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以往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介绍新发现的近50种1870年以前记载有关中国科举的西方文献, 指出到19 世纪中叶,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史料明确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 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科举制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是其被西方借鉴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
一、问题的由来
科举制是中国的特产, 但它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表现在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 韩国(朝鲜) 、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 对西方的影响则表现在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东亚诸国仿行科举于史有征,不成问题; 而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却是一个以往中国人了解较少的相当复杂的问题。20 世纪初, 清朝统治者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风雨飘摇, 实行了1300 年的科举制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了推广新学、兴办学堂, 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 年废止了科举制。随后, 八股科举被看做和鸦片、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 为人们所唾弃。因此, 一些谈及科举考试史的人往往避免使用“科举”这一名词, 而代之以“中国历史上的考试”的说法。在中国人多对科举加以批判的20 年代, 早年便出洋、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说出的话石破天惊:“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 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 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 中国的考试制度, 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① 正是在孙中山这一说法的启导下, 一些中国学者对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1943 年前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为激烈、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 两位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在美国重要学术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关于中国科举考试对英国和西方影响的论文, 使当时正与中国一道抗击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的世界人民知道中国曾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这一贡献。
这两篇论文其一是当时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的张沅长发表在1942 年4 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一文(以下简称张沅长文) ②, 其二是旅居美国的邓嗣禹发表在1943 年9 月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以下简称邓嗣禹文) ③。其中邓嗣禹文长达三万余字, 旁征博引, 论述详赅, 长期以来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 被收入多种文集, 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晓, 至今还经常被引用。其后, 还有几位外国学者在邓嗣禹文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了一些探讨, 如莱茨(Lach) 1965 年出版的《16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一书, 新发现了几条西方人对明末科举制度的记载, 并认为欧洲人曾从中国科举中学到了笔试形式④。顾立雅(Creel) 1970 年在《中国政术之起源》一书中, 声称自己在详细研究考试制度史之后, 发现中国确实是最早采用考试的国家, 并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曾在12 世纪影响过中东的医学考试, 进而影响欧洲的学位考试, 17 世纪以后又影响了德国、英国考试制度的建立⑤。但他对科举西传并未做系统全面的研究。其他一些涉及科举西传的外文论著多数只是一般介绍16 —19 世纪西方人所见到的中国科举, 中国学者近年来的有关论著基本上是在邓嗣禹文的资料范围内做一些介绍论述。笔者《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⑥ 一书的有关章节,虽曾利用过一些新资料, 但未遑做深入的探究。
由于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主要涉及19 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文献, 在中国基本上无处查阅, 西方藏有此方面资料的各大图书馆也多将之列为善本书而很难借阅, 加之邓嗣禹等人的研究成果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难度极大, 因此在张沅长和邓嗣禹文问世后半个多世纪, 中国学者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未取得大的进展。笔者在研究“科举学”的过程中, 借赴英国、日本访学研究机会, 专门对“科举西传”这一难题, 进行研究, 本文是研究的初步成果。
1953 年7 月, 邓嗣禹文以《中国考试制度的西传考》为名在台湾出版了中译单行本, 随后,中外关系史专家方豪在香港《民主评论》半月刊第4 卷第14 期发表了《西方考试制度果真受到中国影响吗?》一文, 对邓嗣禹文的论点提出质疑。1965 年, 英国学者蒙哥马利出版的《考试:它们在英格兰作为行政措施的演进》一书, 认为英国文官考试制度之由来可归因于牛津、剑桥等大学的考试制度, 完全不提中国科举制的影响①。中国大陆也有个别学者根本否认西方或英国的文官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影响②。
西方考试制度是否真正受到过科举制的影响? 这一说法能否确立? 1870 年前记载有关科举的文献是否仅有邓嗣禹文所列的70 余种? 孙中山关于英国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学过去的说法根据从何而来? 弄清楚这些问题, 不仅在“科举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且对全面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及为当代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运用新发现的资料, 力图在邓嗣禹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该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以得出更为明确的结论。
二、新的探索与发现
作为本问题的拓荒者之一, 邓嗣禹在论文中经过详细考证, 基本上理清了西方考试制度的发展脉络, 表明1702 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实行了书面考试, 1802 年才有学士学位考试。而正式的文官考试, 法国是1791 年开始实行, 大革命后渐趋松弛, 1840 年后又重新考虑建立文官制度,至1875 年法国文官系统基本形成。德国约于1800 年左右实行文官考试③。1806 年, 英国成立东印度学院, 1829 年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公开考试, 1855 年, 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 并在1870 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1883 年, 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并于1893 年使其进一步完备。对此, 本文不再详细追述。
为了证明中国科举制曾影响西方考试制度这一论点, 邓嗣禹文广泛查寻, 细大不捐, 力图将1870 年以前出版的记载中国科举制的西方文献搜罗殆尽。其文末附有“纪载中国考试制度之西方论著目录”, 收录了1570 —1870 年间的78 本(期) 多数是在伦敦出版的英文书刊。从此,海内外论及科举西传的学者都据此说1870 年前谈及中国科举的西方文献有70 余种之多。邓嗣禹文的确几乎已将常见的19 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西方书刊搜遍, 但是, 也并非此外再没有别的资料, 张沅长文所引资料中已有10 种是在邓文所列78 种文献之外的, 莱茨也找到一些16 世纪的珍贵资料。只要扩大范围认真求索, 还是能发现不少1870 年以前论及科举的西方文献。
经过艰难搜寻, 笔者目前已新发现了1870 年以前论及科举的西方论著近50 种, 其中多数也是用英文在伦敦出版的,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对科举考试的知晓和推崇程度。以下选取有代表性的史料分三个阶段加以介绍评述。
(一) 17 世纪的记载
17 世纪以前, 西方出版物并不太多, 关于中国的书籍也有限, 谈及科举的主要西文书籍邓嗣禹文已基本收录。但就是在其所列书目之外, 笔者还是找到了数种弥足珍贵的文献。
1669 年, 约翰·韦布(John Webb) 在伦敦出版的《中华帝国古语历史文集》一书, 论述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该书第133 —134 页谈到了科举使用笔试的情况, 说中国人通过考试获得的头衔“就像我们大学中的博士学位, 然而却需更勤奋和严格地用功, 而且确实竞争更为激烈”;“他们若不能十分准确地写出好的文字, 便得不到学位”, 那么只好等三年后的下次科举再试。书中还引述了其他学者谈到的中国用同样的科举考试来认可生员身份的情况①。
1671 年, 蒙塔努斯(Montanus) 编辑出版了荷兰作者《第二、第三次出使大清或中华帝国记》的英文版, 其中说到: “在中国社会中有几种荣誉学位, 每个人要通过写优美的文章才能获得这些学位; 一旦获得后, 他们在朝廷中便能升迁到很高的职位。”书中还提到各地主持或参与管理科举考试者皆是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士②。西班牙传教士门多卡(Meadoca) 的西班牙文著作《满清征服中国史》也于1671 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 此书第8 章谈到, 清朝征服中国后,并不禁止汉人学习汉人学术。顺治皇帝认为中国人十分敬重而且很醉心于学术, 于是在1647 年初有300 多位文士取得了博士学位, 600 多人得到了硕士学位, 此外还有大量的人得到了学士学位, 这说明并非只有欧洲才有众多的博士和学士③。
葡萄牙来华传教士安文思(Magalhaes) 的著作《中华帝国历史新编》于1689 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 书中谈到中国人获得科名非常荣耀, 三种科名含义相当于西方的博士、硕士、学士, 并说: “全国的硕士(中国人称之为举人, 即有学问的名人) 每三年一次集中在北京贡院,一起参加13 天的考试。一个月后, 在作文考试中显示出最富有创造性和独出心裁的366 人被赐予博士学位。皇帝在年轻的博士中挑选最年轻和机灵者进入一个叫做翰林院的机构..这些翰林在院中成长有年, 学习真切的统治艺术和优良举止的方法。”④
以上4 种书籍有关中国科举制的描述还较为简略, 而杰米里(Gemelli) 博士《环球航行记》一书记载得更为详尽。此书1696 年出版, 后又收入丘吉尔(Churchill) 1704 年在伦敦出版的《航海与旅行著作集》中。此书第4 部分描述了杰米里在中国看到的许多十分奇异的东西, 其中第8章详细描述了考进士点翰林的情况、各省学政去主持考秀才的情况、乡试的内容和时间。“在15个省市中, 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市可取中150 名硕士, 其他各省或多或少低于100 名不等。”“每场考试从黎明到夜晚, 在贡院中饭食是由公府提供的, 饭食非常清淡易消化, 以免考生的才思变迟钝。到晚上考生折好他们的作文试卷并交与指定收卷的人, 每个人都要签名。这些试卷由抄书手誊录另本并与原本校对之后, 分发到评卷官那里时, 已无法知道试卷的作者, 这样可以防止舞弊。”作者还对科举考试所用的《四书》、《五经》一一做了介绍, 并赞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多的大学? 中国肯定有10000 名以上的硕士,其中6 000 人或7 000 人每三年聚集于北京一次, 通过艰难的考试, 有365 人可获得博士学位。我相信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生数可与中国那样有如此多学士人数相比, 中国大约有90 000 名学士; 也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的文化知识这么普及, 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省份, 不论是富人或穷人、市民或农民都能读书或写字。简言之, 除了欧洲, 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中国出版了这么多的书籍。”① 杰米里博士对中国南方教育普及程度的估计可能过高了一些, 而他对科举考试的观察和记载却相当详细。其描述或许受到17 世纪初在欧洲广为流传的利玛窦和金尼阁有关中国科举的记载的影响, 但仍不失为一份了解清初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
(二) 18 世纪的记载
如果说17 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科举制的了解还不够系统的话, 那么到18 世纪, 随着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和外交使节来华, 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就更为全面了。17 世纪以前来华的西方人中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而18 世纪法国、英国人渐居上风, 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也更大, 以至许多英法学者崇尚中国文化, 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因此,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看, 在一定意义上,欧洲的18 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笔者也找到了一些记载科举的西文书籍。
意大利人铎罗(Tournon) 的《罗马与中国基督教状况实录》1710 年在英国出了英文版。该书第114 —117 页描述了中国的庙学制度, 说到有的学者认为所有获得科举学位者都到孔庙, 在那里考官与他们一道举行仪式, 授予学位。他们并非在那里学习后获得学士学位, 而是在此之前已得到学士学位, 只是集中到府学(孔庙) 中来授予学位。在中国所有城市中都有一座称为府学的学院, 学院有高大的建筑物。该书第210 页还谈到学者参加殿试获得学位后拜谒孔庙的情况②。1740 年, 一位佚名作者因阅读杜哈尔德(Du Halde) 有关中国的描写而撰写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非正式的学术演讲》的英文著作。在该书中, 作者说中国的所有头衔(科名) 都与学问有关, 与我们的学士、硕士、博士相当的三种学位不是授予而是通过严格的考试而获得。作者提到当时江西省有1 万名学士, 每三年仅有60 人获得举人。对秀才、举人、进士的选拔考试程序, 进士与官员更新比率等, 该书也做了一些描述和评论③。1774 年, 在伦敦出版的丘吉尔所编《航海旅行集》中收有多明哥(Domigo) 《关于中华帝国的记述》, 其中也说到中国的三种学位如同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 这种学位非常古老, 一个人如果获得学士, 就不再隶属于行政官员而从属于大学, 这有如西方的情况。但他在岁试之外, 每三年还得参加一次考试, 这促使学生终身要钻研读书④。
托马斯(Thomas) 于1747 年在伦敦出版的《新航海旅行集》, 其中第4 卷所收的第一部书为《中国描述》, 该书是在综合整理以往许多论述中国的著作的基础上而撰成的, 其第3 章第1 节专门谈论介绍中国的绅士和官员。对中国没有世袭贵族, 科举考试的层次和种类, 贡院的布局和规制, 童生试, 秀才、举人、进士考试及其衣冠、朝考、贡生等均有详细而相当准确的描述,甚至还谈到立进士坊、受生员礼、糊名考试、防止舞弊等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说: 所有称为文人绅士的人都是学者或学生, 所有官员均为绅士, 但并非所有绅士都是官员⑤。该书对科举制某些方面的描述虽非最详细, 但却相当全面而简洁地概括出了科举制的主要程序。当时欧洲读者只要读此一节描述, 便可把握以往所有西方人士描述的科举制的基本概貌。弗朗西斯(Fransois) 的法文著作《中国史》1763 年被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该书对中国人接受私塾教育后如何通过三级考试获得秀才、举人、进士学位也有描述。由于西方学者均将科名等同于西方学位, 因此该书也分别描述了获得不同科名后穿戴颜色、款式不同的学位衣冠,并说进士放榜后每个进士的家乡都欢欣鼓舞, 为进士举行庆祝活动①。与此类似, 汤姆(Tome)1781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著作《书信集———关于中国的记忆》也对中国科举的三级考试及授予的相关学位做了不少描述②。
另一种译自法文的著作《哲学演讲集》于1795 年在伦敦出版, 该书作者科尼利厄斯(Cornelius) 指出, 西方作者中的一些人赞美说中国人在担任官职之前要参加奇妙的考试, 其实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字非常难掌握, 因此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并通过考试来鉴别③。
1793 年, 英国君王首次正式派遣大使到中国觐见乾隆皇帝, 这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英国使节回伦敦之后不久, 大使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 和随从参赞斯当东(Stauton)都分别出版了使华札记, 邓嗣禹文对此已做过介绍。但斯当东《由英使华纪实》一书看来于1797 年在伦敦出版了不止一个版本, 与邓嗣禹所见的版本于第2 卷第123 页对科举的描述和赞扬略有不同, 笔者看到的斯当东《大英使节谒见中国皇帝纪实》一书是在第12 章第413 —415 页称赞中国的科举制度与政府。在记载他们于1793 年使华途中曾因没有公共旅馆而下榻于贡院时,斯当东写到:“这些考试总是公开的……没有人被排除在外, 它对各阶层的人开放。民众因而确信职权是通过功绩而获得, 这促使人们尊敬和服从当局, 除非是在声名狼藉的情况下, 身份和学问才无法永远提供保障。采用这样一种制度的政府对社会具有许多益处。”④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等人在出使中国之前已广泛搜罗和认真阅读了有关中国的许多书籍, 他们的使华札记出版后影响很大, 使英、法等欧洲国家对中国及科举制度有了更广泛和真切的了解。
在英国公使访华的次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派出使节出访中国。在《1794 年至1795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访问中国朝廷的真实记录》一书中, 作者布朗(Buraum) 描述了中国的科举制,该书卷首注释中还写到: “中国人对他们参加的考试给予最高的重视, 因为及第者注定可以在政府中获得不同的职位, 甚至获得最高的声誉。在爱迪芬特(Edifiantes) 的信件中, 可以发现有关这些考试及其相关的礼节的非常令人好奇的细节。”⑤
在18 世纪, 钦羡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科举制赞美有加。他们或从遥远的异地观察, 或来中国后将其与本国的政体做对比, 往往只看到科举考试的优点和新奇之处, 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并无切身感受, 加上有些人为了促使本国政府仿行, 因而往往过高地赞美科举制。
(三) 19 世纪的记载
与18 世纪推崇中国文明的时代背景不同, 随着西方特别是英国与中国商业利益的矛盾加剧和不同系统文明的冲突, 19 世纪许多西方人士不再钦佩古老的中国文明。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 声望一落千丈, 曾被英法等国打败的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往往是男子留长辫、女子缠小脚、众人嗜鸦片, 一切都落后原始———但惟独科举制例外。
在19 世纪, 科举制还像17 、18 世纪一样被一些西方人赞不绝口, 而且欧美国家还纷纷仿效, 借鉴科举建立了近代文官考试制度。从19 世纪西方有关科举制的描述来看, 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笔者新发现的1870 年以前记述科举的19 世纪英文书刊已有34 种(条) 之多, 以下列举主要的15 种(条) 。
1810 年,《爱丁堡评论》杂志刊载介绍评论中国《大清律例》的文章, 其中说到: “在经过行政官员的主考主持的考试之后, 文科学位必定会授予那些将要走上公共官职的人, 但那里看来没有与我们的大学相似的机构”, 并提到斯当东所说乾隆皇帝特赐科名给满人之事①。1816
年, 汤姆斯(Thoms) 编辑出版了一部《英译汉语对话与句子》, 其中有大量例句是关于科举的,如对话三列举一位官员对其仆人说: “官儿, 你到门上伺候, 倘有各衙门拜贺, 说我老爷连日科场辛苦, 懒于接见, 止留贴, 容日答拜。”随后有一位叫皇甫吟的新进士求见被拒。对话九也有“科场在即, 尊驾满腹经纶, 今年一定恭喜”的例句。对话十八、十九、二十一中列举的都是秀才、监生或举人拜访人时常用的句子②。由于当时科举在中国社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影响广泛, 因此一般的汉英词典和教学用书多会举一些与科举相关的例句。
在《1820 年至1821 年俄罗斯使团经蒙古到中国并在北京居住游记》一书中, 作者乔治(George) 一一介绍了北京城的主要建筑, 其中第81 号建筑为坐落在京城东边靠近运河旁的翰林院, 或称“中国文史院”。他指出翰林院中尽是出色的学者, 中国的所有文士和学校都依赖于这一机构, 因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从其中选任。第87 号建筑是靠近北京东城墙的贡院, 它是一个巨大的建筑, 要担任公职的候选者都在其中参加笔试。它包含非常多的单间或号舍, 以及给主考官员住的很好的套间。“他们还对考生实行监督, 以维持良好的秩序, 阻止无才学者从相邻的更有学问的考生那获得帮助; 在防止考生带入书籍和他人所作范文方面也同样严格。各省会也有类似的为科举考试而修筑的建筑, 皇帝经常派遣翰林去主持乡试, 这些翰林拥有很大的权威,等同于最高职位的官员。”③
到19 世纪30 年代以后直至40 年代, 西方尤其是英国出版物中介绍或谈及科举的资料更为频繁地出现在书籍和杂志中, 本文无法一一列举, 仅择要介绍一下。1834 年, 查尔斯(CharlsGuttlaff) 在《1831、1832 和1833 年沿中国海岸的航海日记》中说: 按照费希尔(Fisher) 先生在《君子杂志》所引用1669 年倪霍夫(Nieuhoff) 等人的说法, “中国显然在许多世纪中要比欧洲国家更先进———教育更为普及, 在某些方面, 中国的教育实施状况比1669 年所写的记述还更好,也比当今任何其他国家更好。”“政府不仅通过赐予官职, 而且通过授予科名来鼓励教育, 而科名是荣誉的象征。学政在各省巡行, 调查教育状况并考试科举生员。此外, 还有每三年一次的考试可以授予最高的科名”①。
1840 年前后在伦敦出版的里奇(Ritchie) 所著《东方的不列颠世界》一书第2 卷在谈到中国政府时说: 吏部最令人感兴趣和独特的职能是主管教育或文士的任用。“每三年一次的考试, 既然应举者来自各阶层的人, 因而在中国引起巨大的激动; 举行乡试的省城被从全省各地来的人群所挤满; 当发榜以后, 金榜题名者受到普遍的欢呼, 中举者的家庭将喜报贴在家中并向公众宣传他们的好运, 在即使是最低贱的农民的小屋中, 题名录也被研读。获取较低学位的考试持续3 天, 而获取较高学位的考试持续9 天。”作者还指出, 令人遗憾的是, 和其他国家一样, 在中国实践与理论也相脱节, 贿赂和腐败行为往往比文才对获取官职更为有效, 他还举出捐官做法以及许多进士和举人多年待官的情况②。
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担任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的基德( Kidd) 对中国文化颇为了解, 1841年, 他根据一些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原始记载资料和中国文献, 编写出版了《中国》一书。该书第7 部分专门谈及中国的教育与文学等, 其中包括科举考试。他指出, 中国的地方官学即秀才们所就读的儒学管理不善, 除了岁考和科考时以外, 生员几乎不到学校。为获得学位、选才授职的科举考试制度创建于唐代, 其原则直到当今很少变更。他还对科举考试不鼓励创发己见、忽视科学实用知识等弊端做了分析, 并介绍了乡试、会试的情况。尤为难得的是他还仔细描述了八股文的内容和结构, 并举例说明③。与里奇相同, 基德对科举制的介绍不再停留于一般探奇描述, 而且还看到了科举制的局限。
从1832 年起至1851 年止每月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库》( Chinese Repository) 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科举的文章和消息, 邓嗣禹文所附的78 条目录中有8 条是出自该杂志, 其中有重要的长篇大论, 也有的条目仅是个别地方涉及科举。其实, 在邓文所录8 条之外, 还能在《中国文库》中找到内容多少不一的18 条涉及科举的资料, 其中有许多是关于1835 年至1851 年间广东各科乡试的简短消息报道, 包含录取的举人数额和参加乡试的人数, 还有一些是关于武举、广州府岁科考试、对考试作弊者的处罚、贡院旁发生火灾等消息的报道, 科举考试消息已成为该杂志经常性的很少遗漏的报道内容。也有一些资料是较详细地记载科举情况的, 如《中国文库》第7 卷第2 号(1838 年6 月号) 第112 页记载了该年会试钦定四书义之题目; 第20 卷第7 号(1851 年7 月) 第390 —391 页记载了全国各直省武举秀才和举人定额, 第508 —509 页记载广东乡试三场考试题目和广东省各府州举人分布数额, 以及赌榜和跑报习俗; 第18 卷第11 号(1849年11 月) 第609 —611 页记载了全国各省举人定额和广东各府州举人分布数额; 第15 卷第4 号(1846 年4 月) 第213 —215 页则记载了福州科名盛况及占全省秀才、举人、进士数的比例, 等等。总之, 从《中国文库》所载资料来看, 科举是当时在华西方人经常关注且相当了解的事情。1850 年至1870 年间, 也可以在邓嗣禹文所列70 余种英文资料以外找到不少记载中国科举的书刊。张沅长《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一文中已引用了多种邓文之外的重要资料, 如1864 年12 月17 日出版的英文周刊《一年到头》( All the Year Round) 刊载的《中国竞争考试》一文, 便对科举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深刻的分析。笔者又新发现了一些资料, 以下略举数例。《美国东方学会学报》1851 年第2 卷发表了布朗(Bram) 《中国文化: 或评中国的独特性的成因》一文, 其中有对科举各级考试的介绍, 甚至还谈到赴京会试举人可以得到官方支给的川资。作者在谈到武举、宗室科举、翻译科举之后指出: “这样, 政府看来将竞争与考试制度运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①
1853 年, 莫礼森(Morison) 在《中国: 过去与现在》一书中, 谈到在欧洲人知道中国之前许多世纪, 中国人已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 当全世界还处于野蛮状态时, 中国的文明已经存在和持续了很长时期。作者认为, 在中国所有制度中, 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为政府提供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官员的巨大的国立学院。“那些被证明具有占据政府官职的求取入仕者必须经过考试过程, 这使著名的德国大学考试显得黯然失色。因此, 这一制度应该得到更多的特别注意。”作者接着介绍了各级科举的办法以及状元鼎甲发榜的荣耀场面②。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1866 年12 月出版的新3 号刊载了克尔( Keer) 的《广东贡院》一文, 该文对全国各省划一的贡院的布局、规制、各部分建筑的功能等等做了详细的描述,并且认为这种专门而朴素的科举建筑完美地适用于科举考试。“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 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 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 对处于半文明状态、崇拜偶像、民族尚文的独特的中国而言, 科举是最好的事物。”③ 作为西方人, 作者从欧洲的角度将中国人视为半开化民族带有其偏见, 但他对贡院这种科举制度的具体象征好奇有加, 对科举考试的独特性印象深刻, 并得出了科举是十分适合中国古代国情的一种制度的结论。
《中国记录与传教士杂志》1869 年3 月出版的第1 卷第11 号, 发表了长期在福州传教的夏查理(Hartwell) 的《基督教徒与科举考试》一文, 该文针对当时“是否应鼓励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获得科名的科举考试竞争”这一当时摆在西方传教士面前的棘手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曾在1869 年2 月福州传教士大会上宣读的论文认为, 这是一个对当时在华传教士而言非常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中国, 当一个文士考虑要接受基督教时, 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问题:“假使我成为基督教徒, 我还能参加科举以获得科名吗?”作者在详细介绍中国的科举考试程序尤其是乡会试前后皆历时9 天的情况之后, 认为参加科举不仅从时间上会与做礼拜相冲突, 而且还会成为信仰基督教真义的障碍, 因此在当时阶段, 不赞成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科举考试④。不过, 在华传教士又深知中国的精英人士皆参加科举, 要影响中国就不能不影响这些精英人士,因此, 后来许多省份的传教士都采取在乡试出场时向应举者分发《圣经》等读物, 以期在此关键场域对全省儒士产生广泛有效的影响。
以上列举的新史料只是笔者发现的主要部分, 限于篇幅, 无法一一介绍。总之, 16 世纪至19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记载有关中国科举考试的文献不是邓嗣禹文所列的70 余种, 而是至少在120 种以上。通过这些书刊的介绍, 中国科举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选才方法已为西方知识阶层所熟知, 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三、确认受中国影响的说法
由于各种有关中国的书刊的介绍和描述, 以及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好奇, 在18 世纪下半叶至19 世纪上半叶, 科举考试制度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已为知识界所熟知。曾经担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和领事的密迪乐(Meadows) 在1847 年于伦敦出版的《中国札记》一书中说: 中国奉行由贤能之士组成政府的原则, “对于以此原则为基础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存在, 每一位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了如指掌”①。密迪乐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16 世纪至19 世纪中叶, 欧洲人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好奇, 对这一处于另一文明系统的东方古国的一切皆感到新鲜, 特别是在18世纪欧洲曾出现过“中国热”或“中国文化热”, 而当时有关中国的书刊中又常有描述科举考试的章节, 因此, 一般欧洲知识分子多知道中国的科举制。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国家后来出现的考试制度多少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欧洲国家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曾受到大学中竞争性考试的启示, 但英国的大学笔试至18 世纪才开始, 而在当时中国采用竞争性的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已广为人知的情况下, 牛津、剑桥等大学19 世纪初建立的学位考试制度至少间接受到过中国科举制的影响②。
以往邓嗣禹等人的研究虽举出了大量资料说明英、法、美等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曾受中国科举的影响, 但因为没有举出直接证明的资料, 因而一些人认为此说尚不能确立。笔者认为,由于东西方文化和国情之间的差异, 18、19 世纪的欧美国家不可能像10 、11 世纪的高丽、越南等东亚国家那样照搬中国的科举制, 朝鲜科举有进士和状元, 越南科举连贡院和八股文也学过去, 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对西方国家, 关键是看其是否吸取了考试选才的本质精神———公开竞争、平等择优, 至于考试的内容和具体方法不可能一样, 因此, 在已证明西方考试制度是将科举考试的平等原则借鉴过去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找出英美等国实行文官考试之后的明确的定性说法, 科举西传说便可以确立。
英国于1855 年实行文官考试制度, 美国于1883 年开始仿行之后, 有一些资料明确指出科举制曾对欧美国家产生过影响。1884 年3 —4 月出版的《中国记录与传教士杂志》第15 卷第1 号,刊载了一篇评论卫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 《中央王国》一书第18 章《中国制度恒久的原因》的书评。该文在对《礼记》所载先秦考试办法, 以及密迪乐《关于中国政府与人民之散记》一书中称赞科举制的观点做了介绍之后, 特别指出: “这一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① 这是在英国于1855 年试行并于1870 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 以及美国于1883 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最为肯定科举制曾影响西方国家并直接主张美国仿行的是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 A.P. Martin) 博士。丁韪良是中国通, 从1865 年起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 1869 年起任总教习(校长) 达31 年之久, 并在1901 年前后一度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有十分深入的了解, 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同时也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 在当时中国广为流传。1883 年, 清朝政总理衙门刊印了丁韪良的中文著作《西学考略》,该书谈及科举考试制度时说: “西国莫不慕之, 近代渐设考试以取人才, 而为学优则仕之举。今英、法、美均已见端, 将来必至推广。”② 他当时的预言后来成为现实。
1896 年出版的丁韪良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 在谈到科举时说: “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 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 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 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 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 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③ 作为对清朝政府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 丁韪良曾多次向清朝有关大臣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内容, 引进一些西方近代新学, 比如增加算学科的考试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知识④。在这里, 丁韪良一方面再次提到科举需以西学加以嫁接改良的观点, 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英、法、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系借鉴中国科举而来。不过, 美国文官考试的建立与英国类似, 一开始也遇到不少反对。张沅长与邓嗣禹文都已提及,在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的辩论中, 竞争考试的观念均与中国相关联。一些人提倡实行政党分肥制而反对以考试决定候选人是否称职, 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方法是中国式的、外国式的, 甚至说是“非美国式的”, 这种考试在理论上也许正确, 但在实践中行不通, 而且中国的官吏贪污腐败、卖官鬻爵。然而, 反驳者认为, 不能因为中国没有实现其理想就完全抛弃这种办法。丁韪良在同书中还带着揶揄的口吻说: “柯宗(Curzon) 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对中国表示感恩: ‘一个缓慢地皈依中国理念的制度预兆着我们自己的国家正开始遭受损害。’”但丁韪良提出反驳: “英国肯定既没有因在其东印度公司, 也没有因在它极好的驻中国领事人员中采用竞争考试而遭受损失, 它们都从‘竞争者’中得到补充。假如英国有遭受损失的话, 那也不是因为该制度的原因而是由于其判断不当的运用。美国仍然更迟采用竞争考试, 现在已使人确信它只是提供政党分肥制下腐败现象的矫正方法。虽然我不能料想我们的军事指挥官或我们的内阁部长也将以此方法选择出来的时代会很快到来, 但它的扩展至更广范围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考试是专业化的,而中国考试的弱点是缺乏专门的适应性。尽管具有其缺陷, 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 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① 丁韪良在此极力为美国推行文官考试制度辩护, 从中也可看出其关于英美文官考试制度是效法中国科举而来的含义。
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任内曾多次返回美国, 1868 年10 月还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上做专题论文报告, 介绍和赞扬中国的科举考试。作为力主美国政府仿行考试选官的在华美国人,他相当关注美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由他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曾受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是很有说服力的。到20 世纪的开端, 美国文官考试制度已有相当大的发展。1901 年, 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又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了《中国的学问, 或中国知识界》一书, 在该书中, 他又对科举考试制度做了不少述评, 并说: “它不可能适宜我们自己共和国制度中某些类似的特性以被移植吗? 它更适应于我们自由政府的精神, 在这个国家中可以比在中国结出更好的果实。在英属印度它运转得极好, 在英国本土亦然, 其外交和领事人员的选任已经置于竞争基础之上。假如我们希望我们对外国的影响与我们本国的强大与繁荣相称, 我们自己的外交人员也必须采用考试选拔办法。”丁韪良还提到来自罗德岛的詹克(Jenck) 在美国众议院最早提出建立文官考选制度法案可视为美国文官考试的肇端, 并一再陈述采用竞争考试的理由。他同时指出: “自从文官改革以来, 它在公众头脑中的印象是如此牢固, 以至于没有哪个政党敢于拒绝这一制度。虽然它运用的规模还相当有限, 但在1896 年其运用范围已大为扩展。有理由可以预期竞争考试最终会像在中国已经历的那样成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由此可见, 丁韪良十分清楚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系模仿中国科举制度而来。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包括丁韪良在内的一些人士不断明确指出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系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情况下, 当时欧美国家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或声称文官考试制度是其自身发明创立的, 说明一般皆认可这一事实。如果这一说法站不住脚, 当时必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因此, 笔者认为,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
科举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年) 设立③ 以后,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 到19 世纪中叶在中国本土已逐渐走向穷途末路, 但却正在此时被西方国家所借鉴而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为什么科举制会受到西方人的推崇进而效仿呢?
原因在于, 18 世纪以前, 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 或实行个人赡徇制, 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任用私人, 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 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 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 政权向平民开放, 标榜公开取士, 惟才是举。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 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 但其标榜和体现的“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精神却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在西方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时期, 科举制体现出的“机会均等”原则曾使许多人大为惊叹, 使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一代哲人心悦诚服, 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奎奈还曾直接主张欧洲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确实, 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 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 同时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 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 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
1878 年, 美国外交官卫廉士(卫三畏) 认为, 当时中国甚至连电话都有了, 但除了精细复杂的科举制之外, 什么都不完美①。当然, 19 世纪以前西方人从遥远的异地观察, 往往更多地只是看到科举考试的优点, 而来华的西方人士从外部观察, 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并无切身感受, 加上为了促使本国政府仿行, 因此虽也看出中国官员实际选用中的一些弊病, 但还是侧重于赞美科举制。尤其是他们抓住了科举考试具有公平竞争的长处这一本质特征, 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到19 世纪四五十年代, 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 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基本上经历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化的转型。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在官员选用方面也日益要求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可以说, 19 世纪中叶以后, 英、法、美等国已出现了建立平等择优的文官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而中国的科举制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1888 年9 月, 英国著名的权威刊物《威斯敏斯特评论》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 新的起点》的文章开头指出: “如果说中国政体中还有什么特别之处会受到欧洲人无条件的赞美的话, 那么便是科举制。”② 当时中国在各方面多已落后于西方, 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 中国人不得不学习西文、西艺、西政, 科举制是屈指可数的反被西方人学习的中国特产之一。当然, 英美等国借鉴科举并非生搬硬套, 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西方的文官考试吸取了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即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 而舍弃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古代经典内容。笔者曾在伦敦翻阅1855 年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初建时的试题, 考试的内容均为数学、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与各种文官职位密切相关的学科学问, 避免了中国清代八股科举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弊端。东方古老的科举制移植到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后, 各国结合本国的国情, 化腐朽为神奇,为各国的政治制度开创了新局面。
四、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19 世纪下半叶及20 世纪初, 在一些对此问题较为了解的西方人士的印象中, 欧美各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曾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导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异议的。当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亦然。如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八股科举深恶痛绝, 将国贫民弱、割地赔款都归罪于八股取士的康有为, 也说过中国历代科举“虽立法各殊科, 要较之万国, 比之欧土, 皆用贵族, 尤为非才,则选秀于郊, 吾为美矣, 任官先试, 我莫先焉, 美国行之, 实师于我。”③ 康有为当时还未出过国, 就知道美国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学习中国科举而来, 可见此一说法为当时中国部分上层知识精英所知晓, 其中很可能有丁韪良宣传的因素。另一位在公车上书时为变通科举摇旗呐喊、戊戌变法时为变革科举冲锋陷阵的梁启超, 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 耳闻目睹欧美、日本等国借鉴科举实行文官考试之效用, 而1905 年科举制却在中国本土因积重难返被彻底废止, 痛定思痛,发出了如此惊世言论: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 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 不胜其弊, 及一八九三年, 始改用此种试验, 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 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 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 自此法行, 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 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 我乃惩末流之弊, 因噎以废食, 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 复科举便!”① 此时科举刚停罢5 年, 梁启超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而毅然提出恢复科举的动议, 是其反思考试制度在中外不同国家中因革兴替的命运的结果, 从中也可见梁启超是深知科举曾影响世界列强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孙中山关于欧美各国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学过去的著名论断, 只是康、梁科举西传说的延续和发展。
科举西传说也为现代西方汉学界和行政学界所肯定,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里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重要性超过物质领域的四大发明。本文第一节所介绍邓嗣禹之后莱茨等西方学者的后续研究都赞同科举西传说。而美国学者柯睿格(Kracke) 1947 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更是指出: “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 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② 1953 年, 他在《北宋前期文官》一书中, 在对比科举与欧洲早期文官制度之后, 对科举影响欧洲文官制度的史实也表示肯定, 并认为邓嗣禹和张沅长两位学者的论文清楚地显示出, 19 世纪通过印度的文官制度,英国的文官制度曾受到中国范例的直接影响③。1964 年, 顾立雅也发表过这种看法: 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远不止造纸和火药的发明, 现代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 而中国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④。早在19 世纪, 当一些人主张英美仿行文官考试制度时, 就曾多次将其与火药、印刷术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行类比, 顾立雅的看法可以说与19 世纪的一些西方人一脉相承。此说也得到一些当代外国学者的赞同, 如日本学者福井重雅便一再引用附和顾立雅的观点⑤。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 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则说: “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⑥《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的编者崔瑞德(Twichett) 也认为: 唐代的科举制度经过以后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 “许多世纪以后, 这一制度为我们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⑦ 确实, 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 在一定意义上, 科举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①。
科举废止后相当长时间里, 在国人印象中, 科举是一种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 更多的是作为批判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关科举的评价则知之甚少。80 年代以后,欧风美雨再度东来, 当人们知道西方汉学界和行政学界对科举制的赞美和评价时, 感到相当惊异和新鲜。而当我们准备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竟然还是从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的。1983 年, 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总署署长区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曾说: “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 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 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②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事物是“失之华夏, 得之四夷”, 在本土未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传到外域后却生长为生气勃勃的东西。科举制在清末未能顺利地转型为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而是走到尽头, 有其历史必然性, 但其考试选才的“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精神却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接力传承,现今中国反而要向其学习, 这是值得研究与深思的。
综合全文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比以往研究更为明确的结论: 1570 年至1870 年间主要用英文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远不止邓嗣禹文所列的70 余种, 在此之外至少还可以找到近50 种相关文献, 总数当在120 种以上。由于这些书刊广为流传, 在19 世纪中叶时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 史料明确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 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科举考试“公开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在孙中山做出英美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学过去的论断之前,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曾有过类似说法, 这可能与丁韪良主张美国应借鉴科举和宣传科举制的优越性有关。科举考试西传欧美, 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
（作者简介：刘海峰，1959 年生, 历史学博士,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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