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洪范》篇是大禹时代的治国大法，《尧典》是尧帝、舜帝的治国大法。
中国有漫长连续、又高度发展的经学和史学传统（经史传统），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如同世界上一切古老民族一样，其经典在未整理成文字之前，以口传心授的形式世代传承。所以《古文尚书》《尧典》《舜典》前均有“曰若稽古”，类似汉译佛教经典开篇的“闻如是”“如是我闻”，表示经典内容传承有信，并非杜撰。
《尧典》是中国经史传统中居核心地位的安身立命、安邦治国文献。尽乎所有《尚书》版本，都将《尧典》放在第一篇，孔子最早整理《尚书》时也是这样。
《尧典》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定了国人重世俗人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二是决定了中国政治重德行功勋，选贤与能的选举方式——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今天，长达四千多年。
尧帝是一位上古圣王。典，就是能常行百代的大经大法。东汉学者郑玄在注释《周礼》时曾经说过：“典，常也，经也，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
所以汉代以前常常礼、法不分。一样的典，既是礼经，又是礼法。今天有人喜欢德治与礼，不喜欢法治与刑，这是不通中国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教化（政教）相统一的原因——如同有冷暖、阴阳一样，治国既离不开德治，也离不开法治。
有人类以来，整体上只存在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是以万物之自然状态——“ 道 ”为中心的。
无论是狩猎采集部落的万物有灵观念，还是农业社会的多神论和后起的一神论，在其现实生活中神都居于核心地位，生老病死都以神为本。今天我们去基督教世界旅行，还能看到他们的城市和乡村遍布着尖顶的教堂，那是上帝在人间的标志。
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突破了上古人类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念，转化为以人为中心。“ 天生百物，人为贵 ”。从尧时代起，先贤就建立起了以万物之自然 —— “ 道 ”为核心的生活方式。
中华文化并不否定神和宗教，而是置神于道之下，将宗教视为一种教化。所以先贤讲“道在帝先”、“神不胜道”、“民为神本”。而除了中国之外的文化，其他文化大体都是讲“帝在道先”，“道不胜神”、“神为民本”。
突破神及神话体系，这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可惜信仰一神教之人常常不理解这一点，干脆将中国人看成不信教、崇拜偶像的异教徒。我们自己又不知道如何理解自身文明的大本大源，不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尧为典范，不是以耶稣或其他什么神。
《尧典》开篇就是讲尧崇高的个人品行，他不仅有明察四方的智慧，而且做事敬业节俭，为人宽容温和。然后讲他如何发扬德行，广布恩泽，实现了家庭和睦（家齐）、百官各尽其职（国治）、万国和谐（天下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经过《礼记·大学》的进一步阐发，以及宋以后儒家的提倡，主导中国历史数千年。在21世纪世俗化不断深入的时代，这种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古老，对其他族群崭新的生活方式，必将影响全世界。
《礼记·大学》曾引文中“克明俊德”一语解释“明明德”，通过《尧典》上下文，我们知道这里的德是一种德行、德泽，而非如《四书集注》所说的，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宋儒以佛教禅宗观念理解《大学》，颠倒本末，误人千载。“克明俊德”，和谐万邦，《礼记·大学》所说“明明德于天下”，本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宋儒那里却成了人生的起点，先“明明德”，再“亲民”，再“止于至善”，岂不荒唐！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历史学家韩建业教授甚至将这种重世俗的生活方式上推至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司马迁写《史记》从尧帝的祖先黄帝开始，从中我们能看到，无论是黄帝还是尧的父亲帝喾(kù)高辛，都遵循修齐治平的人生路线。司马迁说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我们应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斯道斯文，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的最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