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经济学支柱之一“理性经济人”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活生生的人不是西方经济学视野里无区别的粒子，他们不可能获得完备信息进行理性选择。

那么在政治领域，无区别的选民会获得充分信息进行理性选择，选举出政治精英吗？

美国一些调研机构和学者的研究证实：只有极少数选民根据某种政治信仰或观点做出理性政治选择，他们把这类选民称为“理论家”和“准理论家”，大约占选民总数的3%和10%；其他大多数选民处于盲目状态，信息不灵，且不会对社会问题及有关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形成自己的观念，他们一般为新闻媒介制造的舆论所左右。

——而主导新闻舆论的是金钱和资本。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不把社会看作“选民粒子”的加和，而是把它看作有机整体，反对朋党政治裂解国家统一性。《管子·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中说：人君只听信朋党的议论，群臣就要搞朋党活动，讲话蔽美扬恶，那样君主就无法分辨情况的真假。这就形成朋党活跃在台前、党羽少的被挤到台后的局面。有朋党的人们在台前活动，贤者与不贤者将无法分清，争夺的祸乱就要发生，君主将处在危险境地。（原文：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则群臣朋党，蔽美扬恶，然则国之情伪不见于上。如是则朋党者处前，寡党者处后。夫朋党者处前，贤、不肖不分，则争夺之乱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令人惊叹地与现代系统论相合——在系统论那里，中国古典政治理论重新“发现”了自我。在此意义上，中国古典政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更具现代性。

系统论发展中里程碑式人物、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一般系统论》中指出：机械论是错误的，有机体和社会那样的复杂系统不是机器，不能被分解为诸要素，并采用简单地相加来说明其属性。系统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等级层次等属性。

把系统理论应用到社会这个巨系统，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不是人“堆积”起来的简单集合体，它有自己的控制中心，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这些意志栖息于政治家、艺术家、哲学家、军人、商业领袖，及每位公民的心中，并通过法律、伦理、教育等形式具体化。人也不是无区别的原子，而是与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个人的天赋和在国家系统中所处的环境位置不同，公民之间自然处于分层状态。

先秦社会纵向分层彰显为爵制。《管子》的作者认为如果没有社会分层，整个社会秩序就会瘫痪。“政府爵位安排好，人民才不会怨恨；人民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然后仪法才可以体现。如果安排不公正就不能治理好，所以不能不整治。看来，一国之人不可能都尊贵，都尊贵了，事情不好办，还对国家不利。正因为事情不好办对国家不利，若没有少数人尊贵，人们是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分清爵位排列的高低，才知道先后的次序和贵贱的仪法，管理起来有章可循。 ”（《管子·乘马第五》：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

《商君书》的作者从大历史的角度论证说，社会分层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开篇写道：“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时候，人民纷乱无序。所以圣人划分贵贱，制定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的上下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人民中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就创立法制作为行为标准来限止奸邪产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分职、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原文：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社会纵向分层的目的按社会贡献的大小（爵位的高低）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这与西方社会主要按自由市场原则分配社会资源完全不同。《管子》中甚至说，通过资本获得爵禄是危险的，上面说：“贩运金玉财货的商贾之流，不论道德品行而享有爵禄，君令就不受重视，而法制破毁……内政就不会清明。”（《管子·八观第十三》原文：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则内治不别矣）

今天，垄断资本干政在西方社会已经法制化、普遍化，且越来越严重。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反对权力与资本结合，主张四民分业，官不与民争（利）业，商不干政，在政商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有效实现了社会公正。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以自由、民主、宪政的名义，盲目学习西方。否则，我们也会陷入以资为本的泥潭。

这是目前需要国人特别警惕的！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节选自《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