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避权贵，为民请命，是法家精神的内核。

宋以后儒家独尊，几乎所有法家政治家和思想家都被矮化、丑化。以法治国、勤政的秦始皇成了暴君的代名词，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被说成“惨礉少恩”（惨酷苛刻缺少恩义）。秦二世而亡被说成历史对法家的报应。

是我们为中华民族脊梁正名的时候了。法家精神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峰巅，表现在--

1. 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进取精神

法家始终强调打击侵蚀人民整体利益（社稷）的官僚特权阶层，所以必然遭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此时，精英集团的改革意志变得尤其宝贵，改革的原动力直接来源于法家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2300 年前，面对秦国世袭贵族集团的诘难，商鞅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第一》）。

目前世界和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自毁长城。

今日之中国是古今中外思想风起云涌、相互激荡的大变局时代，西学、新儒家、新法家、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合作主义……可谓洋洋大观！

如何辨别学说的优劣呢？要用实践作为标准去检验。就是韩非所说的“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音gòu，的彀，目标）者也。”（《韩非子·问辩》）

韩非形象地比喻：新磨出来的利箭，张开弓弩射出去，即使闭着眼睛乱射，箭头也没有不射中细微东西的，但不能再射到原来的地方，这当然不能算是会射箭，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置直径为五寸大的箭靶，后退十步，不是后羿、逄蒙那样的神箭手不一定能完全射中，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有标准就难办，没有标准就容易做。有固定的靶子，后羿、逄蒙认为射中五寸大的靶子是手艺高超；没有固定的靶子就是乱射，虽射中微小的东西也是笨拙。因此没有标准来衡量言论，善辩的人长篇大论，设立了标准来衡量言论，即使聪明人也怕失言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不用标准衡量，却喜欢巧辩；不用实际去衡量，赞扬他们的行为却不依照标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上说：“夫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

韩非认为，对于一种理论，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是欺骗！“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

今天中国有太多逻辑上自恰、自圆其说的“巧辩”了，可那些东西一放到功用的阳光下就融化了。韩非讥笑这种理论家说：“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问辩》）在选择关乎国运的治国理念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谨慎啊！

2. 为民请命的大公无私精神

法家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其主张必然会触动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韩非指出，正是由于法家剥夺了官僚集团的特权，才使得他们的处境常常变得十分危险，特别是在没有代表国家整体的最高首脑强力支持的情况下。他说：“且法术之士与当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途之臣得势擅事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术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无危？”（《韩非子·人主》）

法家人物反对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贪鄙之为”，有义无反顾为民请命，舍身为国的伟大气慨。诚如刘向《新序论》对商鞅的评价：“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故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励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

《韩非子·问田》中记有韩非同堂谿公的一段对话，从中能看到韩非子伟大的人格精神。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我认为会给您带来生命危险。为何？听说您曾讲道：‘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的祸患。’遭遇如何是不能肯定的，祸患不能排除。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冒险，为您着想，我认为这不可取。”韩非回答：“我明白您的话了。整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很不容易施行。但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认定：立法术、设规章有利于广大民众。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明哲保身，看不到广大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实际却又大大伤害了我。”《韩非子·问田》记载：“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子最终没有逃脱“死亡之害”，却以“仁智之行”，为自己、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韩非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宝珠！

法家，正是凭着韩非、商君那样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曾经主导华夏民族的成长史--她亦将影响人类文明的未来！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