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文化治身与治国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典《黄帝四经•经法•道法》的“应化之道，平衡而止”，中医原典《黄帝内经•素问•三部九候论》的“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应用于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翟玉忠先生可谓深得中华文化三昧！

中国文化是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根本，因其道法（万物之）自然、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也使它成为人类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资源——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提供了新的文明范式。

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及“核冬天”的恐怖阴影，面对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的解体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生态资源危机，面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解决这些问题的苍白无力，太多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取代西方文明的可替代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五千年来维系了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中国文化，成为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金钥匙。

1、维系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礼义文明

从尧舜禹汤到21世纪，中国是如何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今天再度雄起于世界东方的呢？关键是它在内部维系了社会系统的平衡，在外部维系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进而言之，没有社会系统内部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平衡终将被打破，人类生态系统终将走向崩溃。

这种维系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体系，先贤称之为礼，中国人称自己“礼义文明”！

战国末年贯通百家的荀子就注意到人类欲望的无穷性和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解决此一矛盾的根本在于区别确定人们的社会职责（名分），用以调节人类的欲望，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使物质资源和人类欲望在互相制约中均衡增长——欲望、消费不超过资源承载力，资源不因欲望、消费而枯竭，这就是礼的起源。《荀子•礼论》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屈，竭尽——笔者注）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在具体操作层面，作为中华世界一切社会活动的总和——礼的原则被贯彻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节制资本、节制消费、节制欲望是礼制的重要内容。因此，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就有了严格的环境生态法规，目的不是站在生态之外“保护环境”，而是参赞天地之化育，促进天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所谓“育之以时，而用之以节”。（《汉书•货殖列传》）

《逸周书•文传解》就周文王临终前，向太子发（周武王）讲述的治国大法，其中谈到如何根据自然的生产周期从事生产：山林不到季节不举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河流湖泊不到季节不下渔网，以成就鱼鳖的生长；不吃鸟卵不吃幼兽，以成就鸟兽的生长。打猎有季节，不杀小羊，不杀怀胎的牛。牛犊不拉车，马驹不驱使。土地不失其所宜，万物不失其本性，天下不失其时令。“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纲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麛，音mí，幼鹿，这里泛指幼兽——笔者注）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

这里的“时”，就是《礼记•礼运》说的“夏时”，后世月令的鼻祖《夏小正》，它是社会各阶层（包括天子）都要遵守的律令、规则，后世月令不乏与生态环境建设有关的内容。比如《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载：春天第一个月要修订祭祀的典则，祭祀山林河流不用母牲做祭品。禁止砍伐树术，不许捣翻鸟巢，不许杀害幼小的禽兽，不许捕捉小兽和掏取鸟卵，不得聚集民众，不得建立城郭，要掩埋枯骨尸骸。“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霾髊（髊，音cī，腐骨——笔者注）。”

作者还指出，若在本月施行其他季节的时令，会导致灾难性结果。比如孟春如果发布应在夏天发布的政令，风雨就不能正常来去，草木就会过早地干枯，人民就会感到惶恐。“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

如果一味追求物欲的满足，而不用礼义法度节制自己，结果人类定会灭亡。荀子指出，如果只看见生，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死；如果只看见利，这样的人就一定会受到损害；如果只喜欢懒惰苟且偷安，这样的人就一定会遇到危难；如果只纵情作乐满足物欲，这样的人就一定会灭亡。《荀子•礼论》说：“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说：通‘悦’——笔者注）之为乐，若者必灭。”

所以，荀子提出了礼的三个根本，天地自然作为根本，奠定了经济生活的基础，这是20世纪后半叶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后，西方人才醒悟到的现实。《荀子•礼论》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君师，天子——笔者注）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偏亡，犹言部分缺失——笔者注），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2、社会平衡的重心、集权而非极权的中央政府

祖先是种族的根本，这好理解。为何说天子是礼的根本呢？因为天子是社会统一公正的象征，是社会平衡的重心。一个社会失去重心，必将陷入混乱。先贤认为天下秩序的根本是社会重心的稳固，而非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制衡，这是东西方政治文化重要不同点。

古人称超越党派、建立吸纳社会各阶层的强大中央政府为“建中立极”。成书于周代早期的《尚书•洪范》将“建其有极”作为治国大法的核心，指出：“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荡荡，宽广的样子——笔者注）；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就是说不要有偏私，不要结朋党，王道是宽广的。不要结朋党，不要有偏私，王道是平坦的。不要背离法度，王道正直！大家要团结在中央政府之下，坚持大中之道。

同所有现代国家一样，中国自四五千年前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且集权程度有加大的趋势，表现为政府的复杂化，官员数目的增加。据《礼记•明堂位》，有虞氏（舜王朝）有官五十人，夏后氏有官一百人，殷代有官二百人，周代有官三百人。“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但集权不是极权，中国的皇帝制度要求国家元首依法依礼行为，且对全体人民负有无限责任，包括教化责任，所以天子又称君师。

过去一百多年来，学人习惯于用“极权”“专制”形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乃至形容继承了大一统国家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极大误读，是思想自我殖民的产物。事实上，只是在1901年以后，将中国政体归为“专制”才流行起来，并利用它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关心其学理上正确与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侯旭东教授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痛心地写道：“‘中国专制’说从出现到流行于中国学界与社会的历程是中国近代遭遇危机背景下国人思想上经历西方理论殖民的一个缩影。如果说中国在现实中仅仅是半殖民化，但在思想观念上受到的殖民却更加严重。近代中国学术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形成的（其中不少是取道日本而获得的），许多基本前提与判断，和‘中国专制’说一样，都是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就接受下来，作为学术积累与流行观念的基础。追根溯源，这类中国观大多不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加以西方‘东方主义’的歪曲，其中的问题必然不少，不可等闲视之。”【1】

国家元首“天子”具有排他性的权威，却不能超越道及由道衍生的法律，且必须对人民负无限的责任，中国人干脆称官员为“父母官”，因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近乎是无限的。“大同”是中华治道的最高理想，也是千百年来国人的基本价值观。《礼记•礼运》论及尧舜天下为公的大道流行之世时说，那时根据功绩，选贤任能，彼此间讲究信誉，和睦相处。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将自己的子女当子女。使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壮年人都有活干，矜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男子都有职业，女子适时而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这里，国家管理责任甚至延伸到了适时婚配层面！

3、西方治道不是先进的，而是危险的

不是通过几年一度的民主选举，而是通过复杂且频繁的考绩问责制度，让官员对人民负责。《尚书》最早的篇章记尧舜时代政治，其中屡次提及考绩问责。《尚书•尧典》中有“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尚书•皋陶谟》作“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又《左传•僖公二十七》赵衰引《夏书》作：“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三者文字略有不同，但都体现了选贤与能、循名责实、以法赏罚的基本政治原则。在舜王朝，“三载考绩”，每三年考查官员的政绩，据此进行表彰惩罚已成定制。

反观西方多党制民主选举，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党派以民选的方式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力。因为投票根本不是问责，因为无人能撼动特殊利益集团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无论哪个候选人上台！无论哪个在任者垮台！

我们看美国政府处置此次新冠疫情就知道，尽管死了上百万人，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州长，一个联邦政府官员被问责。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也很难说是因为其疫情处置不当，而是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西方学者习惯于将中国元首想象为无法无天，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帝王，理由是中国缺乏西方那样的一神或多神超验性宗教，把最高权力者与老百姓一样变成了神的子民，一同受宗教法规的约束。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宗教权威的分开存在，使统治者倾向于承认，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弗雷德里克•梅特兰坚信，没有一位英国国王认为自己高于法律。但这不适用于任何一位中国皇帝，因为没有一条法律是他们承认的，除非是自己的金口玉言。在这方面，像印度的拉贾（raja，旧时印度的邦主，王公——笔者注）和刹帝利、阿拉伯和土耳其的苏丹，基督教君主同意自己身处法律之下。”【2】

这完全是对中国古典政治的无知。在中国文化中，取代西方上帝位置的是道。道在人间的体现就是法，任何人都身处法律之下，即使作为“执道者”“（以道）生法者”的君主也是一样。《管子•任法》指出：“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慎子•逸文》说：“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黄老经典《黄帝四经•经法•道法》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

《管子•任法》直接将“法”定义为：“君臣上下贵贱皆发（发通“法”——笔者注）焉。故曰‘法’。”《慎子•逸文》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干脆将“君”定义为：“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

元首作为人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最终维护者，当效仿大道，无私无我，均平天下，普施万类，防止任何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朋党或党派形成，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中正，治道的贯彻。《韩非子•扬榷》论证说：“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容，犹言样子、模式——笔者注）。”

所以千百年来，反对“兼并”“下相役”，反对特殊利益集团剥削人民，是历代王朝不变的政治主题。这使中国没有陷入西方国家“以资为本”，资本特殊利益集团近乎垄断一切的极端。

资本的本质特征是逐利性，逐利就要不断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掠夺资源，从事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不受节制的资本使世界长期动荡不安的原因。

战争总会使“军工复合体” （MIC，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赚得盆满钵满。以最近的俄乌战争为例，在战争开始的一周之内，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近1.7万枚“毒刺”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而约有18名美国国会议员及其夫人持有制造“毒刺”和“标枪”导弹的军火公司股份。尤其是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预计这两家军火商将因此获得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巨额利润。【3】

西方国家内部的分权制衡及国际的实力均势，由于缺乏真正的政治中心和稳定重心，使其长期处于社会分裂和国家战争之中。美国从未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多数时间里是一种吸血的权贵资本主义，掠夺性的垄断资本主义，是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1%有、1%治、1%享——铁的事实证明，西方治道不是先进的，而是危险的，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这样。

以“建中立极”维系社会系统的和平，以礼义法度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给出了21世纪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新范式。

该范式基于中国人五千年的文明实践和五千年的学术传统，相对于其他尚在襁褓中挣扎的模棱两可的可替代道路，这是怎样非凡与宝贵啊！

在此意义上，践行中国文化就是救世！

（作者简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总编辑，大《六经》工程总编辑）

注释：

【1】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收入《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 中西书局2015年出版。）

【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页。

【3】哈利勒•阿纳尼：《美国的战争掮客》，网址：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2/4/5/%E7%BE%8E%E5%9B%BD%E7%9A%84%E6%88%98%E4%BA%89%E6%8E%AE%E5%AE%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