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山东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在山东威海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以下是翟玉忠先生在论坛上的讲演内容，根据录音整理，翟先生审订。

这里我向大家汇报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中国化。

如果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角度看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当一个印欧思想体系引入中国，不仅会改变中国文化，这个被引入的思想要在中国扎根，也必须持续中国化。

比如汉朝以后佛教进入中国，不仅催生了本土的道教，引发了宋明理学以及“独尊儒术”的最终实现。同时，佛教本身也高度本土化了，大体是朝世俗化的趋势发展，持续至今。

即使从1919年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算起，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已经超过百年。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一百年可谓弹指一挥间。但值此世界大变局的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却深深改变了中国文化，也必将持续改变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我们奉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精华和糟粕，否则，这一方针就有变成口头禅的危险。

毕业于人大的李晓鹏博士不是研究马列的，是学经济学的。他写了通俗历史《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很受读者欢迎。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来阐述历史，别开生面。

那么，为何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判断中国文化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

当然，我们不能再简单的重复过去，比如将苏联共产党人提倡的五阶段论硬套到中国历史身上，用唯心、唯物的二元对立观念指称中国先哲，谁是唯物主义者，谁是唯心主义者。事实证明，这种作法过于牵强附会，有太多负面效果——因为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欧的历史文化迥异。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宝，以毛泽东为首的开国者们，正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找到了中国革命反对和依靠力量，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推翻了包括儒家士绅地主在内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了新中国。

不要以为现代人才知道阶级分析方法。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了著名的国策会议——盐铁会议，讨论汉武帝时代留下来的所有重大政策。参加会议的除了一线的官员，还有来自各地代表大地主的儒生贤良方正，他们主张“不与民争利”，要求国家战略产业盐铁私营。

    当时主持经济财政的是汉武帝的老臣桑弘羊。他反驳道：你们这些儒生所说的“民”，不是广大老百姓，而是指大商人。因为当时开采铁等自然资源要进入深山老林，普通百姓很难去做，只有那些大资本才能进入深山规模化开采。

大家一定要注意，儒学不仅是一种心法、内在的修养，它的核心是政治经济学。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儒家，否则，我们永远弄不清楚，为何美国的反华势力都要花大力气支持“信仰儒家的商界及政治精英”。汉朝儒家和宋明理学都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经济学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就知道他们是代表大资本，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

正是靠这种方法，过去二十年，我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略有所得，初步恢复了孔子所传的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之学。所以我特别感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真是一把利刃，能够缕清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否则，我们只能空谈中国文化的精华、糟粕，尽管也能从中发现一些启迪现实，或与时代相似的东西。

一些同志看不到汉以后儒家的政治经济学本质，糊里糊涂地主张回归儒家乡贤自治。那会抽空我们党的基层执政基础，回到蒋介石那里——这是“杀人不见血”的历史虚无主义，彻头彻尾地否定中国革命成果。警惕啊，同志们！

从大的方面说，如果不用阶级分析方法，很难解决一个矛盾问题：共产党是在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如何又成为中国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共产党人的反传统是反对腐朽空谈的理学，继承的是天下为公，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合一。

关键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区分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这样，我们不仅会回归先秦天下为公的“真”儒家，还会复兴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黄老道家、法家，以及诸子百家之学——让“茫茫九派流中国”的磅礴中华文化再度奔流在世界东方！

中国文化既博大又漫长。客观地说，目前我们的文化研究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近代中国文化研究高峰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特别是20、30年代，那时出现了一批子学研究大家，其成果我们差不多快忘记了。今天，许多人甚至不知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学是黄老道家，以及“归本于黄老”的法家，就空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何那时出现高水平的研究？因为这批学人多经历过旧的私塾教育，学问底子深厚；二是当时科举制已经消失，儒家独尊的思想束缚没有了，思想大解放；最后是他们受西方思维方法、学术范式影响较小，读吕思勉先生的传记，就知道他没有经历过正式西式大学教育。所以，诸君一定要注意那一代人的研究成果。站在先贤的肩膀上，沟通诸子，沟通中西——开出21世纪的中华新文化！

下面我讲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持续中国化。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大量论述实事求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的内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种面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期无人问津。

以“实事求是”为例，在中国文化中它包括实情、实践、落实等方面，涉及领域除了个人修养，还包括知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如何以功选士的选举制度方方面面。我建议在座的年轻人搞一本书出来，就叫《实事求是考论》。请相信，你们会从中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天地！

再比如，我们常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是，如何构建社会和谐。中国文化中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理论在这方面特别重要，其复杂性远超过亚当·斯密的产业劳动分工理论。

四民分业是一种社会分工理论，是一切社会秩序（人伦）的基础。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着，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人人平均享用资源，所以必然产生差异和差序。如何防范社会差距过大导致社会鸿沟、整体失衡呢？就需要四民分业理论，这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

荀子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音shàn，丰富，充足——笔者注）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通智——笔者注）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通智——笔者注）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荀子·荣辱》）

请注意，这里荀子讲的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差序基础上的实质性平等，和西方抽象的、不顾现实的自由平等观念完全不同。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延伸到全球，农业时代以地方为基础的政府管理体制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四民分业理论是一种职团化管理方法，一种纵向的社会管理，它对行政体制改革有巨大的借鉴作用。按产业、行业管理，才能从体制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最后，四民分业理论也会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垄断资本权力过大的问题。它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这是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滑向资本主义泥潭的重要原因。官员不许经商，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就明确提出了。

除了四民分业理论，中国搞了四、五千年“天下为公”的公有制，我们有自己统一天下、世界和平的战略逻辑——战略上不能跟着西方基于均势理论的逻辑跑，那样早晚会出问题。战略思想方法上邯郸学步，结果必然匍匐而归。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学习西方是对的，但不能指望西方资本国家的社会科学能解释和指导中国现实。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般喜欢西方左派的东西，并胡乱引进发挥，以为己说。问题是，西方左派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无害化”处理的，若真撼动西方的私有制基础，这些左派几乎不能生存下去，我们怎能迷信他们呢？

我们要汲取过去数千年的历史经验，那是中国生生不息、可持续发展的根。返本开新才是正路，以西释中是条邪路——这是我基本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路线。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