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重兵尚武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华礼义文明的典型特征。

仍以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技能射箭为例。当时在所有重要场合都要举行射箭比赛，射礼大致有四（也有人分为五种，实际上就是从大射中分出泽宫之射）：一是大射。大射由天子、诸侯举行，古代诸侯在举行重大祭祀活动前，就要与群臣举行射箭活动选拔参与祭祀的人，在比赛中，容体符合礼仪要求，动作符合音乐节奏，射中次数较多的人，可以参与祭祀；二是宾射。这是诸侯朝觐天子、诸侯互相聘问和天子、诸侯在燕飨宾客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天子、诸侯闲暇时为安乐群臣而举行的娱乐性射箭活动；四是乡射。州长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学校中举行乡射礼，目的是通过饮酒和射箭活动，教民习礼。

今存《仪礼》中只有大射和乡射两篇（《仪礼•乡射礼第五》和《仪礼•大射礼第七》），《礼记•射义第四十六》就是为阐发这两种射礼而作。在先贤看来，不是言辞，武事才是一个人德行的标尺。天子甚至通过射礼考试考察诸侯推荐的士，以射中次数的多少来确定对诸侯的赏罚及加封土地或削减土地。这种尚实尚武的精神，是崇文崇理的当代中国最为欠缺的！

与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注重身心一体。所以我们的先人认为，内心正静，体魄坚强是一个人德行的表现。《管子•心术下第三十七》论证说：“人如能达到正和静的境界，身体也就筋韧而骨强，顶天立地，目视清彻。只要不失掉这正与静，其德行将与日俱新，而且能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内里有一个圆融的心是不可能掩蔽的，这将表现在形体容貌上，也能在颜色神情上看得出来。”（原文：人能正静者，筋肕而骨强；能戴大圆者，体乎大方；镜大清者，视乎大明。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全心在中不可匿，外见于形容，可知于颜色。）

所以《礼记•射义第四十六》开篇就指出，只有一个人内心冷静，身体挺直才能射中目标，一个人的德行好坏通过射箭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来。上面说：“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一个射箭的人，前进、后退、左右转动、一定要合乎礼，内心意志坚定，外表身体挺直，然后拿弓搭箭瞄准箭把。拿弓搭箭瞄准箭靶、这样才可以射中目标。这一系列动作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了。

正因为射箭中的与否是个人的德行的体现，所以古人才通过射箭比赛选举官员——将政治选举与军事技能直接联系起来。《礼记•射义第四十六》认为，“德行一旦树立，就不会有杀人越货，为非作歹的不轨行为了，功业成就，国家也就安定了。所以说，从射箭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人的德行如何。古时候的天子通过射箭比赛挑选有资格参加助祭的诸侯、卿、大大、士。射箭是男子的事，所以用礼乐来修饰它。所以说，在所有的事情之中，要寻一件既有礼乐的修饰而又可以经常进行并可树立起德行的，非射箭这件事莫属，所以圣王很重视它。上面说：“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　　

射箭的时侯，射手要将目标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只有射中的人才配担当自己的职责，射不中就不能担当好自己的职责。《礼记•射义第四十六》上说：

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曰：“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大意是：“射”的意思就是“绎”，或者是“舍” 。绎就是各自抒发自己的志向。所以心情平定，身体正直的人能够拿弓搭箭瞄准。拿弓搭箭瞄准，就可以射中了。因此说：做父亲的，就把靶心作为父亲的目标。做儿子的、做国君的、做臣下的，都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射箭是各自射自己的目标。天子的大射叫做“射候”，射候就是射做诸侯。射中就能做诸侯．射不中就不能做诸侯。）

不难看出，包括射义在内的中华尚武精神有着比西方体育精神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这里，不是为竞争而竞争，而是直接为了德行的培育——射本身就是仁德（而非竞争精神）的外在表现。所以在比赛过程中，参与者要严格遵循礼乐；在失败的情况下，要求参考者“反求诸己”。《礼记•射义第四十六》中说：“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礼记•中庸第三十一》亦引孔子言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像中国这样将军事技艺与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多难兴邦的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