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无讼”思想为人们所熟知，但对于法家“去刑”思想，学界却少有人研究，甚至将之作为法家“刻薄少恩”的证据。在世风浮躁的今天，法家“去刑”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儒家的“无讼”（或称“息讼”）可以上溯到《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上面引述孔子的话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先贤常常这样描述“无讼”的奇迹：法官或仲裁者德行如此之高，在他的感化下，矛盾双方很快化干戈为玉帛，言归于好—有时两个冲突中的国家会因此实现和平，比如与周文王同时代虞、芮两国著名的虞芮之讼。

事情是这样的：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芮（在今陕西大荔县）两国争田，久而不决，两位国君说：“西伯昌是有德之人，让他来为我们裁判吧。”于是二人来到周，到了边境，看到周人耕田互相让地边，走路互相让道；进入都邑，看到男女不同路，斑白老人不提重物；到了朝廷，发现周士让大夫，大夫让卿，有礼有节。于是两国国君大为感慨：“我们真是小人，不要再踏进君子的朝廷里啦。”后来二人让出所争之地作为闲田。

没有诉讼当然是好事，问题是光靠道德感化实现无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诉讼发生的原因，减少犯罪的发生。

明人王士晋在《宗祠条规》中一方面肯定无讼会带来太平世界，另一方面指出了诉讼的害处，他说：“太平百姓，完赋役，无讼事，便是天堂世界。盖讼事有害无利，要盘缠，要奔走。若造机关（犹言设计周密而巧妙的计谋—笔者注），又坏心术。”

1. 法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和诉讼发生

法家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和诉讼发生的呢？这就是重其轻者，以刑去刑的“去刑”思想。

《商君书》完整提出了以刑去刑的思想，作者认为，在刑事政策上，对轻罪实行重罚，不仅有惩治罪犯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还有强大的法律震慑作用，使那些想犯罪的人不敢再越雷池。反之，如果对重罪实行轻罚，或对轻罪实行轻罚、重罪实行重罚，会导致犯罪的不断发生。《商君书·勒令第十三》云：“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商君书·说民第五》有类似的观点：“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韩非子·内储说上》从学理上解释了《商君书》“去刑”思想，认为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会使人们改掉小错，不去触犯重刑，这样就可以实现“无罪”。上面说：“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读为‘罹’，遭受—笔者注）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内储说上》有孔子与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阐发法家“去刑”思想。据说商朝的法令规定，街上倒灰的人就要处以刑罚（一说断其手），子贡认为定刑太重，孔子则认为，严惩倒灰这样的小过，会减少更大的社会矛盾，让人们做不倒灰这样容易办到的事情，而不去触犯他们所厌恶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上面说：“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

《管子》也主张“以刑去刑”，认为法禁的轻重要“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在“民躁行僻”的社会环境下，必须用重刑，如用轻刑，犯罪分子不畏惧法律制裁，结果只能是以刑致刑，犯罪不断发生，“邪人不止”。《管子·正世第四十七》云：“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

在人民贪利而性行急躁的社会环境中，当政者本着仁人之心用轻刑，使罪犯不被检举揭发，结果不是“爱人”，而是“伤人”。《正世第四十七》说：“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2. 被后世严重异化的法家“去刑”思想

汉以后，法家“去刑”思想被严重异化，甚至将之作为法家“刻薄少恩”的证据。西汉学者不再如战国辩士一样咒骂秦是虎狼之国（《战国策》这类内容很多），他们开始在理论上攻击法家思想，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将秦二世而亡归之于严刑峻法，将周八百年基业归因于仁爱之德。晋葛洪指出，周得天下并不是单纯依靠仁德，秦失天下也不仅因为严刑所致，后者一朝土崩的主要原因是财政上开支过大，特别是军事上的开支。葛洪《抱朴子外篇·用刑卷第十四》论证说：“秦之初兴，官人得才。卫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内。白起王翦之伦，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邻，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龙变虎视，实赖明赏必罚，以基帝业。降及杪季（末年—笔者注），骄於得意，穷奢极泰，加之以威虐，筑城万里，离宫千余，锺鼓女乐，不徙而具。骊山之役，太半之赋，闾左之戍，坑儒之酷，北击猃狁，南征百越，暴兵百万，动数十年。天下有生离之哀，家户怀怨旷之叹。白骨成山，虚祭布野。徐福出而重号啕之雠（令人号啕大哭的仇恨—笔者注），赵高入而屯豺狼之党。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岂由严刑？此为秦以严得之，非以严失之也。”

秦朝灭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二世更法”将秦律按“督责之术”的原则进行了重新修订，《史记·李斯列传》对此有明确记载，却为历代史家所忽视。笔者在《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一书中曾详加阐释，这里不再赘述。①

可贵的是，葛洪注意到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是治未病的“全民之术”，还同魏时的许多人一样（如陈群、钟繇）主张恢复“肉刑”。《抱朴子外篇·用刑卷第十四》说：“故诛一以振万，损少以成多，方之栉发（用篦子梳头—笔者注），则所利者众。比於割疽，则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惨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丑而不可罢者，以救弊也……是以安于感深谷而严其法，卫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玩忽、轻视—笔者注），峻而不犯，全民之术也。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疾。达治乱之要者，遏将来之患。若乃以轻刑禁重罪，以薄法卫厚利，陈之滋章，而犯者弥多，有似穿阱（捕野兽用的陷坑—笔者注）以当路, 非仁人之用怀也。 ”

葛洪的类比使人想起中西医之别。中医崇尚治未病，《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亦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现代西医主流还是对抗疗法，治已病。最为可怕的是，目前西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已渗透学人骨髓，他们很容易将“重重而轻轻”的错误刑事政策理解为“公正”或“正义”，尽管正如《商君书》所说，实际结果将是“刑至而事生”，国家衰弱。

综上所述，法家的“去刑”思想是治本之策，儒家的“无讼”思想是治末之策，而西学“重重而轻轻”的“公正”思想则是乱国之策—是我们恢复伟大的法家刑事原则的时候了，因为只有实行法家重其轻者，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才会造就一个清静世界，才能真正实现王士晋所梦想的“无讼事”的“天堂世界”。

那不就是2200 年前，风尘仆仆从东方来的荀子在秦国看到的景象吗—自身安逸却治理得好，政令简要却详尽，政事不繁杂却有成效，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荀子·强国第十六》感叹：“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

注释：

① 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第1 版，第50~52 页。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