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某类知识分子界定为有很大社会影响，但却是不负责任的“观念制造者”，专指非科技类的“观念知识分子”（idea worker），这个特定人群制造观念，并用这些观念来指点江山，抨击时弊，由此获得声望和物质财富。

    上述表达对中国文科类知识精英刻画的可谓是入木三分，在中国，用“文人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能更能准确表达idea worker这个概念。“文人型”知识分子跟科技类知识分子和专家最大的区别在于，科技类知识分子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工作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需对失败付出代价，比如一个军队指挥官如果指挥失误，有可能会让他跟自己的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当“文人型”知识分子的观念和主张在实践中碰壁后，他们通常不会承认错误，而是喜欢用一大堆言辞来为自己辩护而怪罪其他人或其他条件，因为能言善辩、文过饰非本身就他们的职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型”知识分子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文人型”知识分子拒绝承担实践失败的责任仅仅局限于个人领域，那也还好，作为一种智力游戏，即使失败也对社会无大害。但问题在于，“文人型”知识分子始终有一种想影响公众舆论的强烈冲动，而他们恰恰又不具备所谈论话题的专业知识，这样常常给社会造成极大伤害。

    网络延伸了我们的视野和思想，自然也打开和延伸了产生这些文科知识精英的中国学术殿堂那一座座神秘大门背后的讲台。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高据讲台的那许多中国学术精英们（主要是社科类）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道德的高尚、思想的深邃和对真理的忠诚，却看见了这个群体中绝大部分人的浅薄、偏激、愚蠢甚至邪恶，看到了这个阶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报复性的疯狂和仇视。

    在目前这个物质世界丰富多彩但精神世界却浮躁纷乱的大环境中，在以大学和研究所为舞台的哪许多知识精英之间，弥漫着一种因为对权力的嫉妒和痛恨而引起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浓厚情绪，这种情绪占据了知识精英的大脑，使得他们无志于研究治学，无志于实践求索，无志于国家民族的未来，更没有为国为民的伟大使命感，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心态下面，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本行专业，致力于在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持续不断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对中国全社会、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运的破坏运动。

    实际上，不管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不管是东晋士子的佛玄归流，还是宋明的“心学”、“实学”，不管是清朝的考据训诂，还是“五四”时候的启蒙救亡，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设计者和守望者，但是近二十年来，目前的文科类知识精英，已经堕落成最为不学无术、最为道德堕落、最辜负民族期望、最没有学术贡献和最缺乏时代方向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自甘沦丧的“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心目中，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学术建树，更没有引领启蒙民众思考行动的号召力与执行力，普遍受到社会的怀疑、嘲笑、甚至否定。这种被整体蔑视的产生原因，既不是源于“反右”时期的思想钳制，也不是“文革”时期的刻意丑化，而是产生在社会地位尊崇、研究经费充裕、思想领域相对开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现在，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震惊和思索。

    中国文科类知识分子用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标签，来掩盖自己其实是社会制度破坏者的事实。他们顽固地站在所有社会管理行为的对立面，无论对错与否、不管青红皂白的反对心理，已经变成了知识精英们潜意识中一种如同排泄反射一般的本能。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额财富积累，知识精英阶层对权力的不满，已慢慢从为民请命的立场，转化为财富分配方式的诉求，知识精英不满于国家财富集中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手，希望用“民主”和“选举”来分得权力甚至是夺取权力，但是，这个阶层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幼稚的管理观点和偏激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官方的顺应和民众的广泛支持，精英阶层就把这一切归咎为制度下的奴性思想，于是，精英们坚定不渝地打起了持久战，不约而同地把意识形态强加到大学的讲台上去，灌输到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中去。这些精英们向中国所有有价值的领域，发起了一系列的破坏运动。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文化支撑了集权的存在，所以，传统文化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把美国塑造成一个连美国人自己都羞于接受的“上帝之城”。被他们祭在供桌上的西方文化，其实只是用来砸毁一切中国传统的暴力工具，只要是不符合西方价值尺度的观念与道德，都会被他们拿来进行阉割和切除。

    精英们认为被洗脑的愚民支撑了集权的统治，因此，这些愚民又被咒骂为“义和团”。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弱阶层，成为了他们攻击权力的“板砖”，但这些“板砖”扔完之后，他们又称之为“无法带入现代化”。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道德阻碍了“民主思想”的贯彻，所以，便以不负责任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反道德行为来摧毁传统道德，所以，“范跑跑”才会把自己违反人类公德的自私行为，吹嘘为最符合人性的反国家暴政的斗争。被学生砍死在课堂上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一边把女研究生抱在怀里，一边抨击亵渎法制的贪腐行为。至于那个叫李银河的具有强烈窥视欲的干瘪女人，更是把“性解放”歌颂成了一个翻天复地的伟大革命。

    因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阻挡了美国大兵的军靴，所以，精英们又推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企图用“人权”来撕开中国国家的大门，建立起一个欢迎“皇军进村”的“人权维持会”。

    精英们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支撑了中国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又为集权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于是，茅某某才会代表美国人民来抗议中国的土地保护政策，他认为中国应当到国际市场去购买粮食，可如果买不到粮食，那就说明中国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对于迟迟没有到来的中国社会动荡，茅某某心急如焚，已经是只管宣传目标，不顾逻辑通顺了。

    说穿了，目前中国的知识精英把“民主”推到神的位置上，实际上就是希望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来夺取政权，至于说“夺权”以后，怎么来解决中国现有的各种困难，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如果有人问及，他们就用一句“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来充当所有答案，实际上，对于中国的问题，这许多连自己的个人生活都搞得一塌糊涂的“低能儿”，他们根本没有实际能力来领导社会、指引人民。他们无视这个世界上国际斗争之间的弱肉强食，他们无视中国国内的具体国情，他们无视自己的奋斗目标将会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只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一旦目的没有达到，便陷入了一种“逢共必反”的偏执的思想怪圈之中。盲目的仇恨便蒙蔽了精英们的眼睛，使他们心中只装满了对权力的“恨”，却失去了对民众最基本的人文之“爱”，他们将迟迟没有等到“民主骚乱”的愤恨迁怒于全民族，以“民主”为凶器，巴不得将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切破坏殆尽。

    这些失去了大脑的“民主恐怖分子”，假如他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在改革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会说是民主还不够彻底；倘若搞到国家崩溃，他们又会说中国的庞大本身就基于专制的大一统传统，分裂成几个小国反而更好；而最后出现民族毁灭，他们更会冷酷地认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现代化。就因为中国实行不了知识精英们需要的的那种政治体制，所以，他们便对整个民族进行一种集体惩罚式的诅咒。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恐怖分子”！然而，在没有实现用“宪政”来夺取政权的目的之后，这些急功近利的精英们，又反过来投靠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争先恐后加入了各种以前他们口诛笔伐的腐败链条，但同时还念念不忘把各种理论光环呆在自己头上。所以，才会有人赤裸裸地宣称自己“为富人说话”、“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娼妓”。

    文科类知识精英阶层的种种恶行，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权威，使大众更难理解甚至反感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分权和制衡的真正意义，从这一点说，知识精英实际上起到了“反民主”的恶劣作用。所以，在这种社会心态下来实行拔苗助长式的“民主选举”，中国的结局不会好于韩国和泰国，甚至不会好过菲律宾，这种“民主”给中国人带来的命运，只会是一种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复仇和清算，绝不是什么“流奶和蜜”的仙境。

    知识精英们在推崇美国“科技文明”的时候，恰恰是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打破了他们在中国思想领域内的霸主地位，冲淡和稀释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颠覆了他们正用来误导我们的价值标准，这是精英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