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春秋》大义的核心。

大一统首先是政令的统一，中央政府政令能够贯彻到国境所及的区域，进而实现普遍的法律秩序和公正——同其他诸多文明一样，二者也是中国礼义文明的政治追求。

话语权和政治正确性的基础是文化。中国文化的基础是西周官方学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它们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特质，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华政教的灵魂。

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高度组织化、超越现世的宗教，其道德建立在社会自然分层（人伦）基础之上。人生目标不是死后的天堂，而是不朽的功德。具体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人生理想。

数千年来，中国人以尧为榜样，其功绩被后人广为传颂。《尚书·尧典》开篇叙述了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人生：古时候有帝尧，名叫放勋，为人庄敬严肃，明达事理，形于外者风度文雅，蓄于内者思虑精明，宽厚温和，包容大度，对于工作恭勤认真，又能推贤让能，重用人才。他的道德光辉，充塞四海之外，至于天地上下。尧高尚其德，以身作则，亲和九族；九族和睦了，就辨明彰显朝中百官；朝中百官协调好后，进而协和团结万国诸侯。因而天下庶民都亲善和乐，风俗淳美。文中说：“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

尧的榜样力量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大学》讲的修、齐、治、平即本于此。

修、齐、治、平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中国没有西方教堂那样明显的宗教性建筑，因为人们生活的所有场所都是中国人的教化道场；中国更没有西方那样独立的教士阶层，中国人认为，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是一致的，教化与政治是统一的——西周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代表国家权力的君主不仅要“为之君”，还要“为之师”。

“为之师”，教化靠诗、书、礼、乐，四者是《六经》的基础。

1、“六经皆史”不等于“六经皆史料”

后世何以贬斥中华文明的灵魂《六经》？关键是近代胡适等人偷换清人“六经皆史”的概念，将之解释为“六经皆史料”。从此，《六经》在中国文化中的神圣性、权威性几尽消失。它们成了博物馆橱窗中的文物，不再指导现实生活。

清代中期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年）强调“六经皆史”，本意是纠正宋明理学重经学、空言心性之弊，强调作为政治典章的《六经》与史义（道、理）的有机联系。他在《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开宗明义：“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近代学者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解读为“六经皆史料”。胡适的说法具有代表性：“我们必须先懂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懂得‘六经皆史也’这一条子目。‘六经皆史也’一句孤立的话，很不容易懂得；而《周易》一书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露出勉强拉拢的痕迹。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2】

到了“古史辩”学派那里，经学成了靠不住的、待“证而后信”的古史。这些先生们没有搞清楚：经以载道，经阐扬义理。作为史的经亦以载道，其义理经过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并不需要今人重新去证明——如同发射火箭，不需要再去证明牛顿的物理学定律，只需要将之作为理论应用于实践就行了。

从“六经皆史”到“六经皆待证而后信的史料”，中华文化的地基被野蛮掏空了。吉林大学文学院刘雄伟博士评价道：“尽管近代史学以一种实证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六经，把六经当作普通史料来处理，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它在客观上却彻底地终结了传统史学的原初语境，使得人们再也无法回到传统史学话语体系中来理解六经的原有意义及经史关系。六经在传统语境中的形上意义、道德追求在近代实证主义那里被彻底消解掉了。”【3】

今日之中国，人文教育建基于“待证而后信的史料”——《六经》文化废墟之上。所以，除了生吞活剥地引入西学，诸多中国人已经不知如何言语了。

一个失去灵魂的族群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族群。面对“六经皆史料”的思想遗毒，我们当振臂高呼：“六经非史”“六经皆魂”！

2、“表彰六经”不等于“独尊儒术”

关于《六经》的另一个严重误解，是将《六经》矮化为儒家之学，仿佛汉以后儒家就独尊了，中国文化成了儒家文化，经学亦是儒家经学——这是彻头彻尾的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极大限制了我们对《六经》义理的阐发。

在中国学术史大变局中，与南宋朱熹曾经“退五经、进四书”相似，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曾经“进六经、退百家”，却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请注意，这里的“进”“退”不是“独尊”或“消灭”之意，只是说二者地位的相对变化。用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的话说就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在中国文化观念中，百家指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儒家虽为显学，亦是百家之一；因为孔子以《六经》教人，所以董仲舒曾将“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并列，都指源自西周王官学的《六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演绎自董仲舒上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主要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下面一段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句话的大意是说，《春秋》经重视天下的统一，这是天地永恒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讲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内容不同，主旨不一，所以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准绳，法令制度屡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臣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孔子所教之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这样，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政治纲纪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跟从什么了。

董仲舒上述“学术一统于王官学”的建议，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雨飘摇之际，竟被讹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仿佛汉武帝按照董仲舒的建议“兴儒灭子”，于是乎以后中国文化之天下即儒家之天下——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

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宋定国教授考证，此一论断的始作俑者是35岁就跳海自杀的近代革命家易白沙。【4】

1916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1卷6号）发表《孔子平议》【上】，打响了新文化运动中批评孔子和儒学的第一枪。文章中，这位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革命家首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并指出，是汉武帝利用儒家，“独尊儒术”，才使天下人失去思想之自由。他写道：“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

然后，易白沙总结了孔子学说容易被汉武之类“野心家”利用的四大缺陷：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

按常理，易白沙错误总结了汉武帝“进六经、退百家”的史实，无中生有地树立起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儒靶子，尊儒尊孔者当据理力争，还历史以清白才对。吊诡的是，20世纪后来的各色“新儒家”完全接受了易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并以此证明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因为自汉代起，已经儒术独尊了！

倒是易白沙本人，在《孔子平议》中是明确反对以儒家代表中国文化的，反对“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也”。（《孔子平议》【下】）

在1916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上发表了《孔子平议》【下】，易白沙雄辩地论证说：“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

“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

当代诸多所谓“新儒家”可不管这些，只要能为我所用，错误的也是正确的，正确的也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类谬论流传，滔滔不息，至于今日的原因——此说表面上是维护儒家，推崇孔子，实际是坑害儒家，丑化孔子。

宋定国教授详细考证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产生的源流，对于学界这一广为流传的常识性错误，他近乎悲愤地写道：“时至今日，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题的讲座，几乎充斥各种‘国学’讲坛。我不知道授课的‘国学大师’们是否辨过其真伪？而不断冠之于‘新’的‘儒学’，则更是被好多人津津乐道。每每看到这种情况，我就禁不往反思再三，感慨万千。”【5】

百年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半部《论语》治天下”【6】这类学术谎言，不仅影响到了学界，甚至还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窄化为儒学，如以管窥天，以锥指地，那样只会屏蔽中华文明的万丈光芒。

让我们恢复《六经》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的本来面目吧——六经是21世纪中国屹立世界的基础！

因为在以资为本、霸权主义横行的21世纪，《尚书》《春秋》告诉我们何为“以民为本”的中华治道。那是一种超越特殊利益集团、吸纳不同阶层的高效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

因为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泛滥的21世纪，《礼记》《易经》告诉我们何为礼义道德。与现代西方社会“因人情、纵人欲”不同，那是一种“因人情、节人欲”的道德生活方式。前者导致人的普遍物化和异化，后者走向智慧和安乐。

从内修（内圣）到外用（外王），是我们回归《六经》所承载的宇宙大道的时候了——经载天道！在此意义上，《六经》不仅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

“六经皆魂”——归来兮，中华魂！

注释：

【1】对《尚书》原文的理解，参考了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版，第351页。

【2】胡适：《章实斋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54页。

【3】刘雄伟：《“六经皆史”的近现代误读》，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4】宋定国：《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21页。

【5】宋定国：《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26页。

【6】同【1】，第63~68页。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