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史上，很少有一个族群像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所作的那样，主动抛弃建立在数千年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人文社科知识体系，全面引入异域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强大压力下，那些焦虑地寻求自强之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军事科技不如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战败强化了这一偏见，于是，中国知识界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过程——全盘引入西方哲学方法、人文学术概念及其学术范式，粗暴地以西释中，生硬地以中比西，基本的思维指向则是“西是而中非”、“西长而中短”。

  这种文化自我殖民过程的典型形态就是发端于清未，大行于20世纪初叶的“整理国故运动”。名义上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中国本土学术，结果却是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中国本土学术！

  一百多年前，曾经积极参与整理国故运动的梁启超和章太炎就意识到以中学生硬比附西学的危险性。1915年，梁启超在《国风报》上撰文指出，这样做会造成“名实相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造成极大的混乱。他说：

  “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二，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国民十九年四月，第90页。）

  这种中西学术比附式会通的结果是：中学被纳入西方学术体系，所谓“国学”成了以西学思维方式、学术概念和学术范式肢解中国本土学术的西学，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殖民化正缘于此。不过对于今天太多学者来说，这已经成为日用而不知的东西。

  当然也有例处，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没有来得及从其自身内部生长出批判和创新的力量，来独立地进行疏浚清理、发展转化；对于西方新学，也没有足够的基础与时间去加以咀嚼、消化、吸收。急迫的形势，驱使他们中间许多人匆匆地将两者简单地加以比附、粘合，结果，造成传统的旧学和舶来的新学双双变了形。”（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直到近年来，学术界才发现我国人文学术走上远离本土现实的不归路，它不仅不能为国人的现实生活提供必需的价值依托，也不能为政治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原因很简单，西方学术是西方历史现实的总结，以西学为标尺对中国现实作基本判断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这导致许多“严肃”的学术问题成为毫无价值的争论。比如中国何时是封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专制社会，老子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等等，举不胜举。

  学者面对这种争论的基本态度是中国的对应物更类似于西方的什么对应物，或者哪个判断有利就用哪个。比如在传统社会是不是专制社会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中国学者选择了孟德斯鸠肯定的看法，而没有选择伏尔泰的主张，后者认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这个最古老国家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发现：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不同，西方的世界观有一个上帝式的超然主宰存在，是“以神为本的”，而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没有超然的存在，一切都是自然的，这就形成了西方二元对立、单线单向的思维方式及中国主客互系，身心一元的思维方式。它使我们看到，老子是信奉心物一元的中国哲人，根本不能套入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辨架构。

  我们不防借用安乐哲教授引入的“鞋拔子”（shoehorn）这个概念，他用其比喻把中国文化硬塞进西方概念中的现象，安乐哲举例说：“我们把‘天’翻成Heaven，把‘仁义’的‘义’翻译成righteousness。而中国这些观念根本无法进入英语的范畴之内。Righteousness是圣经上的一个词，意思是合乎超绝、完美、完整的上帝意志的行为。这个范畴概念跟中国‘义’的观念没有任何关系。还有，我们把‘礼’翻译成ritual，把‘仁’翻译成benevolence。中国传统的父子之礼怎会是ritual？‘仁’怎么会是benevolence？这样翻译，等于是将中国传统思想当成对上帝范畴的二等述说的记录——‘天’就是上帝。这是因为在西方人的心目中，Heaven就是上帝；‘义’就是遵照上帝的戒规；‘礼’就是教堂仪式；‘仁’就是上帝的‘泛爱’。这样把中国观念（语言）翻译成西语表面上对应的词，等于把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变成西方‘以神为本’的宗教。”（安乐哲：《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

  安乐哲教授同时揭示了中国人文学术全盘西化，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殖民后的学术困境。笔者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就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束以西学比附中学。由于中国目前的学术机构、专业学会和学术刊物已经锁定了中国学术殖民化的路径，我们的工作显得极为困难。笔者知道很多学者想建立中国本土哲学及政治经济学都是虎头蛇尾，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但我们必须前仆后继地战斗，我们没有选择！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