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中国过去5000年的历史以1840年为界分为两部分。1840年以前，紧临欧亚大草原，从东北到西南的高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起着东西方文化因子的交流通道作用，青铜时代以畜力能源重复使用为代表的次级产品革命由此传入；1840年以后，紧临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部、东南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起着东西方文化因子的交流通道作用，工业时代化石能源革命的成果由此传入。中原地带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因子融汇的中心，中华政教统一的礼义大道即诞生于此！

如果我们将这种文明交流形势展示在中国地图上，它正好呈现为一只眼睛——那是地球上的“中华大道之眼”！（如图2-5）

图2-5 “中华大道之眼”，过去5000年中国文明交流形势图。（底图来自：专业地图网站“地之图”，网址：http://map.ps123.net/china/12.html，访问日期：2018年11月28日。）

以1840年为界线，两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发挥作用的程度是相对而言的——不能说近代以前，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也不能说，近代以后，东北、西南高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注意到中国文化包括“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部分”，其中面向海洋的部分，其文化因子一直扩散到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他说：“在南方地区，有段石器的分布地域可以延伸到南太平洋、新西兰；而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地域则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我国的版图分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部分的话，那么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14】

“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在海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童恩正先生能提出这一概念，除了中国高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诸多相似的文化因子，包括细石器、墓葬风格、青铜器动物纹饰和铸造工艺等等，还与他立足于青藏高原的大视野有关。

《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开篇他写道：“如果我们站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纵目遥望祖国大地，就会发现在高原的东北，有几道山脉连续地向东延伸，这就是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的阴山山脉，直至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而在高原的西南部也有几道山脉向南延伸，这就是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的两列山峰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尽管这一高地绵延万里，从东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以至难以全部用‘偶合’来解释。”【15】

童恩正先生讨论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时，还没有将它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今天，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它实际是欧亚大草原与中原之间复杂的过渡地带，是东西方文化传播的中间环节。

牛津大学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爵士（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称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为“Arc”（弧），2018年8月29日，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欧亚视野下的中国青铜时代学术研讨会”上， 笔者遇到罗森女士，和她详细讨论了西方文化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影响到了中国。她认为4000多年前的中国已经建立起了高度组织化和等级化的社会，因此西方文化因子只有在适应中国社会的条件下才被接受，这是中国文化保持其特色的重要原因。会后，她特别将其发表在2017年4月号《Antiquity》杂志上的《China and the steppe: reception and resistance》一文打印出来送给我。

不错，西亚的青铜技术传入中国时的确明显本土化了，欧亚草原以工具和装饰为主的青铜器转化为中原以礼器为主的青铜器，中原早期铜器也多以本土陶器器型为模本铸造，且这一变化始于青铜技术更早进入新疆之时。刘学堂教授写道：“西方青铜器的主流传统，是那些制作规整、形体相对统一、区域特征明显的主要用于生产和战争的工具与武器，如斧、剑、矛、凿等，多是实用的器物。这些器物在天山北路墓地（位于新疆哈密——笔者注）基本上找不到了。青铜之路由欧亚西部进入东天山地区，继而向东，远抵中原腹地，功能变化日渐明显。治铜业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非生产性的神秘领域，制作出不少专门为神服务的神秘器具，即那些类型不一的青铜巫具、祭器，构成西北青铜文化的重要内容。”【16】

但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族群（还有语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就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改变。事实上，青铜时代次级产品革命进入中国，是东西方文明的大碰撞，中国文化因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政教系统走向成熟！

青铜制造，特别是大型礼器的制造，和陶器不同，不是一家一户能完成的。从找矿、开采、冶炼、铸造，需要精细的社会分工，长途贸易。如同治水一样，客观上要求强大的社会管理系统；再比如小麦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冬小麦成熟于六月，是中国本土作物青黄不接时，小麦特殊的生长期有利于北方食物的稳定性，中原文化的兴起。

中国人一直坚持的政治组织原则：建立一个超越特殊利益集团、代表民众整体利益的中性政府（《尚书·洪范》所说的“皇极”），也明确阐述于中原的第一个中央王朝——夏朝。

周代天子祭上帝、五帝、日月等大祭祀时用太牢——牛、羊、豕（shǐ，猪）做牺牲，历史上多单用全牛。太牢礼仪规格最高，其中牛、羊都是西亚人最早驯化的，4000年前中国逐步进入青铜时代，它们才由西到东普及开来——或许历代天子本人很少知道，太牢三牲主要来自西方！

公元前14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国王们，将马拉战车作为重要礼物和地位象征，写信时都要如此问候：“致埃及国王……愿您的家人，您的夫人们、儿子们、头领们（酋长们）、战士们、战马战车和您的国度一切安好！”【17】

周朝，车子同样重要。周人用战车数量的多寡作为国家实力的指标。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中关于土地赋税的学问，有个专有名词“乘马”，现存《管子》中还有《乘马》、《巨乘马》、《乘马数》几篇；据《论语·先进篇》，孔子的儿子孔鲤和最心爱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都不肯卖掉车子为二人置办外椁。因为按照周礼，有大夫之位的人不能步行。

青铜时代欧亚大陆的一切文化因子都开始了加速度传播，其社会文化的影响极其深入。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在青铜时代的次级产品革命中保持了其稳定的特质。恰恰相反，当时中国文化巨变！

当然，三代文化并未失去原生性，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也不是东西方文明各占50%的杂合。三代文化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东西方文明大撞击的结果。

我们也不能将现代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理论强加在4000年前的欧亚大陆——当时“东亚、欧洲”边缘和“西亚、中亚”中心几乎不存在任何直接的依附关系。这种看法，不利于我们阐发东西方大碰撞中产生的文明超新星——政教一体，内外一贯的中华大道！

（节选自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

注释：

【14】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载《文物》1981年第5期。

【15】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收入《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6】刘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03~第204页。

【17】【美】埃里克·H.克莱因：《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贾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