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任意改写经典、师心自用解释经典，以《礼记·大学》为甚。
对《大学》的误读，以颠倒《大学》“三纲”本末，错改《大学》“亲民”为“新民”为甚。《大学》是思孟学派的代表作，但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思孟学派的思想核心经典《五行》，我们才确定宋儒颠倒了《大学》“三纲”本末。“三纲”是《大学》的总纲，包括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南宋朱熹误读《大学》，除了以“明德为本，至善为末”，以至抹杀至善外，更严重的是错改《大学》原文，采纳北宋程颐的意见，将“亲民”改为“新民”。他不知道，在思孟学派的概念体系中，德是包括善的，善指仁、义、礼、智相和，而德指仁、义、礼、智圣相和。显然，德是末，善是本。《五行》篇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大学》”三纲“的本义：成就大学之道要先明明德；明明德先亲民、亲民先止于至善——后者是前者的起点和根本。在中国“以人为本”的世俗性社会里，善为本，德为末，积善成德——实践人道之善成就天地之德，是人生修养的不二法门。朱熹颠倒三纲本末，以“明德为本”。问题是“明德”之后，就要起用，结果不得不将地“亲民”改为“新民”，从个人修养一步跨入社会改造，大失《大学》成就“大人之学”的本义。朱子《大学章句》解释说：“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更为麻烦的是，三纲以“明德为本”，就必然以“止于至善”为末，朱子《大学章句》也是这样解释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问题是，“止于至善”之后，马上是“知止六步”，“止于至善”显然是本。为了调和这一矛盾，朱熹干脆将“三纲”变成了“二纲”，即“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这样才理顺了本末、终始关系——而对“止于至善”的理解，则前后矛盾。 为了证明“亲民”即“新民”，朱熹割裂《大学》原文，硬是给“三纲”加了传。这些传本在《大学》“诚意章”。为了全面认识它们的本义，我们将原文抄录如下：《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朱子《大学章句》将第二段“汤之《盘铭》”之前，作为“明明德”的解释，将“汤之《盘铭》”之后，作为“新民”的解释。同时将第一段放在第三段“与国人交，止于信”后边，作为“止于至善”的解释。 因为对“亲民”的解释中屡见“新”字，且《康诰》有：“作新民。”则“亲民”自然成为“新民”。 如果我们细读“诚意章”原文，就知道这三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后两段是对第一段的中心思想“盛德至善”的解释。第二段解释如何日新其德，成就“盛德”。第三段则解释如何达到“至善”。之所以没有解释“亲民”，是因为后面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都是“亲民”的学问！ 第二段中的“新”，指日日增新其德行，不是指日日革新其“民”。君子当日三省吾身，参赞天地生生之大德。《易经•系辞上》明确指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隋唐间学者王凯冲注：“物无不备，故曰‘富有’；变化不息，故曰‘日新’。”《易经•大畜•彖》也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大学》中的“德”也应如《五行》中强调的那样，是一种发于内心的“德行”。古人认为：“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周礼·地官·师氏》郑玄注）有时也用“德”字代表德行，所以西汉贾谊的《贾子·道术》说：“施行得理谓之德。” 朱子将“德”理解为类似佛性的德性显然是错误的。《大学章句》解释“明德”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如果“止于至善”为本，只有“亲民”，方能“明明德”，则德必然指德行。这涉及我们对“亲民”的理解。一个人，如何超越个人之小我，成就宇宙天地之大我，关键是超越个人之爱，实现对天下苍生的大爱，这就是仁。亲爱家人，是仁的起点。《中庸》引孔子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五行》的论述更为详细，作者认为心中充满喜悦会感染到兄弟，兄弟们会更易接近。互相接近且诚于待人，就会亲近。亲近笃信，就是兄弟之爱。首先爱父亲，随后再推及他人，这就叫仁。文中说：“中心悦焉，迁于兄弟，戚也。戚而信之，亲。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 所以说，“亲民”的意思，实际是“仁民”，就是将对亲人的爱扩展到整个社会。《贾子·道术》一言以蔽之：“心兼爱人谓之仁。” 透过《论语》我们看到，尽管仁的基础是爱人，但成就仁德实际很难。孔子从不轻易许人以仁。 在孔子眼里，只有那些能舍身奉公，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为民立命的人，才称得上仁者。 据《论语·公冶长》，孟武伯问孔子，他的三个重要弟子子路、冉求、公西赤是否做到了仁，孔子一一承认其专长，却否认他们做到了仁：“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孔子的弟子曾问德行高尚的令尹子文和陈文子是否做到了仁，孔子认为二人忠实、高洁，尽管到了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仍没能做到仁。 令尹子文几次做楚国宰相，都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几次被免职，都没有显出怨恨的样了。而且每次被免职，他一定把政事全部告诉继任的新宰相；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其君主齐庄公，陈国大夫陈文子家有四十匹马都舍弃不要离开了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他看到那里的执政者和崔子差不多，就离开了。到了另一个国家，看到那儿的执政者也和崔子差不多，又离开了。文中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我们再看被孔子称仁的人。孔子说“殷有三仁”，分别是纣王的同母兄弟微子，纣王的叔父箕子和比干。三人以不同方式对抗暴政和强权。微子明智地离开了商纣王，箕子装疯成了奴隶，比干因强谏被杀。《论语·微子》上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孔子也感叹管子是仁人。要知道孔子一生欲复兴周礼，但对于“不知礼”的管子（《论语·八佾》孔子云：“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他却反对弟子们称其“不仁”，孔子认为管仲曾辅佐齐桓公维持天下秩序，维系中华文明，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如何实践仁呢？孔子的答案就是“大学之道”，从日常人伦之善开始，走亲民路线，要积极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不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后来成为中国人人文精神的精髓。但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从自身的“亲民”，为大众服务，到“推以及人”的“新民”。在好为人师造就“新民”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治国、平天下的坚实起点。宋明理学最后沦为“袖心谈心性”，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其危害极大！南怀瑾谈到宋儒擅自将“在亲民”改为“在新民”时指出：“岂不知下文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学养成就以后，跟着而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正是真实做到亲民的学问吗？如果要人们天天换作新民，那就要随时变更政策，常常要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才对吗？所以这个思想，后遗的流毒太大了！”【1】 抛弃文明规范，乱解经典，大造“新民”，无论动员多少资源，不是成为灾难，就是流为闹剧——这是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1】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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