买房租房的价钱都是要随着行情不断上升的。则当一个人住同样一块面积的住房条件下，如果每个月被迫要为房子多付出一百元，他就只好在其它生活资料上少付出一百元。也有可能有人为了买房节衣缩食，算不算生活水平提高呢？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学们应像当年的下村治一样，对中国社会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来一次全面的调查，有的时候光凭那个工资多少也并不一定牢靠的，一定要走进千家万户，具体地了解那些人吃些什么穿些什么用些什么。问一问他们，有什么愿望？和几年前相比，生活是不是改善了？还是变得困难了？

——中国需要自己的“从下面来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