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4日，春耕园第四届经学论坛在山东曲阜召开，以下是翟玉先生的即席发言，录音整理，经翟先生审阅。

我提交的论文在会议论文集的第144页到158页，标题是《中华文明的脊梁——经学及经学的现代转化》。论文较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会后参阅。

昨天晚上跟一些朋友谈大《六经》工程，有很多感想，所以我想今天集中谈一谈为何要做大《六经》工程——大《六经》工程的历史因缘。

大《六经》工程囊括了除大家熟悉的五经之外全部的出土经类文献，还有刚才杨朝明院长说的、长期被忽略的《逸周书》《大戴礼记》等，我们都把它们平等视之，然后融会贯通，阐发其现代意义。

大《六经》工程的历史因缘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一是新材料的问世，二是中国在当代历史中的大变局，三是世界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六经》工程在中华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风云激荡中产生。下面我分别就这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首先是新材料的问世。经学历史的变革，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新材料的出现，为什么汉代会有今文、古文经学的争论？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汉武帝末年，在咱们曲阜孔子家的墙壁中发现了包括《尚书》在内的竹简文献。另外西汉末年刘歆负责国家校书的时候，在朝廷图书馆秘府中看到了新的材料，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左传》。还有一种新材料，比如像《毛诗》这样在民间流传的经学。

实际上当时的《古文尚书》是对《今文尚书》的一个补充。那为什么会争论起来呢？刚才杨院长也说了，实际上就是利益之争。因为汉朝的经学跟我们想象的经学不太一样，它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有点类似现存的大学职位，知识成为利禄之途。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统一，政治与教化的一统。

这在秦朝没有完成，秦朝还是想学周朝，以吏为师。秦始皇没看到，当时私学已经十分繁荣了，有些经师有上千的学生，很难统一思想。汉武帝“表彰六经”极为高明，从中国文化的根本处下手，锁定了中国文化2000年的底色。大家一定要注意，包括北宋和唐朝的九经，以及后来的十三经，都是以五经为基础的——像汉武帝这样成功的文化政策，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为何要做大《六经》工程？因为过去50年来出土的文献远远超过孔壁出书，当代出土的常常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型图书馆，里边有大量的经学类文献，从马王堆汉墓简帛，郭店楚简，上博简，到现在还没整理完的清华简，这些量都是很大的。当代出土的这些文献跟古文经学的意义不太一样，有些资料是对传世经典的根本性颠覆。

我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过去50年来的出土新材料相当于一次文化大地震。

我老家在唐山，本人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深知地震的自然力量。当代出土新材料相当于一场文化大地震，它使宋明理学大厦崩塌，汉唐经学的基础崩裂。

为何这样说呢？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宋明理学所提倡的思孟学派最核心著作《五行》，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这个学派的子思、孟子，《大学》和《中庸》，对“五行”到底是啥其实不知道。《五行》出土之后我们才看到了《大学》《中庸》的概念系统。它告诉我们，宋儒在在解释《大学》的时候颠倒了本末。因为按照《五行》，德是包含善的，所以《大学》“明明德”是一种最高的状态。《五行》中仁、义、礼、智叫善，称之为人道。而德称之为天道，德包括除了善行之外“圣”的境界，显然是更高的一个层次。

按朱熹的解释，“明明德”然后“亲民”，他改成“新民”，这个也改错了，因为《易经•系辞上》上说：“日新之谓盛德”，日日增新其德行称为盛德，不是说每天革新其民叫新民。其实像日本东北大学浅野裕一教授，中国的印顺法师，都曾指出宋儒将《大学》解释反了，印顺法师甚至说这是由于宋儒受禅宗悟后起修的影响。

朱子解释《中庸》混淆了内外关系，郑玄解释“中”是内心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而朱子将中庸解释为不偏不倚。前些年我出版了《性命之学——儒家心法新四书阐微》，把思孟学派的《五行》《性自命出》《大学》《中庸》集在一起，然后贯通去论述它，我们最近正在出版《道不可离——重新发现《大学》《中庸》本义》一书，也是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出土文献不仅对宋明理学，对汉朝经学的颠覆也是巨大的。刚才杨朝明老师也讲，长期排斥于五经之外的《逸周书》十分重要。杨老师的同门黄怀信教授是第一个专家治《逸周书》的，而这本书已经传了2000多年。在春秋时代，它跟《尚书》一样，在引用的时候被称为书，只有到了战国，才有了《周书》这个名称指称《逸周书》。

《清华简》中出土的《尚书》类文献二十多篇，其中有《逸周书》的内容，可见其在战国时代它仍被视为“书”，而不是被归入“杂史类”。

所以出土新材料对宋明理学和汉朝经学的颠覆巨大。当然大家会有不同意见，一些人说出土新材料是假的，我同意杨杨朝明教授的意见，现代人造不出来。就算所有从香港买的，包括《上博简》和《清华简》都是假的，但是几乎没有人说过《马王堆汉墓》简帛也是假的，郭店出土文献是假的，因为那些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刚才说的《五行》首先出现在马王堆汉墓中，第二次出现在郭店楚简，所以这个颠覆性文献是没办法否认的；还有人说新出土的这些经，由于没有师传，注疏，应该在融入经书体系之前，暂且把它们作为一种参考资料。问题是《左传》开始也没有师传注疏，难道我们就否定《左传》是经吗？

大《六经》工程横空出世的第二因缘是中国过去100多年的大变局。李鸿章说他当时面对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现在看来还没有结束。这些年，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公然践踏。这种行为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孔子恢复周礼，就是要重建当时的世界秩序——这是怎样伟大的心啊！

中国面对的这个变局，曾国藩那个时代的学者就注意到宋以后独尊的儒家不能提供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当时我们屡战屡败，人心鼎沸，那真是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因为人人都知道中国要灭亡。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经过相当艰难的一个探索过程，引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我们找到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列宁式政党，这个政党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不同，有严格的纪律性，明确反对党内的帮派活动。后来列宁式政党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国民党也是列宁式的党，是苏联人帮助改组的。

这段历史涉及如何对待儒学的问题，如何对待五四运动反传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五四运动反对的儒家不是先秦荀子那种包容百家的大儒，它反对的是清朝末年腐朽的、僵化的，空疏的宋明理学。

共产党人最后取得政权，关键是完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改革，这是国民党没有完成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肃清士绅地主阶级，把中央政权牢牢扎入基层。这是极为重要的，它强化了大一统的中华治道（王道），践行了春秋大义，把中华政治推上了一个新阶段——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基层都是官绅共治，士绅在基层治理中常常发挥巨大的作用。

有人常常争辩周代井田制真假问题，这很好。但无论它是真还是假，井田制的核心价值一定要清楚。它提倡政令本身的统一，中央社会、经济、政治措施要深入最基层。无论井田制历史上是否存在，这种价值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重视的。

经典的基本精神超越时代，经是活的，不是死的，它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我们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它。今天大一统理论的本质鲜为人知，但大一统制度过去两千年始终在，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毛泽东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现代人很少知道实现大一统的王霸术了。大一统可不是西方的领土统一，中央政府的存在。它包括很多内容，包括政教的一统，经济和政治的统一，社会和政治的统一等等。

刚才吴飞兄讲，《管子》是《周礼》的义理版。西汉打败了匈奴人，财政上就是靠《管子》王霸术的轻重术，它实际是大一统的经济制度，强调国家资本理财。

我们为何在建立了基础工业体系之后，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迅速完成了大市场的建立，因为有大一统的政治，这是秦朝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像海尔，最初只是乡镇企业，靠大市场的孵化，成了国际大企业。

表面上共产党人成长于反传统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正是中国共产党激活了大一统的中华治道。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因为大一统还要求政经、政社等多方位的大一统，这是硬性的需要。

过去100多年的中国大变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要解释其成就，我们必须应用中国文化。学界长期以来希望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现成理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希望用西方的钥匙打开中国的大门，但这个钥匙始终不灵。

这些人不知道中国模式是由两个轮子推动的，一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列宁式政党，另一边是大一统的国家组织形式。大一统跟西方从罗马帝国时代就开始的、根深蒂固的自治传统不同，大一统政权的政令能够达到最基层。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被镶嵌在大一统制度中。

举个例子，大家知道计算机有应用程序、操作系统，还有硬件。硬件相当于我们的广土众民、发达的工业等等。列宁式共产党相当于应用程序，而这个应用程序是在大一统的这套治国方法、这个软件中运作的。

好多学者不了解中国文化，在解释中国模式时只讲共产党的领导，这当然是对的。但共产党不是在火星上领导，也不是在月球上领导，它是在大一统的政治软件中领导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有大一统的国家组织形式，我们才能成功控制住了新冠疫情。

生物医学美国是很先进的，可为什么目前美国因新冠疫情死了70万人，因为按照美国宪法，总统无法将行政命令下达各个州市——总统可以呼吁戴口罩，但纽约可以不遵守。美国制度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纽约选举出来的市长在这方面只对人民负责就行，不必听从总统的，总统也不能对其追责。

而我们靠联防联控机制平台成功控制住了疫情。这个平台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就是大一统的政治。

要解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我们不仅要学习共产党对近代史的阐释，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人，还要学会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近代史，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过去10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进而言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两个轮子。很多同志只管马克思这边儿的轮子，结果无法说清楚现实。我们必须用中国的理论钥匙开中国现实的大门，这把中国钥匙的核心在哪儿？就在我们的根，我们的经学——这是大《六经》工程的一个紧迫任务。

经学是大宝贝，却传播得这么窄，因为我们这些学者自己没做好，没有告诉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一统中华治道的社会主义！

最后我想谈一谈世界大变局对经学复兴的推动作用。过去500年来，人类历史的基本路径是一个资本主义帝国衰落之后，另一个帝国崛起，然后那个衰落，另一个再崛起。可这一次随着美国的衰落，意味着人类文明范式的根本变革——文明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过去100年来，世界形成了三大思想体系：一个是共产主义体系，一个是资本主义体系，还有一个大家不熟悉的，解放前跟共产主义一样有名的合作主义。合作主义二战前十分流行，无论是中国的蒋介石，还是美国的罗斯福，都特别注重。1946年纳粹垮台之后，合作主义几乎没人研究了。1991年苏联解体，同时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世人相信历史终结，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来了，人类将共同走向了自由民主的时代。

没想到2008年之后，金融危机让人们的自由资本主义理想破灭了。民众看到，华尔街银行家怎样掠夺人民，而且他们不受惩罚。

无论是共产主义、合作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诞生于西方文化土壤，这三个体系衰落之后，似乎再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从西方文化中挖掘出来。这时人类向何处去？一定会转向东方。

这不是一个帝国取代另一个帝国，也不是对西方文明修修补补，而是人类文明范式的整体变革。在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从全球视角思考人类整体，以便建立起不同族群和平共处的新世界体系。这方面，中国大一统治道将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遗憾的是，一些研究“天下观”的人，把它研究成了这个庸俗的世界主义，而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庞大制度文化体系。

面对当今世界大变局，中国人为人类找到一条新路，从垄断资本主义对内放纵欲望对外放纵资本，走向以礼仪为基础，对内节制欲望对外节制资本的大一统文明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

阐述大一统要义的经学，仿佛是从远古穿越时空一直延伸到未来的智慧之光，它照亮了人类未来的道路。

——这也是大《六经》工程的终极目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大《六经》工程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