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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神道VS人道——东西文化大分野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8-05-20

司马迁说自己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来说,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已经不够了,还要“明东西之分”!

东西方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答曰:文明基因二元观念上的本质不同。西方人的二元观念是截然对立的,而中国人的二元观念是阴阳学说,阴阳之间相生相克,互根互系。东西方文明范式因此而根本不同,影响了从信仰教化到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

东西方这一关键分野何时发生的呢?

著名考古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张光直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认为它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他称苏末人)创立的乌鲁克文化,具体表现是人与神的两分。张光直先生写道:“它(指苏美尔文明——笔者注)的宇宙观与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有非常大的分歧。它有一个与人截然分开的神界,这些神具有造物的力量,包括创造生命的力量。这种宇宙观和与国家分立的庙宇的产生是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庙宇都是土地占有者。在这种情况下,亲属制度被破坏,亲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取代。这样,从苏末文明到两河流域一系列新的文明现象,一直到后世的古典时代希腊罗马的文明所呈示的现象,与西方社会科学家所谈的文明起源的情况完全符合。苏末这个突破性的文明,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最主要源泉。”【1】

约瑟夫•坎贝尔是从文字记载的角度论证这一问题的。他将人与神、物质与精神分立的情况称为“神话的分裂”,这一“分裂”发生在公元前两千年。坎贝尔指出:“最早的可靠迹象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记载中。国王和他的神之间开始有了区别,他不再是像古埃及法老一样的神王,而仅仅是服务于神的普通人,被称作神的‘佃农’。他统治的城市是神在世间的财产,他自己只不过是主管或受命管理的普通人。而且,从那个时期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神创造人并把人作为奴隶的神话。人类已经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仆人,而神是绝对的主人。人类不再是神的化身,而是与神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存在,是尘世中、终有一死的自然存在。大地也只是黏土而已。物质和精神已经开始分离,我把这种情况叫作‘神话的分裂’,并且我发现这主要是黎凡特后期宗教信仰的特征,在这些宗教中,时至今日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2】

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上来说,西方建立在二元对立思想基础上的文明范式是人类文明的特殊形态,而非普遍形态——中华文明的发展更具历史的连续性和普遍性。张光直先生将中国文明发生发展方式称为“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认为它是连续性的;将西方式的文明产生进程称为“突破性的”。

西方文化的“突破性”除了体现在思想观念上,还体现在技术在文明发生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张光直先生写道:“我们从世界史前史的立场上,把转变方式分成两种。即把眼光扩展到欧洲、近东、非洲、中东、远东、大洋洲和美洲,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大空间的不同方式。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3】

谈到中国古代文明的上述连续性特征,张光直先生强调萨满式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他总结道:“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4】

中国学者李泽厚先生专门出版了一本题为《说巫史传统》小册子,论述中国文化对人类最深厚文明成果萨满(巫)文化的理性人本升华,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一个由“巫”到“礼”的过程。“这就是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5】

中国文化继承和升华了史前数万年的人类文明成果,在周代就摆脱了萨满文化的神话传统,通过由巫及礼的理性化重构,完成了人类文明的人本主义革命,创造了以人为本的“人道文化”。在此意义上,今天我们复兴中国文化,实际上激活了人类文明的主根——不是回到过去的萨满神话时代,重新“宗教化”,而是回归高度发展了的内圣外王的道统。

西方的发展呈断裂式,从文化上讲是在二元对立思维的基础上将人类古老的神话传统固化了。直到今天它仍然建基于《旧约》神话体系之上,尽管十五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高度世俗化和商品化了,宗教的神圣性不断流失,但并未实现“真正”的人本主义转化,整体上说仍然是以神为本的“神道文化”。

东西方分野发生在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前后,西方将萨满传统中的神话经典化和法典化了,而中国则将神话边缘化、脱魅化了,并升华为内圣外王之道——中国神话传统不发达,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中国先贤将萨满文化转化为人类道统,李泽厚先生认为关键是由巫及礼,那是夏商周三代千年演化的结果,到周公“制礼作乐”才基本完成,而“祭”体制的确立是这个转化的创造核心。“所谓‘制礼作乐’便是将虽有久远历史却未有定型规范的原始歌舞即巫术活动,通过以祭礼为中心,结合日常生活习俗,延蔓发展,最终造成了‘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即一整套秩序井然的非成文的法规准则,它由上而下,严密地笼罩了包罗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6】

笔者认为,中国先贤对萨满文化的理性升华,除了巫礼到礼法的转化,还包括世界观上从“神-气”向“道-气”观念的转化,以及从氏族社会向家国社会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个历史性过程,一直持续到当代。

萨满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最深厚的积淀,其丰富的成果有待现代人不断地提炼、升华。以萨满医学为例,由于内蒙古哲盟蒙医整骨医院党支部书记,蒙医骨伤专家包金山的努力,源自萨满医术的蒙医整骨学已经成为中国医学宝库的独立学科,受到海内外专家的关注。包金山是清代著名女萨满,有“神医”之称的娜仁•阿柏的曾孙——他的医术源自家学。

萨满文化基础是万物有灵观念,认为神无所不在,神通过气起作用。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郭淑云女士论述说:“在萨满教观念中,神、魂为气,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类,产生有益或危害作用,只有获得某种特质的萨满们能够辨识和利用这些气,避害逐利,为本氏族服务。如一些颇有造诣的老萨满即能够凭借、吸纳、施布充塞于宇宙之间的气,为氏族祛病除邪、占卜未来、祈福禳灾,庇护子嗣。总之,萨满能够通过气运、气化来实现代达庶望,传达神意的目的。沟通人神,祈神降神,是古代萨满以及其他原始宗教祭司的基本特征,萨满正是凭借气运来实现和体现这一特征的。”【7】

“阴阳不测之谓神”,在周以后中国哲学观念中,“神”不再强调个体意志色彩,转化成为说明阴阳变化的概念。我们的先贤更强调沟通天地的道和气——从中医到心法都是这样。

萨满文化的根基是氏族社会,它不适合超越地域的大规模复杂社会。富育光先生在论述满族早期萨满传统时说:“萨满教信仰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各氏族的萨满教以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形态来传承,各氏族之间尽管有影响、干扰,但未打破它的氏族独立性。在以游猎为生的时期,各族姓将祖先神偶、影像或神册神器等放入罐或由桦皮、木、柳、骨等材料制作的神匣内,随人迁徙,以便择时祭祀。”【8】

逐步进入大统一国家社会后,传统家和家族仍然十分重要,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家在方方面面都占有极其重的地位——内圣外王一以贯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般士人的人格理想。

对萨满文化的理性人本升华,使中国文化道气(器)合一,德法合一,政教合一,没有走入西式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将神性与人性、宗教与世俗、政治与教化两分,这成为中国持久和平国运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中国没有西式的“矛盾”概念,中华文化中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神权与王权,物质与精神、科学与宗教,乃至不同宗教之间的尖锐对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矛与盾不是截然对立的,是相济为用——进攻时更重矛,防守时更重盾。

在哲学意义上,《韩非子》中著名的矛盾故事只讲了一半,中国版真正的矛盾寓言是墨家《胡非子》中“弓箭之喻”(即“夏人争矢”),故事如下:

一个人拿着一支箭对别人说:“你看我的这支箭,没有一个良弓可以配得上它”。另有一个人说:“你看我这个弓,没有一支箭可以配得上它”。古代有一个善于射箭的人叫羿,羿对两个人说:“如果没有弓,箭怎么射出去呢?如果没有箭,怎么射中靶心呢?于是羿让两个人将弓和箭合在一起,教他们射艺。(《太平御览》卷三四七引《胡非子》原文:一人曰:“吾弓良,无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无所用弓。羿闻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

从中国逻辑的角度讲,西式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是错误的,中国先哲称之为“两末之议”。韩非子认为,在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中,如果我们只看到黑与白、好与坏等诸多对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将永远不能认识真理和真相,理论上常常是“积辩累辞,离理失术”(《韩非子•难势第四十》),现实中则是野蛮的冲突和战争。

在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圣贤以阴阳观念为基础,构造出了完整的文明体系——正是由于中国阴阳观念代表了宇宙的基本实相,中国知识体系才具有了超越时空、地域的“经”的特点,才因此更为普世,更为发达。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嘲笑阴阳观念是不科学的“玄学”。历史不容否认,那是过去数万年人类文明的主脉!

《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观念成就了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道统,构筑了高度复杂统一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这是人类文明的巅峰之一,它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值得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认真研习。

兹辑出包括彝族文献在内六种阐发阴阳之道的“太极图说”,希望学人对一阴一阳、大道之行有个粗浅的认识——这些阴阳学说主要是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学人当参之以事(象),如医家的医案、兵家的战例,纵横家的游说范例(《战国策》等等),并行之于实践,才能达到理事无碍的境界。


有志于内圣外王大道者——勉哉!

这六篇文章分别是:

彝族经典《土鲁窦吉•清浊气产生》

彝族经典《物始纪略•输必孜根由》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兵家经典《银雀山汉简•奇正》

纵横家经典《鬼谷子•捭阖第一》

儒家经典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


(节选自翟玉忠先生《人类文明的基因:人类二元观念与世界文化的分野》(图文版),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读者可以通过当当、京东等网站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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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第23页。

【2】约瑟夫•坎贝尔:《指引生命的神话:永续生存的力量》,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66-67页。

【3】同【1】,第17-18页。

【4】同【1】,第13页。

【5】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第13页。

【6】同【5】,第59-60页。

【7】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97页。

【8】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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