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中国古典数学会汇入人类思想的主流，中国古典医学中医、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将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在各个领域，延续了八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最保贵，也是最有价值的生活经验。

    中华文明一以贯之，是一个不可随意拆分的整体。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包含了诸多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翟玉忠，《〈黄帝内经〉中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2758），中国古典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中则阐述了诸多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数学方法。

    《九章算术》是一种应用数学体系，九章中的每一章都反映着中国大黄金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九章算术》是华夏人这一时期数学经验的总结）数字化管理的政治经济现象。有研究者甚至将《九章算术》与西汉的政府部门联系了起来，比如方田主要应用于生产领域，与治粟内史等相对应；商功主要应用于工程建设，与将作大匠等相对应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把《九章算术》看作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化形式，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知识，举例如下：

    在《九章算术卷三·衰分》有一问题：今有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凡五人，共猎得五鹿。欲以爵次分之，问各得几何？答曰：大夫得一鹿三分鹿之二；不更得一鹿三分鹿之一；簪袅得一鹿；上造得三分鹿之二；公士得三分鹿之一。术曰：列置爵数，各自为衰。副并为法。以五鹿乘未并者各自为实。实如法得一鹿。（译文：设有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总共五人，同猎鹿五只，要按爵数高低分配。问各得鹿多少？答，大夫得鹿一又三分之二只；不更得鹿一又三分之一只；簪袅得鹿一只；上造得鹿三分之二只，公士得鹿三分之一只。算法，依次列出爵数，各自作为分配比数，以“副并”作为除数，以鹿数五乘“未并者”各自为被除数。以除数去除被除数便得鹿数。）

    该题是社会功勋制的数理化。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有限的资源是按一个人为社会作贡献的大小分配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所以公士的“爵数”就是1，上造的是2，依此类推。

    本章中涉及社会功勋制数理化的题还有两则，分别为：“今有禀粟，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凡五人，一十五斗。今有大夫一人后来，亦当禀五斗。仓无粟，欲以衰出之，问各几何？”、“今有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凡五人，共出百钱。欲令高爵出少，以次渐多，问各几何？”，不再详述。

    《九章算术卷三·均输》有：今有均输粟，甲县一万户，行道八日；乙县九千五百户，行道十日；丙县一万二千三百五十户，行道十三日；丁县一万二千二百户，行道二十日，各到输所。凡四县赋当输二十五万斛，用车一万乘。欲以道里远近、户数多少衰出之，问粟、车各几何？答曰：甲县粟八万三千一百斛，车三千三百二十四乘。乙县粟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五斛，车二千五百二十七乘。丙县粟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五斛，车二千五百二十七乘。丁县粟四万五百五十斛，车一千六百二十二乘。术曰：令县户数各如其本行道日数而一，以为衰。甲衰一百二十五，乙、丙衰各九十五，丁衰六十一，副并为法。以赋粟车数乘未并者，各自为实。实如法得一车。有分者，上下辈之。以二十五斛乘车数，即粟数。（译文：假设要均输粟，甲县10000户，路途行期8天；乙县9500户，路途行期10天；丙县12350户，路途行期13天；丁县12200户，路途行期20天；各自到送粮站。总计4县之赋役，应输送粟250000斛，用车10000辆。要依行里程的远近，各县户数之多少，按比例摊派，问运粟、出车之数各多少。答，甲县运粟83100斛，用车3324乘。乙县运粟63175斛，用车2527乘。丙县运粟63175斛，用车2527乘。丁县运粟40550斛，用车1622乘。算法，令每县的户数，各除以其各自行路天数，作为列衰数。甲之衰数为125，乙、丙之衰数为95，丁之衰数为61，另外列置它们之和，作为除数。用赋役应送粟的车数乘诸列衰数，各自作为被除数。用除数去除被除数得车数。有分数出现时，上下调配使各自皆为整数。以斛数25乘出车数，即得运粟之数。）

    百姓均平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均输作为古代算法可能源于西周初年，因为据郑玄所注《周礼》，《周礼》九数中就有“均输”一项。它以田地的多少、人户的上下求赋税，以道路的远近、负载的轻重求脚费，以物价的高低不一求其平均数等等。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依据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均输法，其流亦远矣！

    在上面的例子中，刘徽曾对答案进行验算，得出各县每户的出车量皆为二又四十七分之三十一日（用出车数乘以行道日，再除以户数）。本章中还有均输卒、均赋粟的算法，皆体现百姓均平原则。

    《九章算术》的应用问题涉及法律、关税、金融、土地等各个方面，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在《九章算术》定型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直接参与其中。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原序中论述该书历史时说，《九章算术》源于《周礼》中的“九数”，后经西汉初期的张苍、中晚期的耿寿昌收集破损的《九章》残简，进行删改和增补，并改用汉代通行的语言编辑加工而成（原文：按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自时厥后，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而所论者多近语也。）。

    其中耿寿昌是西汉宣帝时杰出理财家，任大司农中丞。他不断推广常平仓制度，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果。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寿昌遂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日常平仓，便民之。”

    然而，仅在十年后（公元前44年），“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在儒臣怂恿下，以常平仓与民争利为名，将之废除。常平仓，这一稳定社会经济的基本制度除了为美国吸收利用至今外，直到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还没有在中国本土重新建立起来。

   真正的中华文明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太久——从数学一直到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