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理性……

在西方情报安全机构和中国西化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今天，上述“普世价值”已成为妇孺皆知的老生常谈。但对于蕴藏在现存唯一古典文明——中华文明中的、超越时空的宇宙大道，却鲜为人知。

所以笔者主张：少谈些普世价值，多谈些宇宙大道。

什么是宇宙大道？

宇宙大道是东西方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碰撞、沉淀的结晶，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教化，她内圣外王高度发展、高度统一，是中国人数千年安身立命的根本。称其连接天地、宇宙，是因为她贯通形上形下，内外不二，在人事中修天道；称其“大”，是因为她超越一切宗教、一切族群，一切地域。

宇宙大道的具体表现为成熟于轴心时代的“孔门四科”，包括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囊括诸子百家，中华政教由是生焉。

近一个时期，我们常提“宇宙大道”、 “中华政教”、 “中华大道”，引起了好多朋友的误解。他们善意地担心：我们在玩玄学，如同今天诸多国学家那样，穷诸玄辩，毫无用处，——说得什么都对，都好，就是不落地，没有用处。

有读者将中华大道与西方科技相比较，言辞激烈地批评道：“你们说‘中华大道分崩离析’，‘中华大道’是什么玩意儿？ 子曰：“吾道丧矣”，这是明明白白记录在《论语》上的。在夫子晚年，自己已经对此非常明了——不管‘中华大道’是个什么玩意儿，比之过去几百年来，西方科学技术对人类福祉的卓越贡献，都不算什么。反过来说，在没有获得工业革命带来的、对外部物资与能源的巨大获取能力之前，什么狗屁‘大道’，都是扯淡。”

还有朋友劝我们，别搞什么“宇宙大道”了，不如西方“普世价值”以及包括“普世价值”其他口号市场广阔；你不是讲古典经济学轻重术吗，用这东西搞点钱吧，也算真本事。古人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上述朋友都是善意的，苦口婆心。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些的误解，根本原因是：大道智慧沉沦太久，我们的宣传远远不够。

有人一言中国文化，就数歪嘴，大谈儒、释、道；读了几部儒释道的书，就宣称儒释道皆通。殊不知，作为人类唯一幸存的古典文明，中华文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绵延数千年，其中变化亦大。

佛家唐宋以前与唐宋以后多有不同，唐宋以后禅、净二家独盛；儒有横通百家的先秦大儒，亦有汉以后只习四书五经的文学（即经学）小儒；道有治国平天下的黄老大道，又有避世修行的道教。

宇宙大道产生于青藏高源东部，是四千年前青铜时代欧亚文明大交流过程中，东西方诸多文化因子在中华文明腹地大碰撞，爆发的文明超新星。为什么宇宙大道产生于中国，而不是青藏高原以西的其他古典文明中呢？

这是因为，以青铜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和以畜力开发为核心的次级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流入青藏高原以东时，引发了黄河、长江流域超大文明体的巨变、整合和升华，而青铜时代次级产品革命最早出现的青藏高原以西，却因此陷入长期的冲突、分裂和动荡之中。距今约四千年前，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古文明普遍走向了衰落、消亡，欧亚大陆上只有中华文明凭后发优势，容纳万流，逆势雄起！

在这一东西文明大碰撞的过程中，欧亚大草原上的印欧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族群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代文明初始的夏王朝，也与地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核心的羌族有关。

为何夏王朝要建立起一个超越宗教、族群，地域的政教体系？这是一个超大型文明体面对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必然反应。据史料记载，大禹选择了尊重所有地方信仰风俗的政策，《淮南子?原道训》中说：“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行静应之大道，抱法处势，无为而治，而不用一神教整合不同的地方性族群认同，使中国走向了迥异西方的文明路线，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中国没有青藏高原以南发达的个人启示性宗教，如印度教、佛教。也没有青藏高原以西上帝启示、追求拯救的——天启宗教。中华文明以世俗为中心，在人事中寻求大道智慧，安身立命，生生不息。

今天总有些人，表面上热爱中国及中国文化，却非要邯郸学步，仿效西方。要推孔子为教主，改儒学为儒教，甚至要以儒家思想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极其危险与荒谬的！

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肃清弱化国家的儒家士绅地主阶层，扫除了工业资本积累的制度障碍，一举扭转了中华文明的千年弱势；不同于西方依靠殖民和掠夺的工业化，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劳动和内生性积累，实现了“文明”的工业化，铸就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工业文明；中华民族因之得以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类仅存的古典文明再发新机，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宇宙大道——在精神文化上，他们主张大公无私，去私立公，为人民服务；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上，确立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多种经济形式协调发展，消费、积累、投资统筹安排。

东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两千年历史清晰证明：独尊儒术，只重儒家教化，中央集权国家必然消弱，乃至陷入分裂割据！民众必然陷入贫困，流离失所。因为孔门四科被割裂和蒙蔽，变异后的儒家文化既反对中央集权，又反对民众觉醒，最后堕落为彻头彻尾地维护士绅阶层眼前利益的文化。

大道出于治道，归于治道。道的本意即是治道——治国理政之道。道之大，在于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皆出于融治身、理国为一体的古道术。《汉书·艺文志》直接指出，道家之学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政教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凝练，“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百家都是依古代官职，按不同社会治理功能分类的。除了道家出于史官，还有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法家出于理官等等。诸子百家用于治国平天下是一致的。所以《汉书·艺文志》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通“旨”——笔者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如果将宇宙大道，中华政教比作一尊巨鼎，那么孔门四科是巨鼎之四足，诸子百家构成了孔门四科的具体内容。其与诸子百家的关系大体如下：

德行——理性知识只是力量，不是智慧。美德才是智慧的基础，德成智出，德行为百家所共修。特别是儒道二家，前者主教化立德，后者主政事行权，尤其需要大智慧。

政事——黄老（道家）、法家、兵家等等。

言语——名家、纵横家。

文学——儒家。

这些具体内容，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研习，方能有所受用。现代人对中国文化，多叶公好龙，不能修身、齐家，不敢治国、平天下，连名学、纵横术、法家、黄老都不知为何物。枯守四书五经之本本，不明四书五经之真义，以标榜四书五经为门面，却不通读精读四书五经，抓住其中片言只语，奉为启示性真理，不为小善，自吹自擂，拉帮结党，追名逐利，还美其名曰“行道”、“修道”、“成道”，岂不荒唐！

未来，当西方学术不再垄断中国人的头脑时，我们要像今天学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西方逻辑学、西方伦理学一样，在大学里讲习孔门四科——那样，中国人就会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华文化就会改变千年的发展路线，脱虚向实。那时，世人就会发现：宇宙大道，中华政教，真实不虚！

学习中国文化，不是反对西方科技，西方科技也是人类文明的物质文化结晶。想一想，没有伊斯兰、中国的哲学和科学积累，哪里会有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也需要文化的引领，若被垄断资本俘获，将是灾难性的。所谓“童子操刀，其伤实多”，这也是现代无孔不入的西方文明体系的大问题。

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累积数千年的文化精神，足可补救物质文明的缺陷。（《人文世界》杂志创刊词，1971年）只有将现代科学技术纳入东西方古典人文的轨道，对外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对内节制人欲（不是消灭人欲），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才能平衡发展，人类才能真正享受科学发展的成果——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努力的方向。

我们现在方方面面都遇到了困难：人才、宣传、资金……。但倘能活命，目前我们还不想听从诸友的劝告，放弃阐扬宇宙大道的志业——甚至不再提“宇宙大道”、“中华政教”这几个“令人胆寒”字。

人生当各尽其性，各求其志。有善货殖者做生意者，当做生意；有善博学审问者，当做学问；有善为治者，当去做官，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宋人诗人、隐士林逋云：“人生贵适志耳，志之所适，方为吾贵。”

金温铁路是南怀瑾先生发起推动、造福一方的大事功。1997年，金温铁路建成通车时，南师已近八旬，他曾做诗一首，表达老骥之志：

“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

先贤大志，谁人承之？多少崎岖路，尚待吾辈修！岂敢长揖别人间，妻梅子鹤随波流！

独立寒秋，冷暖自知。做此文，一并答长期关爱我们的诸君。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