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东岸是希伯来一神教文化的发祥地，爱琴海周边的古希腊文化是西方理性哲学的摇篮。两希文化如同文明DNA的双螺旋，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初基。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呈哑铃形分立态势，中世纪以后最终演化为信仰与理性、内心安乐与世俗生活幸福、政权与教权的对立，影响深远。这是西方文明内圣与外王断裂，即内心神圣信仰与外在理性工具断裂的结果！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立对任何族群来说，如同人肉体与精神的分裂，结果是灾难性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教廷与世俗王权的对立所产生的内耗不仅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拖滞了欧洲——与同期的中国隋、唐、宋、元、明各朝相比——的发展，这种对立和内耗造成欧洲版图破碎化程度日深的后果，又使欧洲在近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所有这些内耗产生的原因都可追溯到基督教教廷与欧洲世俗政权的二元对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封建分封国家之间的对立。”【20】

中国文化与此不同，除了连续性，它还有政治文化上的高度统一性。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产生过独立的代表信仰的祭司教士阶层。这是中国文化内圣外王一贯，政治教化有机一体化的结果——以政统教，以教辅政。斯塔夫里阿诺斯敏锐地观察到：“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21】

西方的法律源于宗教，解释和执行法律的人最初也是宗教学者或法学家，所以西方有立法、司法与行政并立的传统，而中国的法律只是社会治理的方法；西方权力制衡体系也与此有关，表现为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唐朝就有类似的权力制衡体系，三省六部制：中书省拟定政令，门下省审查复核，尚书省六部负责执行，三者各司其职，互相监督。但中国三省六部之上还有代表天下社稷、政治教化，“为之君、为之师”的最高领袖，他抱法处势，无为而治（不是西方无实权的“虚君”）。上下之间通过选贤与能，贤能共治有机联系，通过丞相内阁、礼法制度互相制约——这是西方三权分立体制所欠缺的，也因此，西方常常陷入短视的党争之中。

中国政治中，最高领袖如同天上的帝一样，也要遵循宇宙大道和人间法度。中国古典政治经典《黄帝四经·经法·道法》开篇即指出，人间之法源于自然之道，制定法的人不可以私权枉公法。上面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

我们再也不能用“威权主义”、“君主专制”之类概念描述中华政教！中国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分散的竞争性集团的简单加和，其政治体制从来是以代表全体百姓的人民社稷为中心。如同现代公司的董事长，君主也是一个职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行为要符合法度，否则人民有权力罢免他。所以《礼记·曲礼下》强调：国君要与国家共存亡，官员要与百姓共存亡（“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道出了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常识。

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的严重腐败现象，就否定中华政教本身。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党争、游说等将机制，垄断资本将腐败制度化了。而中国，如何在制度上反对官僚阶层滥用公权，实现人民监督官员、罢免官员的权力，还需要总结古今经验（包括中国古代人与人之间互相监督的经验），努力推进！

全球化时代，比任何时代都需要一个调节整体、超越局部利益集团的稳定中心——“中”，社会碎片化是危险的。“建中立极”不仅是中国的现实实践，也是当今世界所急需的。

从地球文明演化的角度看，内外一贯、政教统一的中华治道是东西方文化的结晶，是过去5000年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其相对持久的和平与数千年的可持续发展，是西方文化缺乏的，值得世人特别关注！

（节选自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

注释：

【20】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2页。

【21】【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