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有“强汉”、“弱宋”之说，我们可以断定中华尚武精神消褪在这期间，笔者认为其大致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颜之推（531~约595年）是南北朝后期著名学者，著《颜氏家训》二十篇，其中详细记载了儒弱不武的南朝之风，这些人颓废到战争中只能坐着等死。颜之推曾仕南朝梁，官至散骑侍郎，所以对梁的精英阶层十分了解。在《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中描述说：梁朝的士大夫，都崇尚著宽衣，系阔腰带，戴大帽子，穿高跟木屐，出门就以车代步，进门就有人伺候，城里城外，见不着骑马的士大失。宣城王萧大器很喜欢南朝学者周弘正，送给他一匹果下马，他常骑着这匹马。朝廷上下都认为他放纵旷达，不拘礼俗。如果是尚书郎骑马，就会遭到弹劾。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一个个细皮嫩肉的，不能承受步行的辛苦，体质虚弱，不能经受寒冷或酷热。在变乱中坐着等死的人，往往是由于这个原因。建康令王复，性情温文尔雅，从未骑过马，一看见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他对人说道：“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当时的风气竟然颓废到这种程度。

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介绍了武事的象征射箭在南朝的地位，当时南朝人连游戏用的“博射”都不再玩了，更何况真刀真枪的“兵射”呢？倒是在北方，中华礼义文明传统的尚武精神一息尚存。他评论道：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燕集，常縻（mí，本义指牛缰强，也有捆，拴的意思——笔者注）荣赐。”（《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大意是：弓箭的用处，可以威震天下，古代的帝王以射箭来考察人的德行，选择贤能，同时也是保全性命的紧要事情。江南人将世上常见的射箭，看成是武夫的射箭，所以儒雅的书生都不肯学习此道。另外有一种比赛用的射箭，弓的力量很弱，箭身较长，设有箭靶，宾主相见，温文尔雅，作揖相让，举行射礼。这种射箭对于防御敌寇根本无用。经过了战乱之后，“博射”就没人玩了。北方的文人，大多数会“兵射”，不只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杀贼寇，三公九卿宴会时常常赐射箭的优胜者。射箭技术高低关系到荣誉与赏赐。）

值得指出的是，乱世之中颜之推反对后人习兵，所以他接着说“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显而易见，颜之推本人也难脱当时颓废世风的影响，他甚至作《诫兵篇》，主张士大夫不该参预军事！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尚武精神是伴随着儒学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而消退，特别是佛家化儒学——理学宋以后取得独尊地位后。

儒家有一种极为荒唐的观点，认为通过内心道德的提高可以实现太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武力则是被放在了极低的位置。

早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当时的儒生就主张放弃武备，认为只要汉王朝内修道德，匈奴就会乖乖地来降服。《盐铁论•忧边第十二》上儒生说：“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

两千多年前儒家这种迂腐思想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知识分子在谈论汉武大帝时还不忘他如何“穷兵黩武”。试想，如果没有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战略大反击，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能够维持这么久是不可思议的——中国被北方游牧民族全境占领在宋以后才发生，当时儒生的泛道德主义被推到了极至。

将战略要地拱手让给战略竞争对手，在今人看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宋儒看来，这没有什么错误，理由是如果放弃了这些战略要地，敌人就会更安心，进而减少了战争爆发的机会。年轻有为的宋神宗（1048~1085年）一死，司马光就于1086年春天写了一道《论西夏的札子》，主张将沈括（他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等收复的战略要地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归还西夏。他弃地与敌的主张马上得到了齐挚、苏辙、范纯仁、文彦博等人的支持，文彦博甚至说送得太少，要把从吐蕃诸部收复的熙河路和元丰四年攻占的兰州一并送给西夏。

当然北宋也有人反对这样作，如安涛、孙路等等，这些人反对的结果只是保住了兰州等地，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最终还是让昏庸的北宋政府拱手送给了西夏——当然和平并没有实现。

“弱宋”之弱首先弱在精神上，弱在社会风尚上——21世纪的处在全球大争中的我们不可不引以为诫啊！只有先讲武，才有权谈武德——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以竞争和掠夺为文化基础的西方文明的时候！

多年以来，笔者看到了太多文化复兴运动，除了祭孔、读经、还有汉服热、孔子学院等等，难道这就是中华文明吗？为什么这个文明安身立命所需的尚武精神却鲜有人提及，我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恢复西周男儿那种箭射天地，志在四方的英勇！

当中华少年将军训作为自己的荣耀和德行标尺时，我们才算真正复兴了中华文明——那才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千呼万唤的少年中国！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