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材料证实，四五千年前，从尼罗河到两河流域，再到印度河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和贸易往来。在印度河谷哈拉巴和摩享佐·达罗遗址中，发现了苏美尔式印玺和其他各种人工制品，而埃及从文字到建筑明显受到了苏美尔文化的影响。史学家形象地将这一没有巨大山川阻隔，人类最早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交流网络称为“尼罗河-印度河走廊”。（图1-43）

图1-43    “尼罗河-印度河走廊”示意图；图片来源：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40页。

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约翰·R·麦克尼尔父子写道：“最早文明化的地带兴起于三条大河两岸可加以灌溉的地区，这三个地区分别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地区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地区、位于埃及的尼罗河地区和位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及其支流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期间，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河口的附近地带有十几个城市兴起，其时间要稍早于尼罗河和印度河文明，到五个世纪之后，后两个地区才出现相对复杂的社会。沿海航行再加上内陆穿越陆地的商队，使上述这三个地区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似乎应当把这些交往看作刚刚形成的一个相互交往网络的组成部分。我们就将其称之为‘尼罗河-印度河走廊’，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大都市网络。”【34】 

在尼罗河-印度河走廊，东西两端都存在灵蛇太极图，是在中间的两河流域发展了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这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文明变异。 

我们不太清楚二元观念在两河流域演变的具体过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四、五千年前，西方世界的主流观念——二元对立思想已在此地孕育发展。作为人类阴阳观念的极端化，二元对立思想将世界上的一切截然两分。从根本上说，西方政治、文化、宗教中的异端、排外、竞争观念皆导源于此。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它构成了现代人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和政治经济的基础。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写道：“两河流域的泥版文字，经过解读，颇多古代传说与文学数据引人注意者，一寓言方式的歌谣，其内容均是两种事物的对比或互讽，例如雨水与烈风、甜水与苦水、牧人与农夫等，凡此对话，呈现对立的二元，彼此互斥而不能相容。二元论的思维，在两河思想体系，例如在波斯发展的祆教及后来的摩尼教，都是善恶两分的思维模式，颇继承了古代两河神话中神魔相争的传统。”【35】

这种二元对立观念还直接影响了基督教教义，包括其中最为重要的救赎与复活主题。许先生接着写道：“二元思想，也呈现于严冬与春天、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等诸种更迭，严冬来袭，春神潜居黑暗的洞穴，人们必须经过努力，甚至牺牲，才能唤回春天，也唤回生命。这种仪式，就是后世基督教生命与复活观念的滥觞。救回春天与生命的英雄，例如古代传说中的马道克，原是神魔大战中的神将，在巴比伦时代演变为救世主的形象，功在救回春天与生命，以此受人膜拜。凡此救赎与复活的主题，不仅在后世基督教教义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许多启示性宗教的特色。”【36】

西方《旧约》宗教体系是建立在上帝造人以及人、神对立基础上的，是以神为本的神道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则体现为神权与王权的两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内圣外王的断裂会导致世俗权力对神圣权力的乱用，乃至践踏。 

利用宗教达到现实战略利益，常常以极其残酷的流血方式进行，因为异教徒会被置于“非人”的对立地位。谈到古希腊战争神话与基督教《旧约》战争神话的不同，约瑟夫•坎贝尔写道：“但是当我们从《伊利亚特》和雅典转到《旧约》和耶路撒冷时，他们神话中的上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和权力结构：不再是不同的神支持战争的各方，而是有一个独断的神明，他的仁慈永远只惠顾其中的一方。因此，被当成敌人的，不管他是谁，在这些著作中的描述与希腊的神话形成鲜明对比。《旧约》不把他们当作人类，用马丁·布伯的话说，不是‘你’，而是‘它’。”【37】——这是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表面上西方基督教与灵蛇太极图无关，事实上正是灵蛇隐喻构建了基督教文明的核心。 

在《旧约》中，蛇引诱夏娃吃禁果，开启了人类的“分别心”，使人离开生命乐园。（图1-44）同时，依靠信与爱回归乐园（天堂），成为人类永恒的奋斗目标——这与所有瑜伽道路（特别是“爱的瑜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图1-44    伊甸园中的蛇。在印欧文化中，蛇多邪恶的象征，斩蛇成为重要的主题，如圣乔治屠龙。这与古欧洲文化、萨满文化传统对蛇的崇拜截然不同。图片来源：Miranda Bruce-Mitfor和Philip Wilksinson：《符号与象征：图解世界的秘密》，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66页。

对梵文和古印度文化深有研究的徐达斯先生发现：《旧约》亚当、夏娃的故事与《巴维施亚奥义书》中亚当玛(Yadava)、夏玛娃缇(Sharmavati)的故事十分相似，二者肯定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关系，只不过在《巴维施亚奥义书》中，亚当玛、夏玛娃缇都是瑜伽士。（参阅附录一）——这说明，基督教与印度教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尼罗河-印度河走廊的东端印度，太极图是重要的灵性符号（yantra），其意义表示阴阳相生。印度表达阴阳相生观念的灵性符号有多种，其形象与男性生殖器像林迦和女性生殖器约尼关系很大。（图1-44）

图1-45   原图注：“上方：尖角向下的三角形是约尼或阴性能量的标志(最左侧)。接下来的三个图案象征着林迦或阳性原则：尖角向上的三角形、箭镞与火焰。下方：这些图案象征着作为最初的创造原则的阳性与阴性能量共同起作用。”图片来源：[德]施勒伯格，《印度诸神的世界：印度教图像学手册》，范晶晶译，中西书局，2016年3月，第23页。

图1-45中下面右起第二个图像与有两个旋的“喜旋”没有任何区别，在观修金刚瑜伽母内瑜伽时，通过红白菩提心露在中央脉道的上升和下降能够体验到“四喜”，可以将白色菩提心露观想成脉轮中央的白色小喜旋，红色菩提心露观想成红色小喜旋，二者沿脉道在心部合成为旋转的菩提心露，形状为粉色喜旋。最后喜旋的体积逐渐膨胀，直到融入空性。

在瑜伽理论中，昆达里尼（Kundalini，又译为军荼利、灵能、拙火等）是指未被开发、与生俱来的灵能，隐伏在脊椎底部盆骨里一块三角形骶骨腔内，卷曲成三圈半灵蛇状。印度瑜伽修行者认为：通过修炼瑜伽，将唤醒沉睡在体内的昆达里尼，使它通过中脉上升，穿越顶轮和头盖骨，最终达到梵我合一的智慧解脱境界。很早时候起昆达里尼能量就被直接描绘成如彝族输必孜那样的多层螺旋（图1-29中“图7”）（图1-46）     

图1-46   直接用灵蛇太极图表示的昆达里尼能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网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Kundalini。访问时间：2015年11月3日。 

看来，古代印度的瑜伽士似乎理解灵蛇与太极图的关系，它们将生命灵能比作太极图，也比作蛇。

印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神表法，道/神并重，重内而轻处，内圣修行有余而外王理国不足。历史上印度常常成为西北外族的侵略统治对象，不能不说与文化因素有关。笔者曾作《佛家法王观念与黄老道法思想》一文对此进行初步探讨（见附录四）。

自西方宗教改革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不同文明中修道进德的传统越来越微弱。现代大学教育的本质是理性知识教育，还没有进入智慧修行这一层次。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现代大学只是教授技能常识的“小学”，而不是成就圣贤智慧的大学。

如果将理性知识比作一台计算机的内存，那么智慧之学就如同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内存再大，不能随机应用，也是死知识，甚至成为身心的负担——在这样的时代，印度内修传统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造福人类。

印度文化对修行道路的分类让不同族群的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印度教（有些印度瑜伽士不认为他们的文化是西式宗教）将亲证智慧的道路分为四种： 

一是“知的瑜伽”，它适合于那些有更强反省倾向的人修习，通过知识与神合一。这种知识不是记问之学，而是一种直觉的悟性。

二是“爱的瑜伽”，它将隐藏在每个人心底的爱朝向神。对爱者来说，他要使神圣的祷告充满内心，使之充满神性。

三是“业的瑜伽”，即通过工作走向神。这适合于精力充沛的人，通过无私的行动走向神性。

四是“修的瑜伽”，它的目的是通过打坐冥想，引导探究者亲证“内在超越者”。

在印度教看来，这四种瑜伽形式是彼此相容的，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境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修行方式。印度教鼓励人们尝试所有四种方法，各取所需。

如果我们用印度教修道进德的分类方法看世界不同文明体系，就会发现从整体上说，中国的儒家更侧重于“知的瑜伽”和“业的瑜伽”，西方基督教更侧重于“爱的瑜伽”和“业的瑜伽”——“修的瑜伽”在宋代以后为宋明理学所重，二十世纪以来“修的瑜伽”已经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一些影响。

当初圣人立教，是根据不同民族的特点（根器）创立的，其主旨都是让人同归生生不息的天道——如灵蛇太极图所昭示的那样！

历史似乎有意同人类开玩笑。阴差阳错的是，欧洲尽管没有发展出建立在阴阳概念基础上的文明体系，却是目前所知外缘闭合的“阴阳鱼”太极图很早出现在地方——它来自公元四世纪（乃至更早）罗马士兵的盾徽。（图1-47） 

图1-47    各式灵蛇太极图出现在古罗马士兵的盾徽上。；图片来源：Otto Seeck,Notitia dignitatum. Accedunt notitia urbisConstantinopolitanae et laterculi provinciarum,Berlin，1876，P.148,P.149,P.57.

上图是罗马《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中的图片。《百官志》原书已佚，只有1551年的抄本流传至今，它是了解后期罗马帝国（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官制的重要历史资料——我们能看到多个部队的盾徽采用了太极图纹饰。

对于太极图为什么为士兵所用，出现在战场上，笔者曾大为困惑。在毕节拜访王继超先生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想到，王先生立刻说，彝族丧仪中排兵布阵也到处显示出太极图——汉地不也流传着诸葛亮太极八卦陈之类的传说吗？！

原来，彝族人死后要举行为死者报仇的仪式，报复对象是那些捉拿死者灵魂的鬼神。后来，笔者在《彝文典籍图录》中发现了相关记载：“彝家逢有丧事，主人家用草木纸布等搭建若塔亭状临时建筑，内停放亡者遗体或招有早逝者灵魂依附的灵魂草（代表和象征早逝者），以便于为之举行丧祭、悼念仪式。一般先由主人家行‘曲照’或称‘结照’仪式，仪式由称‘补吐’的人作前导指挥，布摩随其后，布摩之后一人执象征旗帜的‘那史’，‘那史’之后是四名或八名铃铛舞手，铃铛舞手着象征戎装的红色‘骑马裙’，头戴纸竹制的头盔，铃铛舞手之后为数十计或百计或千计持刀枪剑戟与牵牛猪羊三牲的称‘骂幺’（士兵）的人，在‘补吐’的指挥下，围着若塔亭状临时建筑及其四角转，布摩念经，铃铛舞手歌舞，‘骂幺’鸣枪放炮喊杀，象征演武布阵，或转作太极形，或转作鹰翅形等。主人家进行仪式后，奔丧的各姻亲家至少如法举行一遍相同的仪式。”【38】

罗马《百官志》中“阴阳鱼”太极图的出现比中国汉地早了七八百年，这可能与他们接触希腊文化有关，那里长时期内很好地保存了古欧洲文化的诸元素，包括灵蛇太极图的诸多艺术形式——这种艺术风格也影响了凯尔特人（Celtic）的装饰艺术。

英国凯尔特人曾用各类太极图纹饰装饰《圣经》的封面。图1-48是完成于约公元八世纪的《凯尔斯福音书》（livre de kells ）封面局部，设计极为细腻，其中能清楚看到典型的太极图纹饰，或两旋，或三旋。

图1-48  公元八世纪的《凯尔斯福音书》封面局部；图片来源：[法]克里斯蒂亚娜·埃吕埃尔，《凯尔特人的欧洲》，邵明、丁建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0页。

古埃及人也崇拜蛇，作为家庭的保护神，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蛇神。蛇还作为王权的象征，装饰法老的王冠和权杖。(图1-49)，据说眼镜蛇不仅能保护法老免受灾害，还能向法老的敌人喷射火焰。

图1-49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头顶有呈攻击状的眼镜蛇。年代：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叶；来源：樊文龙主编，《世界美术全集·工艺美术》，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4月，第41页。 

这种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的王冠还有另一种形式，称为红白冠。（图1-50）它用多层螺旋代表蛇，以前本是下埃及的红冠造型——这种作法同24000年前西伯利亚的马耳他先民用多层螺旋代表蛇没有任何不同。

   图1-50  古埃及的红白冠。图片来源：罗灵杰，《跨越三千年的因缘》，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8月，第185页。

非洲似乎只有这种原始的多层螺旋。2016年2月19日，笔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非洲雕刻艺术精品展”上看到不止多个多层螺旋纹饰。图1-51是马里班巴族双臂微张的女神雕塑，其腹部和前摆都有多层螺旋图案，那是太极图的最原始形态。

图1-51    马里班巴族双臂微张的女神。图片来源：2016年2月19日笔者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我们在古老的欧亚非旧大陆探寻灵蛇太极图的演变轨迹的时候，笔者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类文化的共生性、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世界主要文化中，灵蛇和灵蛇太极图都处于重要位置，但外在表现形式却千差万别，以至于长期以来无人知晓过去一万年来人类共同的重要文化因子——或许只有在这样一个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的研究才成为可能。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那是浩瀚的太平洋……

注（略） 

（节选自翟玉忠先生《人类文明的基因：人类二元观念与世界文化的分野》（图文版），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读者可以通过当当、京东等网站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