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直道航拍图）

长期受欧洲均势理论的影响，学界普遍深陷西式战略思维——将领土统一作为国家统一的首要标准。

这在地缘政治上长期散裂、动荡的欧洲意义重大，但对于数千年来雄居东亚、整体上不断扩展的中华文明命运共同体来说，并没有抓到统一的本质。

中国传统战略思维模式中，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考量的，只有远近之别，没有截然对立的敌我；统一的关键不是领土的统一，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教化的统一，即中华政教的大一统。

在全球化进程风起云涌的21世纪，这种战略思维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对边疆治理来说，我们亟需将超越地方社会、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中华政教深入贯彻到边疆地区，夯实中华文明共同体。与此为基础，按照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管子》王霸术）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的逻辑，重建世界文明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中国本土战略思维模式，诸多学人不能理解天下观与夷夏之辨的有机联系。这导致，一方面有人将天下观理解为庸俗的世界主义，另一方面有人将夷夏之辨误读成狭隘民族主义，甚至荒唐地将现代中国称为夏，大行霸权主义的西方称为夷。

事实上，夷夏不是以血缘和民族标准化分的，而是以是否遵守当时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准则——周礼为标准。根据春秋大义，中原国家若不遵守周礼也会被称为夷。既然王者无外，天下一统，为何要分别夷夏呢？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战略思维重视先近而后远，认为一统天下，必须从近开始，由近及远。

所以，那些受中华文明影响较小，处于边疆的地区，常常被称为夷，但夷绝对不是西方战略思维中的外国或敌国，而是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边缘，也是重要的战略边疆。当中央政权衰落的时候，国家才会以地方诸侯为屏障。《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淮南子·泰族训》进一步解释说：“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

据《春秋》经，公元前576年十一月，鲁国大夫叔孙侨如会见晋国大夫士燮、齐国大夫高无咎、宋国大夫华元、卫国大夫孙林父、郑国公子鰌、邾娄国人。在钟离这个地方同时还会见了吴国人。

为何单说叔孙侨如会见吴人呢？因为相对于鲁国和中原诸国，吴为外。统一天下，一定要从近处开始，由近及远。《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写道：“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管子》王霸诸篇详细阐述了中华传统战略思维。其中“内”、“近”、“文”，都是就政治经济和社会教化的统一而言，是国家统一的基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土的统一。

如果说领土分裂是癣疥之疾，那么政教分裂是心腹之患。

中国先贤眼中的世界秩序，首重政教一统。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教本身的统一，学而优则传仕，仕而优则学，打通学与政，实现“以政统教、以教辅政”；二是通过社会组织化、将国家政教贯彻社会每个角落，乃至影响到自然秩序。

《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道：“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对待边疆的少数民族，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中华政教推广到他们中间去。《礼记·王制》将这种边疆政策总结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修教齐政，成为后世国人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

反之，政教不统一是社会失序的重要标志。《毛诗序》中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里变风、变雅是一种人们表达不满之情的诗。

有些人片面强调“物质主义”，认为边疆落在经济物质层面的落后上。君不见，现代太多分离运动发生的经济高度发展之后。

对于目前边疆治理来说，如何通过高度的组织化，将边疆纳入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如何巩固边疆基层政权，让政令畅通到底？如何在理论和机制上凝聚边疆不同信仰族群的价值共识？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关键要牢牢把握政教统一才是边疆稳定之锚这一大方向，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和包括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在边疆扎根。

——这要求我们做好政教本身的统一工作。

习近平主席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58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东方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它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包括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马克思化。

其进程与佛教在中国的演化相似。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发扬光大到全世界，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佛教化。前者包括禅宗、密宗等宗派的发展，后者包括宋明理学、心学的崛起。对于宋明学人援佛入儒的本质，陈寅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2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102页。）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政教统一的关键所在。

过去100年，摆脱西学迷信，历经千辛万苦，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如何实现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可以肯定：中国超越党派之争，“天下为公”、通过吸纳社会各个阶层，建立强大中央政治中枢（建中立极）的王道政治，会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历经五四运动风潮洗礼、反对地主阶级腐朽儒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激活了中华王道政治——那将意味着一个没有西方垄断资本霸权的崭新政治形态。

在此意义上，政教统一，正确的边疆战略不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支点，也是世界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起点。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让我们回归中华治道之本、边疆安定之本、人类未来之本！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大《六经》工程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