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郭店《老子》的发现，使全世界的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们大为震惊。因为它算得上《老子》研究史上，继马王堆《老子》的发现之后，本世纪最大的收获之一。由于这一发现，可以预想今后的老子研究必定取得新的拓展。

    1998年5月5日，在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楚墓竹简》的影印本及其释注文之前，于美国的达慕思大学召开了“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但因这次会议先于《郭店楚墓竹简》刊行，并且与会者仅有32名，故其研究讨论，虽是世界名流学者汇聚的高水准的内容，从与会者人数及准备期间都很有限这一点来看，未必能说是完满的。①

    然而，这次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或许是文物出版社以完整的形式公开出版《郭店楚墓竹简》之后，首次且规模最大的研讨会。

    因此，可以想象全世界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工作者，对这次会议寄予的期待是非常大的。本人能借如此宝贵的机会来发表浅见，非常荣幸。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指正。

                                二、问题的所在

(一)郭店《老子》是完本否?

    从据称是“战国时代中期偏晚”下葬的郭店楚墓出土的这本《老子》，即所谓郭店《老子》 ，使我们大为震惊。因为其内容与今本《老子》如此相同，几乎无差异。正如马王堆汉墓被发现时一样，这个事实给了我们同样强烈的冲击。那个时候，也是与今本相差无几的《老子》以近乎齐全的状态，且两种同时地从二千年的沉睡中醒来。当它们呈现在我们眼前时，那种震惊和喜悦是无法言喻的。即使说由于它们的出现，甚至使人们期待老子的研究从此会为之一变，也不为夸大其词。

    不过，这次发现的郭店《老子》与马王堆《老子》大不相同的是，甲、乙、丙三本合起来了也不过二千多一点的字，只有今本的大约40%。尽管如此，一读其内容，我们惊喜地发现，郭店《老子》在内容的量上，虽不到今本《老子》的一半，但《老子》思想特色却几乎齐备无缺。这是油然而生的切实感受。

    但是，当时的《老子》究竟具备了何种形态?提及这个问题的话，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也不能听任感受先行了。

    有的研究工作者把这本郭店《老子》看作是公元前三百年前后与今本《老子》几近相同的本子既已流行的证据，并且推测郭店《老子》全文不到五千字的原因，或是遭遇了盗墓，或是由于某种其他原因以至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也就是说，郭店《老子》归根到底只是《老子》五千言的一部分偶然被发现了而已。

    但是，就目前而言，郭店《老子》本身是以近乎完整的状态被发现的，并可以认为在陪葬以后至今日这期间，假使其一部分失去了，那也是极少的部分。②这一点只要将文物出版社的影印本和其释文对照着读下去的话，我们自然易于首肯。

    反过来，抓住郭店《老子》为依据，而硬主张当时《老子》还只有二千言的态度也要十分慎重。无论怎样主张，没有对郭店《老子》做详细分析，就无法进行确切的谈论。

(二)《老子》研究史上的郭店《老子》的位置

    老子这个人物以及其著作《老子》，自古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之间，都一直引起着许多争论。围绕《老子》是自著还是他著而争论；还有与此相关的《老子》成书年代的争论。 关于这几点，我曾在《新出土资料的发现和疑古主义的去向》(《出土资料研究》第二号，1 998年)中，论述过私见，故在此不重复。关键是这本郭店《老子》的发现能否给这种争论画上休止符。

    的确，在发现的当初，曾使人乐观地以为这一下可以给长年以来的争论画上休止符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渐渐发觉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其最大的原因在于郭店《老子》本身的成书年代依然无法确定。即考古上作出的一般结论是，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最迟不下270年；然而，思想史学者中的部分人提出其年代也有可能更迟。③

    特别是池田知久先生详细地分析了《穷达以时》中反映的天人论，论证了它是在荀子的影响下而著述的文献，表明了其见解，认为其年代再早也不过在270年前后，或者较之更迟的可能性也是有的。④王葆玹先生也认为应在公元前270年以降。⑤如果是这样的话，郭店《老子》的成书年代自然受其牵连。

    那么，是否应作如下的考虑呢?即郭店《老子》的发现，即使不能成为直接证据，以证明战国时代中期既有《老子》以与今本大体同一的内容通行于世，那么(至少)以与今本极相近的形式已通行的事实变得很明了。所以，今后应作为更详细地搞清《老子》(《老子道德经》) 五千言从春秋末至汉初的形成过程的珍贵资料来对待。

(三)郭店《老子》二千字的意义

    在拙论中且把郭店《老子》按一般说法作为公元前三百年前后既已通用的《 老子》的本子来对待。

    我们称这本子为郭店《老子》，但不知道这座郭店一号楚墓的被葬者称之为何，因为竹简并没有冠书名。另外，甲、乙、丙三本竹简的形态各不相同，笔迹亦相异，由此自然未必能说它们被当作一个完整一体的书籍；不如认为甲、乙、丙三本曾被当作独立文献而区别更为合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店《老子》的总称未必准确。

    不过，相当于《老子》五千言的本文，当时确实存在，但未必不可以这样考虑：它没有被汇集成册而成为一本书，而是被分编成三个或更多的部分，作为本文通用。因为甲、乙、丙三本之间重复的地方确实几乎没有。可是，在相当于现行《老子》的六十四章下段中，有极少的一部分，在甲、丙两本中都有。从这点来看，上述分编的可能性应该是极少的。

    那么，如果认为郭店《老子》是当时已存在的《老子》五千言中的一部分的话，对一些学者——支持老子自著论，坚信正如《史记》的《老子传》所记载的那样，在与孔子大体同时代的春秋末期，老聃应关令尹喜的要求，才写下了《老子道德经》上下五千余言而不疑的学者们来说，郭店《老子》的发现不是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吗?因为它只不过是提供了实物证据 ，证明从春秋末期，经过战国中期、末期直到汉代，《老子》虽然有若干文字的异同，但几乎以原形流传下来。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充其量，在传流的过程中，字句如何变化?章序如何移动?像这类问题成了他们关心的焦点而已。

    然而，对于支持《老子》成书年代为战国末的学者们来说，郭店《老子》的发现，简直就像自家的立论被彻底推翻了一样；正像由于马王堆《老子》的发现曾使《老子》成书于汉初的学说不攻自破了一样。

    不过，即便是他们，也是指今本体载的确立而言，并非完全无视在那之前的事情经过——无论《老子》的成书年代是战国末还是汉初。

    迄今为止，他们也对今本《老子》完成之前的思想史做了充分的考察。因此，也不可能无视这个过程而发议论。

(四)郭店《老子》所暗示的事实是什么?

    我们是否可以将郭店《老子》的发现作为契机做如下考虑呢?即当时还不存在具有今本《老子》这样的体裁的文献，而具有类似思想的三种本子(或三种以上)并存被读。不过，也可以想象郭店《老子》是把当时已有的《老子》五千言，读者(也就是被葬者)按自己的喜好制成了节抄本，就是这甲、乙、丙三本。如果是这样的话，三本应该各自具有独自的主题，但在通读一遍后，并感觉不到这种编辑意图。那么，如果说甲、乙、丙三本不是节抄本的话，也就必须说相当于它们的母本的《老子》并不存在。

    这样分析起来的话，就必须说《老子》五千言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还处于形成的途中。换言之，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郭店《老子》到公元前二百年左右的马王堆《老子》之间的约一百年间，《老子》渐渐具备了与今本相差无几的体裁的想法不也是可能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这一百年期间里，《老子》这部典籍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轨迹呢?这或许是当前的首要问题。

    自战国中期至末期的时代也是思想界最显得活跃的时代。以齐的稷下学宫为中心的黄老思想的发展扩大特别值得提写一笔。

    若先说结论的话，那就是黄老思想或许实际上促进了《老子》五千言的形成。换言之，不是从《老子》五千言中产生了黄老思想，而是黄老思想孕育了《老子》五千言。而郭店《老子》把《老子》将要作为黄老思想发展起来之际的形态(在此暂且将其称为“原老子”)呈现给我们。⑥

    在郭店《老子》中，从其发掘状态也可以了解到其与儒家思想也并无大的相克而能共存。但汉初的马王堆《老子》中，则可以看到《老子》被切实地吸取到黄老思想之中。由此，虽然是间接的，也可以看到围绕《老子》的思想界的状况的变化。

    另外，就与儒家的关系而言，正像《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记载的那样：“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碫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在支持老子的人之中逐渐出现了反儒家的人。或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今本《老子》渐臻完满的。

                   三、试分析到马王堆《老子》时所增三千字

    若说是当然的话确实也是当然，关于郭店《老子》，人们都关注上面写了些什么，而上面没有写什么这一点也许没有太引起注意。在此，我想将焦点放在“郭店《老子》中没有写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来作一个考辨。我想通过这个考辨，将弄清在郭店《老子》到马王堆《老子》之间，什么思想成分被吸收，以及这种吸收在思想史上意味着什么。

(一)郭店《老子》中没有“一”的概念

    今本《老子》中所见的“一”，作为“道”这一概念的另一种说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无须赘言的。例如：第十、第十四、第二十二、第三十九、第四十二章等等。其语例不止一二。⑦但是，郭店《老子》中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例。这究竟只是单纯的偶然呢?还是有某种理由呢?这不是一个应加以广泛地研讨的问题吗?⑧

    将“道”换言为“一”，应该说是郭店《老子》以后的现象。的确，在《太一生水》中频繁 出现“太一”之语，将“太一”与“道”直接联系起来的议论却见不到。

(二)在郭店《老子》中没有以“水”为范例的议论

    郭店《老子》中，以川谷和海的关系为例进行的议论有是有，例如第三十二章，但像第八、第七十八章等篇中那种着眼于水本身的特性而以此为范例进行的议论却无法找到。⑨既然说“老聃贵柔”(《吕氏春秋·不二》)，那上述现象又是为什么呢?老聃所说的“柔”，原本是着眼于柔弱的婴儿和那些柔嫩脆弱的草木及万物，指出它们内里蕴藏着与外表相反的诞生和成长的生命力。把“水”这种存在作为柔弱的事物的象征，如果认真想一下的话，这是不恰当的。勿宁说“水”作为“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这种“谦卑”的象征，不久变成了“柔弱谦卑”的象征。

(三)在郭店《老子》中主动言及“德”的概念的内容很少

    如众所周知，《老子》的别名又叫《道德经》。与“道”并列而居首位的概念是“德”。例如第十、第五十一、第六十五章的“玄德”，第二十一章的“孔德，第二十八章的“常德” ，第六十八章的“不争之德”等等，都是其典型例子。然而，这些语词在郭店《老子》完全见不到。只是郭店《老子》中，“德”字还是时有出现的。第四十一章的“上德”“广德”“建德”，第五十九章的“重积德”等都在乙本中可以见到；查点一下的话，这些语词都包括在内，甲本为1例，乙本为6例，丙本没有，共计7例。

    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有“德”的语例，但像今本《老子》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三十八、第五十一章等那样，将“德”与“道”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则完全没有。我们可以无视这个事实吗?可以将其付之于偶然而置之不理吗?

    例如，如果我们将“道”和“德”的出现频度比较一下的话，就可以看到在今本《老子》中，“道”为79例，“德”为47例，近乎10比6；与此相对，郭店《老子》中，“道”为25例，“德”为7例，近乎10比3。尤其是总字数最多的甲本中仅有1例这一事实，可以认为是最好地暗示了郭店《老子》中“德”的概念所处的地位。“德”的思想被有机地纳入“道”的思想中，这种展开甚至让人感到是郭店《老子》以后的事。眼下还无暇对此加以例证。

    进而言之，今本《老子》与郭店《老子》的不同之处在对于“道”的论述态度上也可以看出 。当然，郭店《老子》中言及“道”的内容也不少。但是，例如今本《老子》的第一、第四、第十四、第二十一、第三十四、第四十二、第五十一章等等，是关于“道”的宇宙论、生成论，换言之，即“道”的形而上学成为《老子》的“道”的哲学的特征，而这种论述在郭店《老子》几乎看不到，至多不过是甲本中有“道无常名”(第三十二章)、“道常无为而无不 为”(第三十七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也是当今应该引起的吧?这是否意味 着从郭店《老子》到今本《老子》的期间里，“道”的哲学发展拓深了呢?

(四)在郭店《老子》中看不到对“仁”、“义”、

    “圣”、“智”的近乎极端的否定态度上述的事实虽已有人指出过，但例如今本《老子》第十八章中有“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而丙本中为“大道(废)，安有(仁)义，六新(亲)不和，安有孝碬(慈)，邦碭(家)碮(昏)□安 又(有)正臣”。

    丙本并没有像今本那样把“大道”置于高位，而将“仁义”置于与其相反的另一端加以贬低 ，说到底是将“大道”作为“仁义”存在的根据而加以树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丙本决没有贬低“仁义”。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丙本中完全见不到对于“智慧”加以否定的言辞。在第十九章里更为显著。今本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与此相对，甲本上有“  (绝)智(知)弃卞(辩)，民利百碯(倍) ；(绝)(巧)弃利，碵(盗)恻(贼)亡又(有)；(绝)(伪)弃虑，民复(复 )季(孝)子(慈)”。

    如果将“智”除外，则“圣”、“仁”、“义”中无论哪一个，与其说没有加以否定，不如 说文中根本没有。因此，今本《老子》中对“圣”、“知”、“仁”、“义”的否定态度，在郭店《老子》中还没有，它们的出现应该是在其之后。

    与这段文字很相似的内容在《庄子·胠箧》中也有，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象与它的关联。所以，在下面新的一章里，我将就今本《老子》的形成过程中《庄子》所起的作用进行考察。

                     四、《庄子·胠箧、知北游》中的《老子》

    引用句与郭店《老子》的关系本章将从《庄子》这个角度来考辨郭店《老子》。《庄子》三十三篇中，可以看出与今本《 老子》有密切关系的大概是外篇第十《胠箧》，其次是第二十二《知北游》。

(一)《胠箧》与郭店《老子》的关系

    该《胠箧》的成立年代，因为文中有“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这样的语句，即叙述了所谓田齐持续了十二世的故事。因此，无论如何早，大概是在从田成子数起第十二代，即相当于公元前264年至221年齐王建在位的时期内著述的。这大体上是准确无误的吧?换句话说，本篇的完成不可能上溯到265年，所以，它的完成肯定是比郭店《老子》还晚了。另外，在本篇中也可以看到“齐”的国名。这也是值得充分注意的一点。

    又，其思想特点正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记载的那样，“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碫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正是以批判儒家为杠杆的同时铺陈了老子的思想。看一下今本《老子》和马王堆《老子》的话，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种对儒家的批判。因此，我们一直以此为根据，将《老子》的思想特征之一是对儒家的严厉批判作为常识来认识，而且认为第十八、第十九、第三十八等章正是这样的典型。

    然而，在郭店《老子》中——也许与它是和儒家文献同时出土的这一点有关系，现在我们了解到在那里面几乎见不到可以看作是批判儒家的部分。根据这一事实，我们不得不认为在郭店《老子》和《胠箧》所引用的《老子》之间是有些许不一致的。

    另外，围绕《胠箧》还有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事实，那就是在《鬼谷子》中也曾有《胠箧》，其内容与《庄子·胠箧》是否也曾相同呢?B11更有《长短经·反经》，以“鬼谷子曰”的形式，将《庄子·胠箧》的文句，几乎原封不动地加以引用，因此也无法说武内义雄氏的推测是言不中的而一概否认。在此，还是要引起注意的是《鬼谷子》与齐的密切关系，还有《胠箧》本身似乎也与齐地的思想有着某种关联两点。《胠箧》并非庄周自著这点无须赘言。

    以上，就《胠箧》的完成年代及其思想特色大体做了一下论述。下面将分析一下《胠箧》中 与今本《老子》的相同之处。

    《胠箧》中有：“绝圣弃智，大盗乃止；碶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这里的“绝圣弃智”今本《老子》第十九章中也有。《庄子》中，其结果为“大盗乃止”； 而今本《老子》中，“绝圣弃智”的结果是“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结果才是“盗贼无 有”。“碶玉毁珠，小盗不起”相当于今本《老子》第三章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

    我们知道在叙述的细部，语言有所不同，但其思想是完全相同的。一般为人们所肯定的“圣 ”、“智”，作为反而给人世间带来不幸的事物而加以否定。

    另外，在《胠箧》中也有：“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让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这里的“让弃仁义”相当于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作为其结果，《庄子》说“天下之德，始玄同”。今本《老子》说“民复孝慈”。在此又有“玄同”之语。但今本《老子》第五十六章中还是有文脉相异之处。B12无论怎样，在此应 引起注意的是其对“仁义”进行了明确的批判。

    “故曰，大巧若拙”。“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两句分别与第四十五及第三十六章完全相同。也许是从当时通用的《老子》中原封不动地引用于此的吧。其所谓“故曰”就是证明。

    可是，“子不知至德之世乎。……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 ，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这一段尽管与描绘了小国寡民的理想之国的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近乎相同，但是，此处与前两例不同，没有用“故曰”之语。可以认为这与此处和第八十章并不完全相同有关。因为只是第八十章的一部分被作为“至德之世”的一种描写被采用了而已。于是，就这一问题，武内义雄先生说：“本章是否是老聃的语录，相当有必要作为一个疑问。……这章是描绘了老庄派的理想社会。”B13的确，它与论述如何治理好大国的第六十章，论述称帝于天下的秘诀的第二十九、第四十八、第七十八章等，性质大不相同。考虑这一点的话，其可能性也不能说绝对没有。

    那么，以上述这些为基础，我将就《胠箧》与郭店《老子》的关联做一下探讨。

    前章中已说过，今本中本来是否定“圣”、“智”、“仁”、“义”的第十九章，在郭店《老子》中并不是。当然，这不可能是抄写过程中的错误；也不可能是哪一篇缺少了若干文字，思想内容也不会改变那类问题。对于“圣”、“智”、“仁”、“义”的否定，应该看作是在郭店《老子》以后，用改写第十九章的方法，新加进《老子》之中的思想要素。或许第八十章的内容也是这个期间新添加进去的吧?可以认为这与战国末期齐地的黄老思想和儒家 处于尖锐对立的状况有关系。

    在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郭店《老子》中整个欠缺了今本的第六十七章至第八十一章这15章的内容；还有马王堆《老子》中，第八十章和第八十一章是被放在第六十七章之前的这个事实。

    就是说，从马王堆《老子》为基准而言的话，以“小国寡民”这一章为分界，到最后1章为止的凡15章，郭店《老子》中完全没有。这难道也是单纯的偶然吗?毕竟无法说这也是偶然。不仅第八十章是战国末期新附加的内容，从第六十七章起至第八十一章全包括在内，也有可能是在郭店《老子》以后被添加进《老子》的。

(二)《知北游》与郭店《老子》的关系

    《知北游》中有下面一节：“黄帝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教。道不可教，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今已为物也。欲复归根，不亦难乎。其易也，夫唯大人乎。”

    津田左右吉先生认为，这节《知北游》中，无为谓和狂屈、黄帝三人的对话主题是关于知与言的关系，所以认为这一节作为与主题完全无关，是本来应该另成别篇的内容因为错简而被放入了此处。B14

    即使是上述情况，也不会成为本论文考察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这样考虑：不是与黄帝的言论无关的言论混入了此处，而是假托黄帝之言论的内容偶然混入了这里。

    那么，把上述引用文和今本《老子》对照一下的话：

    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与第五十六章；

    ②“圣人行不言教”与第二章；

    ③“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与第三十八章；

    ④“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与第四十八章；

    ⑤“欲复归根”与第十六章，分别对应。在这些当中，除了③以外，①②④⑤全都与郭店《 老子》也成对应。

    问题是④以及它前面的“道不可教，德不可致，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这一段文字。这一段为什么在今本《老子》中没有，还是个未解明的问题。但无论哪本都相同的是，与“道、德、仁、义”同时；“礼”也被视为一个问题。由此，我们发现与前节中探讨过的《胠箧》同样，是以批判儒家为前提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增加了对“礼”的批判。之所以这样说，也是考虑到这有可能是对荀子的批判——荀子一边立论“性伪之分”，强调“伪”的重要性，一边谈论依靠“礼义法度”的政治。从“礼相伪也”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因而，《知北游》中的这一部分也是黄老思想在战国齐地与儒家的对立日益加深时期著述的；并且可以推测最初假托是黄帝的言论，后来被添加进了《老子》中。

    所谓与儒家的对立，可以具体地看作是与荀子学派的严重对立。这也是因为这个时期，荀子学派的目标是实现统一帝国；在思想界，也像《荀子·非十二子·解蔽》所见到的那样，对于别学派进行主动的毫不留情的批判。

                          五、总    结

    如上所述，郭店《老子》的发现迫使我们对先秦思想史做以再探讨。

    第一，《老子》这一文献并非从最初就具备了五千言这种完整的形态而被通用。马王堆《老子》也不过是从战国末至汉初流行的本子一事重新得以澄清。郭店《老子》也以物证表明， 以马王堆《老子》与今本《老子》相差甚小，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老聃谈“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并“书上下篇”为根据，认为成于老聃之手的《老子》五千言自春秋末起既已通用流行了等，是不妥当的。

    第二，黄老思想与《老子》的关系也大体上变得明确。即，它们的关系并非是人们一向认为的那样：《老子》先行并单方面地对黄老思想施以影响；而实际上是它们互相影响，以致黄老思想的形成，并且《老子》文献也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种形态。

    第三，《老子》的反儒倾向并非从一开始就有，而是在战国中期，尤其是至末期的黄老派与 儒家(特别是荀子学派)的尖锐对立渐至形成的过程中，新附加进来的要素之事，也近乎明了 。

    最后，本小论中，定有不少不周遗漏之处，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指正，以便日后改进。

                           (作者为日本女子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