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山东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在山东威海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翟玉忠先生应邀参会并提交了《东西大合流——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收入大会论文集。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世界上不同事物只有融汇、和谐才能产生发展，如果同质化，则无法持续发展。

对于文明也是一样。人类诸多伟大的文明巨流，常常发生在不同文明的碰撞、融汇之中。从文明长时段、全球宽视野的“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东方最古老的文明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当代最具革命性的文明成果马列主义交流互鉴的结晶——那是东西方文化波澜壮阔的大合流！ 

一方面，马列主义深深改变了中国及中国文化，将导致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丰富和推进了马列主义，形成与时俱进、开创人类新局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者包括马列主义改变了中国国运之千年弱势；马列主义激活了中华治道（王道）；马列主义理论工具丰富了中国文化等等；推进马列主义理论创新的中国文化资源包括：天下为公的普世和平（大同）理念之于公有制的建立；阶级合和之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大一统的天下观之于社会主义国际运动等等。

兹分述如下—— 

1840年以后，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救国救民，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

“存”的关键是富国强兵，打败侵略者。要富国强兵，就要有强大的近代工业体系。

在列强环伺的情形下，什么样的治国理念能够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成为时代必须回答的最紧迫问题。 

将经济、法律看成“小道”的传统儒家理念肯定不行。儒家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完备的思想资源，这成为新文化运动反对腐朽的儒家文化——宋明理学的深层动力。 

于是，国人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从清末到民国，西方议会民主制试过了，不行；德意法西斯主义试过了，不行……最后，中国人民选择的马列主义，成立新中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体系。

执政者不再是空疏的儒家士大夫集团，而是实事求是，敢于直接抓枪杆子、钱袋子的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由空疏转入务实，这种变化，一举改变了唐以后国运之千年弱势，其对历史贡献之巨大，无论怎么浓墨重彩地强调都不为过。 

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呢？ 

是从农村最基层开始，肃清了以宋明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儒家士大夫——乡绅。解放后又很快延伸到城市，重建了基层政权和中央政权。毛泽东牢牢抓住了中华大一统的实质：思想文化、政治军事、工商金融统一领导，并让这种领导力深入基层单位。因为基层精神、物质的动员力才是国家强大之本。韩毓海教授写道：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强化，就源于商鞅变法时提出的‘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的户籍什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而唐代的府兵制，也是建立在这样牢固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然而，宋代以降，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以‘募役法’等手段，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改由‘乡绅’对基层进行统治，从而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

“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2】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学者主张恢复所谓的“乡村自治”，“乡贤政治”。读史可以明智，这些人应该认真学习一下中国革命史！

在一个农业大国重建基层，关键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不仅孙中山看到这一点，列宁看到这一点，毛泽东也看到了这一点。

真正实践这一点的，却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土地革命取得分配到土地的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后盾，也是中国工业化，通过统购统销等手段，内生性积累工业资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前提。

这一切，都使中国政权深入到中国的最基层——乡村、社区。中央大一统体制得以巩固，中华复兴之路由此开始！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上激活了中华治道——其核心是大一统的王道。 

中央政府层面，建立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超越党派、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央政府。《尚书·洪范篇》称之为“皇极”，后世也称之为“建中立极”，这个极，中央的本质特征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基层政府层面，要求政令、教化与中央相统一，政教深入基层——政教一统。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统一观念，不仅是领土和行政权的统一，其核心是政令与教化统一于中央。东汉经学家何休注《公羊传》“大一统”时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唐代杜佑《通典·食货三》，将政教统一的中华治道上推到黄帝时的井田制。追溯周代政治的《周礼》，已经有商鞅那样的什伍制度：“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且乡里要建立学校，实行礼义教化。

中国古典政治学经典《管子》指出，治国之本，除了不误天时，关键在于政令、教化延伸到基层，以行赏罚。《管子·禁藏》说：“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作者将掌握天时叫作“经”，收得民心叫作“纪”。将法令比作网罟的大纲，将官吏比作网和罟，将居民的什伍编制比作军队的行列，将赏罚比作进退的金鼓。

《管子·禁藏》强调，治国中土地城郭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上下一心、政令畅通无阻。文中说：“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内城外郭。是依靠什、伍的居民基层组织。使伍中没有非本伍的人，人们没有不住在本里的，里内没有非本里的人家。这样，君主政令可以贯彻于民间，人民也可以和君主同心同德了。 

西方文明教化很大程度上由相对统一的宗教掌握。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世俗化国家，最高首脑不仅要“为之君”，还要“为之师”，同时承担政和教的功能，所以政教深入基层成为中华治道的重要特征。若我们学习西方，不讲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空谈多元化，自由化，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是要学习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必须有最基本的价值认同。我们追求的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思想大杂烩，意识形态混乱！ 

今天，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如何凝聚包括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民心，如何巩固基层政权，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 

人类历史的基本经验是：凝聚共识不能依赖武力和行政命令，这样最多只能起作用于一时；实现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必须返本开新，通过文化的复兴来实现——如汉武帝“表彰六经”，它锚定了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精神风貌！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新石器晚期就与欧亚大陆西部互相交流。由于其在地理上为戈壁、高山所包围，自成一隅，使中国文化融纳世界文明百川，成为人类文化大融炉。 

一览中华大地上诸多文化类型，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中原本土生成的主体文化，边疆地区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印度来的佛教文化，西方来的基督教文化，中东来的伊斯兰教文化…… 

考察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在中国生根的主要原因是其持续至今的中国化。中国化的佛教在印度本土佛教消亡的情况，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得不说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唐代六祖慧能大师的《坛经》在很大程度上世俗化了，上面甚至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与青藏高原以外印欧系统宗教否定现世的特点迥异。 

近两千年来，马列主义是影响中国文化最深的外来文化之一。其理论工具必将极大地丰富中国文化。比如阶级分析方法，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将影响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之一。李大钊同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该文第一次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认为，阶级竞争（后译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主线：“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3】 

有必要用阶级分析方法理解中国文化，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何脱胎于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的传统文化，是腐朽的儒家文化，是弱化国家力量的宋明理学糟粕。 

许多学者因为“自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故不能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一种思潮。宋明理学远不只是一种思辨哲学，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其本质是反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一统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目的是维护官僚阶级的特权。也因此，他们的利益常常与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君权发生冲突。他们限制君权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民大众，而是为了儒家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 

李晓鹏博士出版了三卷本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力证儒家士大夫集团“代表大地主、大商业资本的官僚集团”的本质。在第二卷《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中，他总结出明末东林党人的两大纲领：一是遵守儒家的道德原则比服从皇帝的命令更重要；二是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征税，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 

李晓鹏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以为，明朝的文官们对抗皇权所争取的，是一种‘君主立宪政体’，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限制君权是不是进步，关键要看立的这个‘宪’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这个‘宪’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那就是进步，如果只是为了保护腐败的官僚集团的特权，那就是极大的退步。”【4】

如果说先秦儒学是大一统王道的推动者，那么汉以后，儒家已经逐步沦为土地和商业资本的代言人。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召集的国策会议上，儒生抬出了反对国家盐铁专卖、“不与民争利”的主张。武帝时长期主管经济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反驳道，这些儒生所指的“豪民”，不是老百姓。他说：“家人有宝器，尚函匣（函匣音hán xiá，盛物的匣子——笔者注）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5】 

宋以后，随着儒学取代黄老、法家，成为主流政治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经济学主张亦成为主流。其结果就是国家能力的削弱，乃至屡屡败亡于外敌之手！ 

不用辩证唯物主义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文化永远是本糊涂账，空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有何用！ 

人类文明史上，不同文化因子的交流基本是双向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会使马列主义不断中国化。从大历史角度看，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

《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 

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公有制的过程，却经历了不少曲折，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历史证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是对立的，货币也不与公有制对立。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 

《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是要消灭一种“以资为本”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切私有财产。《共产党宣言》解释说：“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8】 

过去数千年来，“天下为公”一直是中国古典政治理论的基本价值。为如何发展公有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愿景。 

受西方圣俗对立，否定现世，追求天堂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学人习惯将《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解为中国版的乌托邦。事实上，孔子表达的是一种现世的价值追求及制度设计，其现实榜样就是选贤与能，传贤不传子，实行禅让制的尧舜禹时代。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大同世界”描述的是农业社会早期的现实，他反问：“孔子论小康，举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皆实有其人；其治迹，亦皆布在方策；其论大同之世，安得悉为理想之谈？”【9】

“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不仅局限于君主层面，也深入到了社会基层，那是一个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各尽所能，互助互爱，安定祥和的世界——据郑玄注：“同犹和也，平也。” 

《礼记·礼运》引孔子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是讲中华治道流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民众的。选拔道德高尚的人，推举有才能的人。讲求信用，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得到善终，青壮年人充分施展才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老而无妻者、老而无夫者、少而无父者、老而无子者都要赡养他们。男人有职分，女人有夫家。财物，人们厌恶它被扔在地上损坏，但不一定藏在自己家里。人们都喜欢各尽其能，但不一定是为自己。因此奸诈之心不产生，盗窃、捣乱和害人的事不会出现，因此不必从外面把门关上。这是一个普遍太平、和谐的世界。” 

天下为公，社稷第一，民为主君为客，成为中华治道根本的价值理念。《礼记·礼运》紧接着提到夏商周三代“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行礼制小康社会，但其王者也是大公无私的。孔子认为，禹、汤、文王的德行，能与天地并列为三，因为他们“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10】 

《吕氏春秋·贵公》开篇指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上志，犹言古代的记载——笔者注），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黄帝四经·道法第一》更明确指出：“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储备原则，中国古典政治学以功取士的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都是“天下为公”原则的应用，这里我们不再展开论述。 

值得指出的是，先贤特别强调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去私行、行公法”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实现国家强大的根本。君主只有达到无为无私的境界，才能得实之情，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观与认识论紧密相连。《黄帝四经·道法第一》认为，践行大道的人认识天下万事万物，无所执著，功成不居，相时而动，公正无私……精公无私的人智慧神明，最为神明的人总能建立功业。居正位而行的人能够到静的境界，最静的人即圣人。大公无私的人睿智，最智慧的人能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原文：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

《韩非子·主道第五》和《韩非子·有度第六》对大公无私的修养和智慧境界有更详尽阐发。韩非重虚静无为。但虚不是没有，《韩非子·解老第二十》云：“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静不是不动，《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云：“不离位曰静。”明君就是要如天道一样因循无为。《韩非子·主道第五》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纪，法度、准则——笔者注）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情，意为真实——笔者注），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这种形名法术之学是国家强大的重要方面。《韩非子·有度第六》指出：“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私曲，偏私，不公正——笔者注）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他还要求下级：“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 

《韩非子》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11】整部书都是详解孔子“天下为公”的大道，可惜该书长期以来被诋毁、忽视——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剧，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损失！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由于过去两百年来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阶级矛盾严重激化。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阶级斗争都显得特别突出。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原因。 

革命胜利，共产党人牢牢掌握政权后，阶级矛盾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深深影响了当代历史的走向。

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我们必须辩证地应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不仅要重视阶级斗争，还要注意阶级合作和阶级和谐。晚年的毛泽东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将之归结为：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12】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同志对此有更为深刻的总结。1980年3月15日，他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指出：“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这种情况虽然有个人的因素，但不仅仅是个人的因素。八大虽然通过了关于分析阶级斗争形势的决议，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出现了前后两种不同的估计，一方面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在后面又讲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什么会这样呢？1957年2月间对社会形势是一种估计，到了五六月间又提出另一种估计。反右斗争以后，虽然说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但只是说了一下，很快就不说了。1958年还不大讲阶级斗争，讲两个剥削阶级和插红旗、拔白旗，主要还是指的知识分子。到1959年庐山会议就大讲党内的阶级斗争。到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厉害了。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没有转成功。”【13】 

——这是肺腑之言！ 

社会和谐、阶级合和极受先贤的推重。《尚书·尧典》赞扬尧平天下的业绩，他能使朝中百官同心协力，团结万国诸侯。结果天下庶民亲善和乐，风俗淳美。“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孔安国解释说：“时，是；雍，和也。” 

阶级合和的理论支撑是四民分业理论。四民分业理论不仅是一种劳动分工理论，也是一种按产业（链）、职业（团）调节社会、经济的理论，这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延伸至全世界的当代显得十分重要——从地域性、区块化行政管理到产业链纵向管理，代表着全球化时代行政管理的大方向。 

同时，四民分业理论在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之间有效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官员（受禄之士）“不与民争业”，这是中国有数千年发达的市场经济，资本却没有垄断政权，深陷今日西方资本主义泥潭的根本原因。 

被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尚书类文献《逸周书》，不止一次提及士、农、工、商分别而居，不互相交杂混居，各安其业的重要意义。《逸周书·程典解》：“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力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逸周书·作雒解》：“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士、臣扑，州里俾无交为。”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元典，详细论述四民分业理论《管子》宣言：若商人掌握政权，会导致权钱交易，资本控制政治，社会失序。所以中国古典政治理论重视节制资本（抑商而不灭商），反对卖官鬻爵。《管子·权修第三》：“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犹言贿赂公行——笔者注）。”《管子·七法第六》：“法伤，则货上流……货上流，则官徒（官徒，犹言官事——笔者注）毁。”《管子·立政第四》:“金玉货材之説胜，则爵服（爵服，爵位及其相应服饰，是古代政治权力象征——笔者注）下流。”《管子·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进一步阐释说，君主只要喜好金玉财货，就要得到它们，又必须有东西去交换。用什么来换取？只好用大官尊位，不然就用高爵重禄。这样，不贤之辈就要在上面掌权了。贤者将不肯甘为属下，智者将不肯献策，诚实的人将不肯按约办事，勇敢的人将不会效死。这等于把国家抛弃了。文中说：“人君唯无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则尊爵重禄也。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则贤者不为下，智者不为谋，信者不为约，勇者不为死。如是则驱国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西汉大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官员不参与商业活动（“不动于末”）、“不与民争业”，认为这是防止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鸿沟加剧，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他指出，古时候领取俸禄的，不靠体力劳动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享有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权势下面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竞争呢？所以那些人使用众多的奴婢，拥有众多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地住宅产业，增加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而且没有止境，压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惊惧。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急愁苦。穷人穷急愁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啊。享受俸禄的人家，应该只食俸禄就好了，不应当和百姓商业竞争谋利，这样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这是天理，古代的道，天子应当效法定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守实行。所以公仪子在鲁国做宰相时，回到家看见妻子织帛非常生气，赶走了妻子；在家吃饭，吃到自家园里种的葵菜，气得把葵菜拔了，说：“我已经有了俸禄，还要夺种菜人和织布女的利益吗？”文中说：“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朘音juān，缩小，减少——笔者注），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 

可悲的是，国人似乎忘记了公仪休“拔葵去织”故事，后儒曲解“不与民争利”，并以之为遮羞布，站在自由资本的立场上，主张政府退出市场，不去培育、调节、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最后导致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和伟大的四民分业理论隐而不彰，到21世纪信息时代的今日仍然是这样。 

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中国家，“天下一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应有之义。 

国际共运史上曾出现过不少错误，各国共产党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19年成立，1943年解散的共产国际本身是一个集中制的组织，各国共产党是其支部。这种组织原则是灾难性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挫折，都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乱指挥的结果。

面对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复杂国际形势，超越国境的国际组织在指导各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时，常常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张力和矛盾，这也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共产国际解散的重要原因。因为你不能既和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又要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胡乔木同志将共产国际的错误归为两大方面：“一、对第二国际没有留一点余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这个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把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结果弄到现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很难合作。这么大的问题这么简单地处理，留下后遗症是不小的。二、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列宁的建党思想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在沙皇恐怖统治下提出来的，到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是否还要沿袭下来，不作一种原则的改变，而且还扩大到全世界的共产党之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14】 

在21世纪全球化已成不可阻挡趋势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汲取共产国际本身的成败经验，汲取欧盟、联合国这类国际组织建设的成败经验，还要汲取中国作为一个雄居东亚的有机的文明共同体，建设大一统的天下的经验。 

如前所述，大一统不同于西方基于地方自治的现代国家，它是政教贯彻至基层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结构能数千年绵延不绝，即使遭到外族入侵，也能很快恢复元气。

大一统的具体实现战略称为王霸术。在中国古典政治观念中，王道和霸道只是大一统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的实现形式，以武力（霸道）维系王道即是“霸”，所以二者常常并称。《白虎通·卷一》论王与霸的关系：“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 

一统天下的王霸术较完整保存在《管子·七法第六》、《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中匡第十九》、《管子·小匡第二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六篇中，它重文德，重内政，重邻国，包括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三原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15】 

《管子·七法第六》是一平天下，实现天下大一统的总纲，包括大治之民要有军备（治民有器），用兵要有策略（为兵有数），战胜敌国要有理（胜敌国有理），匡正天下要有纲领（正天下有分）四个方面。其中治民要坚持依法治国。“用兵之数”要求财富、技术、武器，士兵、政教、训练、情报、战略等软硬实力都称雄天下，才能实现大一统。上面说：“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 

另外，《管子·七法第六》的作者主张不结盟，独立自主，“独行无敌”、“不恃权与（权与，犹言盟国——笔者注）之国”，也值得我们参考——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方法理论，只有内政独立自主，才会有外事的主动权。 

过去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大一统是一个文明可持续发展、生生不息的制度保证。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构建有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中国的大一统天下思想，这是中国贡献世界的最宝贵智慧之一。

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

改造世界的关键是号召民众，号召民众的关键是为民众提供崭新的愿景。

集中西文化之大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持续中国化的结果。随着其制度优越性越发突显，必将为全世界提供新愿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的一道朝霞，为人类指明了一种可替代道路！

让我们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霸权、和谐而和平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注释：

【1】《国语·郑语》 

【2】韩毓海：《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11~112页。 

【3】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6号。 

【4】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王朝覆灭的历史宿命》，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 

【5】《盐铁论·禁耕第五》。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4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5页。

【9】《吕思勉文集：先秦学术概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9页。

【10】《礼记·孔子闲居》。

【11】《韩非子·扬权第八》。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41页。 

【1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1页。

【1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52页。 

【15】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第133~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