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名实已经混乱到了极点。

　　那些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西学竟然成了国学研究的主流，盘踞大学，招摇天下，误己害人。举例说吧：

　　中国文化中的修道传统被哲理化，以便装入西方思辨哲学的框子;

　　中国文化中高度发展的外王之学被污名化，否则西方的政治经济还哪有“现代(政治正确)性”;

　　中国文化中边缘的琴棋书画成了与非洲艺术并列的“国粹”，而内圣外王大道则被考证出是“内圣开不出外王”的谎话。

　　在二十一世纪“独尊儒术”的狂潮中，中国文化似乎一切都“儒家化”了，几乎所有研习中国文化的人都成了“新儒家”。西周王官学成了儒家的“经学”，开启百家的孔子成了免费儒家“形象代言人”。

　　面对诸多乱相，我们有必要为“经学”、“孔学”、“儒学”正名，让世人知晓中国文化何其博大精深，何其源远流长。

　　一、先有经书，还是先有儒家

　　经学的基础为六经(也称六艺)，其来源是西周王官之学。《乐经》后世无传，所以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

　　西周政府有保氏(即儒)一职，负责教授六艺。《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中有：“儒以道得民。”郑玄注云：“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换言之，儒即是诸侯的保氏之官。

　　但西周“儒”所教的六艺并非是六经，而是与六经相关的六种实用技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五经是孔子在周代王官学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并用以教授弟子。《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通“穆”——笔者注)，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通“鉴”——笔者注)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从文本的意义上说，孔子并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既述又作，述中有作，终成一代大宗师。

　　儒家产生于孔子之后，显然中国文化中是先有经，再有儒家。经学是诸子百家的源头，并不单独属于儒家。所以《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总序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在中国先贤的心目中，不仅儒家符合经学思想，诸子百家皆合乎六经。比如刘向在《列子书录》中说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1】在论《申子》时说法家刑名之学：“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2】

　　道家、法家、儒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皆六经之所出，王官之所守，只不过所重不同罢了。比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等等。儒家出于地官司徒保氏之官，以六经为教材，主教化，一些人就将六经说成儒家经典，岂不荒唐。

　　大学法学系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学生的必读书，就声称《宪法》属于大学，这是怎样地愚蠢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必须将经学从儒学中解放出来!

　　二、上承王官学，下开诸子学的一代宗师孔子

　　表面看来，将孔子说成儒家圣人，是对孔子的推重。实际上，这是对孔子的矮化，是在“捧杀”孔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之学，上承西周王官之学，下开诸子百家之学，是一代大宗师。孔子不仅是儒家的先驱，也是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至圣先师”，怎么能说孔子只是儒家圣人呢?

　　不错，孔子是最先以六经教授学生的儒者。《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中明确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但孔子绝非单纯是一位教师，他还是一位政治家，一位领兵打仗的将军，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它在外王上的所作所为，更像法家，而非后世的儒家。

　　比如孔子堕三都，赞扬子大叔用重刑，杀少正卯，种种“强公室、杜私门”的政治举措都是典型的法家作法。公元前500年，在夹谷之会上，他竟然将那些表演的侏儒都腰斩了，有时孔子恐怕杀人过甚!

　　另外，从孔子的求学交往经历也能看出它曾向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才能的人学习。最著名的是孔子几次问礼于老子(老聃)。在孔子的心中，老子不仅道行非凡，还是一位礼学大家。据《礼记·曾子问第七》记载，对于某些礼数，孔子常常引用老子的话。“老聃曰”似乎是孔子常说一句话。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在孔子师事、礼敬的人中，有从法家到道家各种思想倾向的人物。孔子与法家先驱人物子产的关系非同一般，《史记·郑世家第十二》载：“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文意：孔子曾经路过郑国，与子产亲如兄弟。听到子产死去，孔子悲哭道：“子产的仁爱，真是古代的遗风啊!”)

　　最后，从后世诸子的师承关系看，孔子亦绝非只是儒家的宗师。因为孔子的三传弟子中多道家、法家、墨家重要人物。比如著名法家李悝和吴起都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而墨家的禽滑釐(读作qín gǔ lí)和道家人物田子方同样是子夏的学生。《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上说：“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据说墨子本人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

　　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中，介绍最详细的是子贡的事迹，其行事，与纵横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孔子之学绝不仅仅是后世的儒家所能涵盖的。

　　今人何新先生曾著三大卷《何新论孔子》(包括《孔丘年谱长编》、、《圣者·孔子传》及《论孔学》)，他明确指出：“孔子不是先秦百家之一家、诸子之一子。孔子与老氏同为晚周战国诸子之大宗师……盖战国后出现墨、法、名、兵及术数、阴阳等百家学皆可溯源于孔氏之学，这是孔子所以伟大而地位高于先秦诸子，处圣者地位之根本原因。”【3】(何新：《论孔学》封底，同心出版社，2012年4月。)此论，是很有见地的。

　　综上所述，孔子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大成至圣先师。他为往圣继绝学，整理阐扬西周王官学;通于万方，开启诸子百家之学。

　　——必须将孔子从儒学中解放出来!

　　三、儒家本来面目：百家之一

　　公元前后，刘向、刘歆父子大规模整理国家图书时，将儒家列为诸子之首，六艺之后。六艺又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大类，前六种是六经，论语类与孝经类皆与孔子之学高度相关，而小学，文字训诂则是经学的基础。

　　这种排列大体符合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深深影响了后世目录学家。因为儒家以教授六经为业，所以《汉书·艺文志》称其“于道为最高”。上面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这是说儒家直接传承经学，地位重要，并不是说儒家垄断道统、学统。因为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和其他诸子一样同出于六经及孔学，这是基本常识。刘向《别录佚文》中明确说：“昔周之末，孔子既没，后世诸子，各著篇章，欲崇广道艺，成一家之说，旨趣不同，故分九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4】

　　《汉书·艺文志》序文开篇继承了上述说法，只不过更突出经学本身的分化。上面说：“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

　　中国文化自汉代起，长期尊五经而用百家。只有在宋以后，儒家才通过“退五经、贬诸子、进四书”，逐步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影响至于今日，儒家独尊的局面仍难以改变。

　　由于儒家主教化，不长于经世济民之术，导致宋以后实学不彰，国家文弱。这种“弱国文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除了上古司徒之官所主的教化，还有行政、法律、外交、军事、技术等等多方面，单纯儒家开不出完整的外王来。要百家互济，才能返本开新，建立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

　　若我们再不“折中”百家，一味抱残守缺，独尊儒术，在日新月异，全球大争的二十一世纪，将是灾难性的。

　　道统关天，国运关天，学者慎之!学者慎之!

　　注释：

　　【1】[清]姚振宗辑：《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54页。

　　【2】同【1】，第59页。

　　【3】何新：《论孔学》封底，同心出版社，2012年4月。

　　【4】同【1】，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