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王德岩教授非常全面地解读了老子的文化形象，并对《道德经》进行了深刻剖析。王教授从老子其人、《道德经》其书两个方面，谈到了现代学者的困惑与争论，直到三大发现所产生的决定性突破，以及这三大发现对当代研究老子所产生的作用。后半部分重点介绍与阐释了老子的各种形象，以及老子的思想精髓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

我最近几年在做一些诸子学的研究，希望能够把一百年来诸子的学术脉络梳理清楚，现在也只是刚刚开始，所以只有一些粗浅的心得。为什么选“老子”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发现在所有的诸子学研究中，老子是最特殊的一个，而且是一个标志性的学术点。

一、混乱：见首不见尾的老子与惟恍惟惚的《道德经》

从清末开始，中国学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诸子学的兴起。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的学术有个划分，他说，在秦之前，中国学术属于子学时代；在秦之后，中国学术就属于经学时代了。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实际上是哲学时代，原来这些部分被哲学替代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并没有实现很好的替代。我们经历了非常快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进入民国的学术高峰期，但是，这个高峰期被很快打断了，实际上，我们没有真正地形成能够跟子学、经学时代相比的成就。

近百年来的子学研究，老子是一个焦点。很多一流学者都参与过对老子的讨论，而且不同学者的结论，差异非常之大。我对近百年来的老子研究第一印象就是混乱，不是说这些研究的人乱，他们每一个人的学问都很好，研究得也非常认真，但是得出的结论非常乱。那么，这个“乱”意味着什么呢？一定是哪个方面有问题。

近代有一位大学问家叫刘咸炘，他不到36岁就去世了，但是他写了200多部专著，刘咸炘从小做学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对于老子有这么一段说法，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古人之浅深难测，而毁誉相绝者莫如老子；古之书文义多隐，而附会易工者莫如五千言。”《道德经》是古往今来最让人摸不准的一本书。

人们对《论语》稍微有些争议，但是没有根本性的争议，顶多版本有点差异而已。《庄子》呢？有人认为《庄子》的部分篇章不是庄子写的，而是出自他的后学和学生，但是对庄子思想不涉及根本性的质疑。《道德经》则不一样。刘咸炘说，“古人之浅深难测，而毁誉相绝者莫如老子。”有的人认为《道德经》很好懂，五千言，我们花一个月绝对背得下来，而且能背得很熟。对其中的内容，大家都能说几句，香港的影视剧里经常也要念一念，“道可道，非常道”。还有的人说，我们无论如何去研究，也难以穷尽老子思想的深度。

刘咸炘先生说，“古之书文义多隐，而附会易工者莫如五千言。”老子只有五千言，这五千多字有很多版本，十分复杂。古来很多人对《道德经》做过注释，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这也是很特殊的。所以，放眼望去，老子有数十个面目，你从这儿看他是一个面目，从那儿看是另一个面目。

我们一直想着，通过研究，可以找到“真”的老子和“真”的《道德经》，想知道老子的真实履历，想搞清楚老子著述的原意是什么，从而一举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真”老子。

近年来，陆续发掘出一些关于老子和《道德经》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也没有统一的《道德经》版本存在，也没有单一的老子形象存在。既然这样，莫如我们把在中国文化中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老子形象从各个侧面描述出来，这些侧面代表的是我们对老子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渗透和应用，这样，可能我们会获得一些更心安理得的结论。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对于老子，我们耳熟能详，但实际上也最没有把握，以至于说，“老子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还不是人人都认可的，还有的人持怀疑态度。对于《老子》这本书，大家都很熟悉，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对这本书做出一个普遍认可的解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一）老子其人：惹了麻烦的太史公

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可能只有孔子和老子的影响可以并列。孔子的存在坐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非常确实，而对于老子我们就没有这样确实。在历史上，司马迁是第一个给老子做传的人，他想把这个人定格在历史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面，司马迁给老子做了传记，一共450多个字，但是这么几百个字，引起了后来不下几千万字的争论。几乎司马迁列举的老子的每一个点，都有很多争论。老子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称他为老子呢？是因为他姓“老”呢，还是因为他太老了呢？有人认为老子是姓老的，比如咱们看《笑傲江湖》里面，有个人叫老头子，有人是姓老的。也有人认为，老子年龄比较大，大家尊重他，所以叫他老子。

关于老子的争论有很多。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司马迁用的笔法非常奇怪。从《史记》的文本来看，我们就会产生怀疑，司马迁一开始就列举了老子的姓、名、字，介绍了老子的工作岗位和家乡，很详细了吧。然后，司马迁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从这可以看出，司马迁也不能肯定老子的真实身份。

但是，接下来司马迁又列举了老子的后人，“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昂太傅，因家于齐焉。”

按照这个说法，老子的孩子传到司马迁时期是八代，但是孔子的孩子，传到司马迁时期是13代，就这里面差了好几代。也有人说，老子比较长寿，活了160岁，还有人说他活了200岁，子孙比孔子差几代也正常。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记载确实存在不少模糊之处。一方面，司马迁留下了很确实的证据；另一方面，这些证据存在不少疑点。

总而言之，我们对老子的疑问，跟司马迁有很大的关系。司马迁在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礼。问完礼以后，孔子跟他的弟子发了一番感慨，“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鸟我知道它会飞，我们可以用箭射它，走兽它跑得很快，我们可以用陷阱去捕它，鱼可以游，我们可以用网网住它，只有龙见首不见尾，你抓不住它，老子就像龙一样！但这个记载，后来也有很多怀疑，很多人认为这是编的，认为是庄子这些人为了抬高老子而编的。特别是儒家的人，不喜欢这个记载，不喜欢老子做了孔子的老师。可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在三个地方引用了孔子找老子问礼的故事，在《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仲尼弟子列传》里都有引用。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对这个事实没有充分的信心，他不会这样做的。

除此之外，关于老子这个人的争论还有很多。比如说，关于他的人名、官名、时代、后代等，都有很多争论。这是我们说的老子这个人，我们抓不住他的源头。

从老子的哲学来说呢，司马迁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老子是个隐士，以自隐无名为务，他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希望在历史上留下特别明确的痕迹。所以，虽然老子的名声很大，不亚于孔子，但是我们确实很难给老子一个清晰的定位。

近代，有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历史学派叫“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一大批一流学者写文章讨论中国的古代史。《古史辨》有七册，其中有一册半是讨论老子的，很多学者都发言了，说了很多话。关于老子是谁，有说是老子的，有说是老莱子的，有说是太史儋的，有说是李耳、老聃，有说是伯阳父，有说是彭祖。在那段时期，没有一个人能拿出证据来说服对方，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逻辑和根据。

（二）《道德经》其书：支流万千，越注越远

《老子》这本书也很复杂，《老子》注本太多了。你要说《论语》，我们可以把《论语》注本穷尽了，因为近代以后，有两位大家把《论语》所有的注本都搜集到一起，做了一个《论语集注》。《老子》尽管有集释，但是集释做得不是很好。元代有个人说，当时他见的《老子》注本就有3000种左右，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如果实际地调查，现在有多少个《老子》版本？有这么两个数据。1927年，学者王重民做了一个《老子考》，统计当时的版本存目已经450种了。现在，台湾一个叫严灵峰的学者，他把自己收藏的《老子》书印了一个集子，就叫《无求备斋老子集成》。他收了多少本呢？一共，356种，但他还是叫无求备斋，说我不求收全了，可见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想想，《老子》有这么多版本，每个人都有一种解释，我们应该听谁的？而且这些解释，都没有什么知识性错误，都是一种观念性的阐释。但大致说来，《老子》的版本实际上有两大系统，一个是最早的最流行的，就是《河上公注》和《王弼注》；第二个就是道教的注本，包括《想尔注》等，这个系统是从《河上公注》那里来的。后来，傅奕有一个单独的《道德经古本篇》，是从《王弼注》来的。

每个人对《老子》的解释，都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老子》是一种权谋，唐代的王真完全从兵学角度去解释《老子》，解释得很好；有的人从养生角度解释；有的人是从修心角度解释。都解释得很好。版本如此之多，我们很难把它读完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版本的注释越来越细，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就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研究者只能在不同版本之间去跋涉。

近代以来，我们在学问上已经做到了顶点，但仍然没有结论，是因为我们的版本已经乱了。原来，《河上公注》《王弼注》是通行的，一直到唐朝的开元七年，《河上公注》还是《老子》的第一注本，《王弼注》是一个辅助。后来，历史学家刘知几上书，要求废掉《河上公注》，但是被宰相驳回了。开元七年，唐玄宗自己有一个《御注道德经》，《河上公注》才不是第一注本了。唐玄宗这个注本是参照《河上公注》而来的，而且它很不好的就是，把以前的两个版本弄混打乱了来校注。再以后的版本，又把这些版本合在一起校注，这样就越校越乱，最后都不知道当初的源流是怎么样了，所以，再也没有人能够根据版本校对来确定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因为有时候，更好的一句话不见得是对的话，就是说，古人不见得像后人想得那么精细。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靠学问解决不了，靠考据也解决不了，真正的解决，要靠新材料的发现。我们比一千五百年来的古人都更幸运，我们见到了几乎是最早的《老子》版本。有了这个版本，我们一眼就可以知道，几千年来的学问家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个突破是人力所不可为的，我们确实很幸运。

（三）决定性的突破

近一百年来，关于《老子》我们有三大发现。第一，1973年在马王堆出土了帛书本的《老子》甲乙本；第二，1993年在湖北荆门的郭店出土了一大批竹简，这些竹简里面有甲乙丙三个《老子》的竹简本，这里有很多宝贵的信息；第三，2009年，北大接受了一批捐赠，这个捐赠是几千枚汉代的竹简，其中整理出了一个《老子》版本，所缺的《老子》篇幅只是1%，几乎是一个全本了。

1、马王堆帛书本《老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版本的特点，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包括世界闻名的金缕玉衣，当然，对我们做学问的来说，最宝贵的还是这些帛书。这些帛书其中包括了，甲乙两种《老子》版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版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所以老子开篇，“道可道，非常道”不是必然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了很多《老子》版本是德经在前，比如说，韩非子《解老》《喻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北大汉简等都是这个顺序，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甲种5440字，掩损1369字。卷后有古佚书四种，取名《五行》《九守》《明君》《德圣》，均抄录在24厘米宽的帛卷上。字体由篆字向隶字过渡，不避刘邦之讳，一般认为抄录于楚汉之际到汉高祖时期。乙种5467字，掩损702字。卷前有古佚书四种，取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被学术界判为《皇帝四经》，均抄录在48厘米宽的帛卷上。乙本的抄录时间，由于避刘邦之讳，当在刘邦后到帛书随葬入土的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间。

那时候抄书，如何来看书的地位呢？就是看帛的大小和竹简的大小，如此可以看出，在乙本的这个时期，《老子》地位上升了，因为抄《老子》的帛更宽了。

2、郭店楚简《老子》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发掘出一个战国楚墓，湖北是楚国的疆域，在这个楚墓里面，出土了《老子》的竹简甲、乙、丙三种。连同一些儒家典籍的竹简，包括被归入已佚的《子思子》的竹简，就是孔子孙子的经典。

甲组最长，39枚，1090字，当作较长的经典文献保存。乙组略短，18枚，389字，规格不那么高。丙组最短，14枚，270字，规格也属于平平。

由于郭店楚简的发掘，我们很幸运地可以读到，汉代以后再也没有人读过的这些经典。

时间推断是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前四世纪晚期到前三世纪早期。这个时候，是战国的什么时代呢？大概是楚国的楚怀王到顷襄王，就是和屈原差不多的时代。

甲种简是一个很大的简，意味着当时已经把《老子》作为经典了。经过推定，这些竹简是从齐国带来的，就是当时齐国的稷下。稷下学宫是黄老学派嘛，当时顷襄王在那里做人质，后来回来的时候，带着这些经典回国。这是一个推测。

通过郭店楚简，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老子》的成书年代就是春秋末年，跟孔子大致同时期。

3、北大汉简《老子》

2009年，北大接受了一个神秘人物的捐赠，我们至今不知道捐赠者是谁，但是，这肯定是从海外抢救回归的一批竹简。竹简总数达3300余枚，其中多数可能抄于汉武帝时期。

在这批竹简中发现了迄今最完整汉代古本《老子》，共有220余枚竹简，近5300字。这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其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而且它保留了两篇题名，就是上经和下经。上经是德经，下经是道经。大家知道，这个跟《韩非子》的《解老》《喻老》，跟帛书《老子》的甲、乙本是一致的，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先看具体的治国、修身、用兵这些事，然后再回到形而上的思考，看看“道可道”是不是“非常道”，这是当时人们对《老子》的应用。我们现在看《老子》，总觉得是哲学，但是《老子》一开始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先用《老子》，然后才会把兴趣往上提到哲学的程度。我们现在只是从哲学上研究《老子》，已经把《老子》极大地压缩了，这是一个很贫乏的《老子》。

北大汉简本《老子》每章之前均有分章符号，其章节划分与传世本有所不同，为探讨古本《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最为齐备的资料。文字内容与传世本及郭店、马王堆本相比，也多有不同之处。因此，北大简本在《老子》一书的文献整理、校勘上具有较高价值。这将在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本、秦代至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本与传世各种《老子》版本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老子》一书形成、发展、定型的过程。

（四）新发现的作用

1.定位老子

马王堆帛书的出土，证明《老子》是秦代以前作品，基本上否定了《老子》晚出的说法。

九十年代郭店竹简《老子》甲、乙、丙的发现，断为战国中晚期的公元前300年左右，简本的抄写应该更早。考虑到古籍的流传有一个过程，《老子》出于春秋老聃的记载基本可信。这跟我们常识所理解的老子，其实是一致的，如此，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归到以前心目中的老子，然后近代的很多怀疑，我们可以慢慢地、铁证如山地给它消除掉。

2.决断字句

由于帛书和竹简的发现，以前一些争论不休、断定不了的问题，现在一下子就可以断定了。比如说，老子的通行本里面，有一句话是“夫佳兵者，不详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佳兵”不是好兵吗？为什么“佳兵”是不祥之器呢？清人王念孙就怀疑那个难以解说的“佳”字是“唯”字。

帛书甲本发掘后，文字是“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帛书本里面没有这个“唯”字，应该是后人在抄录的时候，多抄了一个字。这样，我们可以很踏实地把这句话定下来，再来讨论它的含义。

3.儒道关系

通过早期《老子》的发现，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儒道两家的关系。在历史上，儒道两家聚讼纷纭，笔仗口水不断。儒家极力否认老子和孔子的师徒关系，否认孔子找老子问礼的真实性。道家也在极力地攻击儒家，我们可以从《老子》的文本中找到证据。

比如，通行本十九章里面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我们知道，“圣”“智”“仁”“义”都是儒家的核心词汇，《老子》却如此激烈地去抨击儒家价值观。我们想一想，如果老子比儒家早，他就不知道后来儒家的思想，不会如此激烈地批评儒家。如果老子是孔子的老师，他也不需要这么义正言辞地去批评儒家。所以，很多学者包括钱穆都认为，你要批评一个人，他一定是在你之前的，一定先有一个正，才有一个反，所以不少人认为老子是后于孔子的，《道德经》后于《论语》。

这样分析确有道理，但是，在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发现之后，又有了新变化。郭店竹简里说，“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就是你不要卖弄聪明，不要卖弄辩才，老百姓就很好了。我们看到，没有任何反对儒家的东西，他只是在强调，我们任何事都要回归到纯朴的本性上。大家知道，郭店楚简的《老子》版本是比较早期的，当时并没有专门批评儒家。后来的通行本里对儒家的批评，应该是被道家的后学逐渐加上去的。这样一来，之前关于老子后于孔子的分析就站不住脚了。

再比如，通行本的十八章里面，我们大家都能背的一句话，“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大家看了之后，可能就感觉儒家害天下，只有大道废了，才会有仁义出现，就说明儒家倡导的时代已经是个堕落的时代了；只有大家机巧百出，才会产生大伪；六亲不和之后，才有所谓的孝和慈，如果父母子女关系都很好，哪能显出孝和慈来呢？国家混乱才有忠臣，如果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很难分清忠奸，历史上产生忠臣的年代，都是国家非常混乱衰弱的年代。

读完之后，想一想，很有道理啊，然后你发现儒家这一套太虚伪了，儒家提倡了半天，实际上根本是一种堕落的状态，这就让儒家从黄金时代堕入白银时代，甚至是黑铁时代。

随着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竹简的发掘，人们发现，马王堆帛书中说，“故大道废，安有仁义；知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错乱，安有贞臣”。郭店竹简中说，“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乱，安有正臣”。

这个就和通行本完全不一样了，它只是说大道是仁义之本，如果没有大道了，怎么能有好的仁义呢？六亲和睦是孝慈的根本，六亲不和哪有真正的孝慈呢？在这里，《老子》并没有涉及对儒家的批评，甚至在不少地方与儒家思想有相同之处。

通过上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推论，早期的儒道两家是和谐的，它还没有宗派意识，没有彼此的纷争。在当时的环境下，孔子向老子问礼也属正常，并不显得突兀。

而后来儒道两家纷争不断，延续千年，应该是后人宗派意识形成以后的事情。早期的老子、孔子这些人物，他们处于交融的、未分宗派的状态。可以想象，早年的儒道关系并不复杂，大家有共同的追求，道家有道，儒家也有道，《老子》开篇谈道，《中庸》开篇也谈道。我还要说的就是，儒道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在儒道早期，中华文化的主干是一体的，都处在那个根的状态。

4.千载之误

这些发现，可以纠正很多我们打破脑袋都想不通的问题，可以纠正千年之误。举例来说，现在大家都非常习惯地说，大器晚成。一个人年龄很大了才获得成功，我们说他大器晚成。这两年张嘉译、吴秀波火了，非常有魅力，大家说他们是大器晚成。清代的沈德潜，70多岁才中进士，到了80多岁还是乾隆的第一顾问，替乾隆写了很多东西，这也是大器晚成。大家都很习惯地认为，大器晚成很有道理，这个词就逐渐成为习惯用语了，但是大家想一想，在《老子》里面，“大器晚成”是大有问题的。

你看在通行本里面，第四十一章写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明道若昧，就是你真正地把握了道，是说不清楚的，好像是暗昧的，太清楚的反而不是道；进道若退，你要前进的话，有时候是后退一步，禅宗有一个偈子说，人生就像插秧一样，后退才是向前，这个秧苗在你面前就展开了；夷道若纇，平地好像有一点倾斜、弯曲的东西；上德若谷，充实的德，好像山谷一样，是空虚的；大白若辱，太清白的，反而显得有污点；大方无隅，真正的方是没有边角的，有了边角，就有了限定了，不是道的形状；大音希声，大音和声是相反的，大音是很大的声音，但是希声是几乎没有声音，大的音就说它是那种，不是宫商角徵羽，哆来咪发嗦，不是任何一个音，而是那个希声；大象无形，真正的象没有具体形状，你说道是方还是圆，不是，它是无形的，什么“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还有，“强名之曰道，字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没有具体的形象。

大家看到，《老子》这一段都是相反的表达，但是，大器晚成，“大”跟“晚”是相反不起来的。所以，很多哲学出身的人对此提出了很多疑问。这个肯定是有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三大考古发现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推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在马王堆帛书里面，大器晚成这一块，甲本是缺的，看不到这块是什么字，但是乙本叫大器免成，免，免成。整理马王堆帛书乙本的小组，认为免实际上是个通假字，“免”通“晚”，所以还是整理为“晚”。现在来看，不是这样的，应该就是“免”。因为器是合成的，而大器是免成，你是合不成的，它不是一个有形的合成，而是无形而合。大器免成，实际上是大器无成，你永远不可能用有形的东西合成这样一个大器，它是无形而合，是无限之合。这跟我们对道的理解是一致的，因为大音、大象都是对道的描述嘛，大器同样也是。

郭店竹简里面，这句话是“大器曼成”。这个曼字，整理的人也解读为晚。裘锡圭先生认为，应该是慢，大器慢成，就是快慢的慢。大器慢成，也很有道理，但是解读为“晚”不太好，有逻辑问题。作为一个大器，我难道就不能早成吗。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后生可畏，但是到了四五十岁仍无所成就而不被人知，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我刚才说的刘咸炘、刘师培，不到40岁都去世了，可是他的学问浩如烟海，你能说他大器晚成吗？而“大器慢成”在逻辑上就合理了，大器一定不是速成的结果。我们现在通过赢在起跑线上，我们通过上奥数班，靠什么什么，并不能很快地培养出大器来。任何一个大器，都不是通过速成班培养成的，他一定需要缓慢形成。爱因斯坦是属于早成的了，26岁的时候，他一生的三大发现都有了，但是他从很小就开始思考，这也是一个慢成。大器慢成在逻辑上非常强，就是大器一定是慢成的，而不见得是晚成。

还有大器曼成，在《广雅》里面，曼也是无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几种说法我们都可以接受，都好于大器晚成。大器晚成在逻辑上有缺陷。

大器慢成，就是警告任何想做大器的人，不要着急，不要急着出成果。我们在高校里面很麻烦啊，我们评职称要写论文，所以很多人就赶紧写，有的年轻老师一年可以发表一百多篇论文，可是最终要找代表作的时候，找不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多社会指标，都是要快成的，所以这个慢成，对现在社会尤其有意义。当然，还有大器无成，我觉得最有可能是无成的意思，因为它在逻辑上跟前后很顺，老子“道”的形状就应该是无成的，它是无形而合。

我们可以看到，一千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重复着“大器晚成”，即便我们纠正过来，它已经独立地成为我们的一个成语。那么，如果不是出土了这几个没有被后人改过的版本，我们可能也很难断定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考古发掘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很多一流头脑、一流学问、一流辛苦的人，他得出来的推论或者结论不一定可靠，会被考古发掘给否定了，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尊重他们的研究。

以上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就是老子的混乱。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解决的，随着我们的研究，我们慢慢地大致可以重新确定，老子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不用那么怀疑了。原来，我们发现了很多关于老子的资料，可是都不敢用，比如说，汉代的刘向整理了当时图书馆兰台里面的简，整理出几十万字，编成了《说苑》。《说苑》的成书年代虽然是汉代，但是他的内容是汉代之前的，有很多资料很好，但是我们都不敢用，总怀疑其说法的可靠性。实际上，后来慢慢证明，很多最早的说法是可靠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铁证，其实最好不要怀疑，就先接受最早的说法。不过近代以来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我们是如果没有铁证就怀疑，就不信。比如说，胡适最著名的成名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胡适之前，讲哲学是从黄帝开始讲，三皇五帝，一个学期讲不到先秦。胡适到北大去教哲学以后，拦腰砍一刀，直接从诸子开始讲，这样显得就很明确，但是砍倒以后，以前的怎么办？在当时，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但后来成为美谈了，大家都这样做，认为以前的都要怀疑。以前的历史我们是避不过去的，我们还得研究我们的祖先是不是黄帝？是不是炎帝？中华五千年文明怎么定位？我们还是要处理这些问题，于是我们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我们现在越来越乐观，随着考古发掘的增多，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比1500多年以来的古人有更好的研读《老子》的条件，我们最近100年考古发掘出来的《老子》早期版本，他们那时候已经读不到了。

二、贫乏：老子的形象与阐释

（一）大曰逝，逝曰远：现代以来的老子研究

第二个问题，就是贫乏的问题。在研究中，我有个感觉，古人对《老子》的阐发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十分丰富，有的人用《老子》干这个，有的人用《老子》做那个，有的人是修身，有的人是治国。老子在道教里面是太上老君，可以跟孙悟空打交道。我觉得很有意思。近代以来，我们研究《老子》有两大成就。

第一，文献整理。我们之所以弄清这些过去的疑点，都是文献整理的结果。很多学者投入到文献整理之中，他们把古代传下的《老子》注本都理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去读《老子》已经非常省劲了，这是很大的成就。

第二，哲学研究。近代以来，从胡适、冯友兰等人开始，我们用西方哲学的套路来研究《老子》，深入地把握《老子》的体系，系统化确实加强了，研究也很有成就，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些研究我们很快就吸收了。比如，老子是什么本体论？道家思想是唯物还是唯心？老子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这些问题有很多，也争论了很多年。然后，还有很多关于老子辩证法的研究，可是，这些研究完了，又能怎么样呢？我是做学术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对不做学术的人来说，这样的《老子》研究完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呢？对我们日常生活又能怎样呢？

大家知道，《老子》在古代可不是用来做哲学研究的。《老子》又称《道德经》，古代的“经”是什么意思，就是日常生活指南。你读了以后，要指导你治国，指导你做人，指导你做官，指导你修身，指导你锻炼身体，那么，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舍弃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个证据，现在我们都不熟悉《老子》的《河上公注》了，实际上在历代以来，《河上公注》是《老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其流行程度可能超过《王弼注》。《河上公注》贴近生活，它反映了汉代的黄老思想，内容有治国、修身等，跟《黄帝内经》相通。《河上公注》的哲学性确实不如《王弼注》，王弼本的哲学性强极了。王弼是一个天才，24岁就死掉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才的创作。知识分子都非常喜欢王弼，近代哲学家来了以后，也特别喜欢王弼，因为他有一套哲学，有关于“无”的本体论，还有很多非常精妙的哲学理论。所以，渐渐地，大家已经不知道《河上公注》了。

传统的《老子》是很丰满的，现在显得很贫乏，这个贫乏的问题造成什么呢？我觉得是一个“单面”的《老子》。

1.身与心的断裂

现在很多人研究《老子》，只思考没有行动，只思考没有修养。在古代研习《老子》，应该在心灵上去修养，必须在身心上践履。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研究它，我可以痛恨它，我也可以反对它，研究就是研究。所以“单面”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身与心的断裂，我们的心灵在思考，与身体没有关系。

2.内圣与外王断裂

内圣这一派呢，在中文系里面继承了，我们研究老子、庄子怎么的逍遥，因为老庄的修养产生了陶渊明。然后我们发现“外王”这一派，其中关于修身这一块没了，就是我们怎么依靠《老子》来修养身体，来长生久世，没了，我们觉得这是气功，是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呢，在今天，很少会有人用《老子》来治国，用《老子》来做官，用《老子》来指导着做什么事。

3.思想与生活的断裂

我以前碰到一个同学，他是人大哲学系毕业的，他说他用老子之道来炒股，赚了很多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炒，但是总而言之，可能跟巴菲特差不多，在别人贪婪的时候要冷静，在别人冷静的时候要贪婪，也可能有这个道理。这个很有意思，一部作品能够帮助我们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它才是一个经典。如果我们只是从哲学上去研究，那它就不是经典，是我们的一个哲学书。经典的含义，就是要指导日常生活。《圣经》《古兰经》都是有这个作用的，我们的经典为什么就没这个作用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贫乏，思想跟生活断裂了。

我想，今天，我们可以更放心、更放松地去看待《老子》，我们不妨逐渐地恢复那种多姿多彩的《老子》，让《老子》不再是一个“单面”。当然，从哲学上把握《老子》非常必要，但是，也要看到《老子》历来是千姿百态的。

中华民族的智慧可能有百分之六七十都跟《老子》有关系。下面我们会讲，你看到这个家那个家，很多干实事的人都跟《老子》这个学派有关系。现在，我们对《老子》的研究太贫乏了，有一个表现就是，用学术语言谈《老子》，大家都不感兴趣，越是离开学术谈谈体会，大家越感兴趣。王蒙先生谈《老子》，他从人生体验来谈，讲《老子》对他的帮助，大家觉得很好啊，这是一个活的《老子》。

我想，《老子》的研究者应该恢复多姿多彩的老子，应该把老子的多张面孔贯通起来，如果做不好这些，我们只能让《老子》在地摊上流行，只能让《老子》在养生班上流行。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面有一句话，“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

我们都努力想去发现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够神秘的了，够让我们惊奇的了。大家不感到惊奇吗？现在我们在这儿讨论老子，这要多少机缘巧合，才能因缘际会，形成这个结果？首先我们这些人，出生的时候要在地球上，还要到中国来，还要在北京，机缘太多了。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老子，你不要费劲去找“原本的老子”。这个很重要吗？找出来又能怎么样呢？而且，这也是找不出来的。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老子亲笔写的那个版本了，因为老子那个时代，不是一个手写时代，是一个口述时代。大家可能根据他的口述，各自去写一个版本，所以你找到又能怎么样？重要的是什么呢？老子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我们血液里面，他已经在历史上如此这般地进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和思维，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放松一下，我们先想想就是，从古到今我们的印象中，老子究竟是个什么形象？

这是最早的老子形象，画的是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事，这是汉墓中画像石、画像砖上非常喜欢表现的一个题材。大家可以看到，孔子和老子问礼，大家都彬彬有礼，中间是一个小孩。

这张图也是如此，孔子问礼图。画中有马车，应该是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子路和子贡在旁边。这个题材在国内已经发掘了30多处，可见当时流传非常广，而且大部分出自齐鲁，也就是儒家聚集的地方。可以想象，儒家和道家在早年是有一个蜜月期的，这个蜜月期，至少可以延续到庄子和孟子或者是荀子的时代。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老子形象，就是汉墓里面的问礼图，但是我们不知道老子究竟长什么样，唯一可以断定的是，老子肯定是一个大耳朵的人，因为他叫李耳，字聃，聃的意思就是耳曼，曼是大的意思，就是很大耳朵的一个人。除了这个特征以外，司马迁说老子有可能活了160岁，也可能活了200岁，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老子是一个长寿之像，这是我们的推测。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是唐代的苏州玄妙观老子像碑，传说为唐吴道子绘像，唐玄宗题赞，颜真卿书，由宋代刻石高手张允迪摹刻，可称“四绝”碑，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两块老子像碑之一。

大家记得孔子的标准像，先师孔子行教图，这是孔子的标准像，传说是吴道子的作品，像上题字：“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

苏州玄妙观老子像碑和孔子行教图风格很像，上面有唐玄宗的题字，很古雅，曰：“爰有上德，生而长年。白发垂相，紫气浮天。含光默默，永劫绵绵。东训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则，累圣攸传。万教之主，先天地焉。函谷关右，传经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

“爰有上德，生而长年”。因为到了唐代，老子已经被神化了，传说他81岁才被生下来，生下来就是白头发白胡子，所以叫老子。《神仙传》里面有这个传说，唐代是信《神仙传》的，所以他，“白发垂相，紫气浮天”。观音看到紫气东来，才知道老子要过来，这是他的紫气浮天。“含光默默，永劫绵绵”，是说老子的修身养性。“东训尼父，西化金仙”，就是说，在东方，他是孔子的老师，教孔子礼；向西呢，化金仙，道教有本《老子化胡经》，老子西出函谷关，西度流沙，不知所终，那么，他到底去哪儿了呢？道士说他去了印度，并且教了一个学生叫释迦牟尼，所以这叫西化金仙。

“百王取则，累圣攸传。万教之主，先天地焉。函谷关右，传经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这是在唐代对老子的赞颂和认识。这个题词总结了各种可信和不可信的、宗教的和学术的资料，对老子作了描述。但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在画像砖里，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智者的老子形象。在这之后的老子形象，大多都不是老子像，而是老君像，这已经是身为万教之祖的老子形象了。

另外一个比较早的，而且水平很高的，就是泉州清源山老君像。这是宋代人塑的，塑得非常好，衣纹、刻画、神态都非常传神，我们现在摹刻不出来。老子凭几而卧，我觉得很像庄子描述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苔焉似丧其耦”，就这样一种形象。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传神的老子，但是这是一个老君像，有了宗教色彩。宋代对道教是很崇尚的，把道教定为国教，宋徽宗认为自己是个教主，后来金兵来犯的时候，他派道士们做法，让三千金甲来抵抗金兵，所以他后来被抓住了。

 这个是宋代晁补之的老子骑青牛图，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我们大家很熟悉，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情景。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只说老子出关，没有说骑牛。后来，经过葛玄等人的渐次演化，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就成为了一个确定的形象。文人们非常喜欢这个形象，在上图中，老子骑了青牛在这儿回首，神情非常闲淡，这个青牛也画得很好。这是文人笔下的老子形象，跟道教没有关系，是文人去想象中的潇洒闲淡的老子。

这是明代张路的老子骑牛图，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这次，老子是一个有准备的老子，你尹喜不是不写五千言就不让我出关吗？这个老子在牛背上就拿出《道德经》了，等你尹喜要的时候，我马上给你。就像我们说的，进门一插卡，马上开关放行，节约时间。这个老子画得更传神，大家看到，确实像神仙一样，长须飘飘，既老且有仙气。

这是文征明画的老子像，文征明是书法大家，他的笔法很苍劲，而且这是一个长寿老人的形象，耳朵很大，眉毛很长。

韩非总结法家的所有思想为三个要点，叫法、术、势。阴静之道就是以阴柔克阳刚，这个道发展为申不害的术，术又转变为范蠡和鬼谷子的权谋。范蠡是最早实践老子哲学的一个人物，他进的时候，可以帮助勾践扭转乾坤、平定天下；退的时候，可以全身而退，名遂身退天之道。有这样一个传说，范蠡带着西施隐退之后，去了东海之滨，改名字叫鸱夷子皮，在当地做鱼盐买卖，很快成了亿万富翁。范蠡说不对啊，我想隐姓埋名，怎么成了李嘉诚呢？于是，范蠡散尽家财，把财产都分给大家了。接着，又隐居到山东的定陶，他觉得这地方的土不错，就开始做陶器，没过多久，又成了家财万贯的李嘉诚了。所以，我们习惯于称范蠡为陶朱公，最后他又散尽家财归隐了。

老子的“道”是教人根本智慧的，一个人小打小闹去经商，永远不能那么富。一到东海之滨，范蠡就发现这地方的鱼和盐是商机，谁只要干这个，一定会赚大钱。这样的智慧是当地人所没有的，这是范蠡、鬼谷子的智慧和权谋，他们非常善于应变。

先秦还有兵家、法家，悉归本道家。到了西汉以后，大家都觉得黄老之学比较谦虚懦弱，没有发挥真正有力量的一面。魏晋以降的老庄之学又太放纵、任性。老子一身而有数相，往这边发挥变成权谋相，接着又发挥是一个智者相，往那边发挥又是个高士相，类似的相有很多，这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老子相。

大家可能看到过一些批判文章，认为庄子、列子只得了老子之“体”，却没有得其“用”。而申不害、韩非、鬼谷子、范蠡得了老子的“用”，但是“体”没有得透彻。反正他们都各得了老子的一端，这是从思想上的一个源流。如果我们把握了老子，再把握了之后的源流，那么我们就把握住了中国人的智慧。

我们至少有几个大的老子形象。

第一是庄子塑造的老子形象，通过魏晋玄学复兴了庄子那个高妙玄远、淡泊自然的老子形象，像陶渊明、苏东坡等自然淡泊的人一样，他们是中国人里面很高妙的一个群体，是所有文学家的好朋友。

第二就是君王南面之术，它教人怎么做皇帝，教大臣怎么辅佐皇帝，而且教这些人辅佐好了皇帝之后，怎么不被皇帝给宰掉。我们看到，历史上那些干成大事且全身而退的人，无不具有黄老之术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治国、处事和修身，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原来是老子的智慧。

第三就是玄学，王弼的老子注，这是一个哲学的老子，充满了理性的思考。

第四就是道教中的老子，《想尔注》是道教角度的老子注，跟《河上公注》有点相近。在道教里面，把老子称为太上老君，还有道德天尊，成为开天辟地的三大绝对本体之一。《西游记》里就有太上老君，但实际上早期太上老君跟老子没有关系，但唐代以后就有关系了，二者合二为一。我们现在讲到太上老君，完全根据老子的形象来塑造的。

老子有如此多的形象，古今的中国人，如果能做到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中国文化上的一流人物。

如果有的人像庄子一样，统治了中国人心灵中最纯净的方面，和中国艺术中最淡泊宁静的方面，他很伟大。

如果有的人能够教给皇帝治国之道，创造中国最鼎盛的时期，又教给中国的大臣，怎么做一个好大臣，可以扭转乾坤而能够全身而退，这也是伟大的人。

如果有的人能够给中国文化带来纯哲学，充满了思辨性，从本体论开始，形成了完整的系统，这也是伟大的人。

如果有的人能成为一个教主，像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耶稣一样，也很伟大。

可见，得其一项就是顶级伟大的人物了，但是，老子这几项都有，更何况还有很多小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老子的形象特别复杂。

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老子是怎么被改造的，老子是一个“源”，这个“源”处在纯朴状态，但是流出来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很熟悉庄子改造的老子，因为在文学中没什么害，但是，有的人改造的老子却不是这样。

韩非就是一个黄老之术的实践者，《史记》里面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刑名法术，是山西、陕西、河南这一带当时的看家本领，韩国当时的宰相叫申不害，他用刑名法术使韩国在若干年内很强大。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他对这个学问很熟悉，但这个学问只有“术”而没有“道”，他只有应用没有根本。韩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从黄老那里得到了他的根本智慧，后来又从荀子那得到了一些成熟智慧，成为一个集大成者。

韩非的《解老》和《喻老》对老子的解释很深刻，但是他偷偷地把老子的重心给转换了，他把德经放前，道经放后，先说治国，后说道天下这些事。章太炎特别喜欢韩非的解释，他认为很深刻，比王弼的解释要好，但是他非常忠实原作，他没有在里面发挥法家思想，是早期的一个认真研究的著作。

韩非主要是解释德经的，解释得很精彩。比如说，“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大家一想到这句话，就觉得福和祸是循环的，就会想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靠近边塞居住的人中，有位擅长推测吉凶掌握术数的人。一次，他的马无缘无故跑到了胡人的住地。人们都为此来宽慰他。那老人却说：“这怎么就不会是一种福气呢？”过了几个月，那匹失马带着胡人的良马回来了。人们都前来祝贺他。那老人又说：“这怎么就不能是一种灾祸呢？”算卦人的家中有很多好马，他的儿子爱好骑马，结果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大腿。人们都前来慰问他。那老人说：“这怎么就不能变为一件福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边塞，健壮男子都拿起武器去作战。边塞附近的人，死亡众多。这个人惟独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父子俩一同保全了性命。

塞翁失马是很偶然的，是不可靠的，而韩非所解释的“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是有必然性的，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对立面一定会相互转化，但是转化是有条件的。这个老子没说，而韩非说了。为什么“祸兮福之所倚”啊？韩非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祸，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凡是有祸，心里就怀有畏恐，心怀畏恐就老实端正，行动就深思熟虑很小心，所以他就能够清楚事理。行得端直就没有祸害，没有祸害就能够活到天年，清楚事理就一定很成功。得到天年了就全而寿，成功了就富而贵，福本于祸。祸转成福是有条件的，你对这个祸要反省，因此，小心谨慎，努力奋斗，慢慢就会有好的结果，祸就会转化成福。

为什么“福兮祸之所伏”啊？韩非说：“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则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他就吃好的、穿好的，衣食美就生骄心。我开个宝马多了不起啊，我用遥控调戏一下交警，我打一个电话说下我爸爸是谁，这些不是很好吗？但是这样的孩子总是会吃亏的。骄心生就会行邪僻，做一些无礼非法的事情，最后迎来了祸患，这个祸是由不惜福而来的。这种转化也是有条件的，与“塞翁失马”这样的偶然得失相比，韩非的论证充满了逻辑性，充满了对条件的挖掘，很现实也很深刻。

再举个例子，“治大国若烹小鲜”，韩非如何解释这句话呢？韩非说：“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治理大的国家就好像烹小鱼一样，不能老翻它，你要翻来翻去就铲烂了。治大国应该怎么办呢？不能老变，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变来变去老百姓就被搅和乱了。老子给予领导人最大的智慧就是不折腾，这个胡锦涛同志已经总结出来了。韩非说为什么不折腾呢？法令一变，利害关系就变了，利害关系一变，老百姓马上就变了，老百姓变了以后，他的事业就会跟着变。那么，以理观之：“事大众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韩非认为，“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说到这里，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自古以来，中国的变法者多是法家，那为什么法家变法，而韩非子在这儿坚决反对变法呢？实际上，韩非非常成熟地考虑到了变法之后该怎么办，变法之后就要有稳定性、长效性。如果变法以后，你三天又变了，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事本来好好的，你干嘛要变呢？比如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故居，要保护性重修，修完了以后还是那个故居吗？这个东西本来好好的，我们觉得一定要拆了重建才更好，这种事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到，韩非的《解老》《喻老》非常实用，贴合老子的思想，很深刻。理论上讲，韩非成功地改造了老子，把老子应用到实际的国家治理中去。可惜的是，韩非被他的同学陷害，空有理论，没有真正地有机会去治理一个国家。尽管秦始皇对他的理论很欣赏，但最终还是把他给杀了，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司马迁把韩非的《说难》全文抄录，韩非有这么好的理论，而且也知道游说一个君主很难，他还是不免于游说之祸，他很感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实践上的应用。汉初尊崇黄老之治，这个时期有个宰相名叫曹参。曹参早先是一个很好的将军，跟着刘邦夺了好多的城池，灭了两个国，立下无数战功，封列侯，地位很高，被封到了胶西，做刘邦大儿子刘肥的相。当时，曹参把当地有学问的人叫来问，咱们怎么来治理天下？大家说了很多，他还是觉得无所适从。后来，有人告诉他，这儿有一个高人叫盖公。于是，曹参准备了厚礼去拜见盖公，盖公跟他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听了以后，感触颇深，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盖公。

萧何跟曹参本来是同事，他们都是刘邦那个县的小吏，他们做官以后，互相瞧不起，关系不好，但是，萧何临死的时候，皇帝问，谁能代替你？他说，“只有曹参能”。萧何快要死了，曹参在家里踱来踱去，说，“萧何快死了，他肯定推荐我做宰相，我要做好准备”。他的仆人都不信，因为他俩关系不好，后来果然召他来做宰相。为什么呢?因为曹参擅黄老之术，他在齐国的这几年，无为而治，让老百姓休养生息，齐国治理得非常好，天下都称颂他的美德。汉朝就把这个盛行于齐国的黄老之术，引到了朝堂，一直到汉武帝之前，全部沿用这一套，使得汉初取得了非常快的发展，成就了文景之治。

所以当时百姓，还给曹参编了一个歌谣，说萧何为法“觏若划一”。因为秦朝的法令很繁琐，萧何却能用最简单的法令，让老百姓知道该干什么。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曹参很稳定，老百姓过着稳定的生活，他们觉得很好。所以，司马迁非常推崇曹参，说他休息无为，天下称美。

曹参做相国的时候，整天在家里喝酒，下属来跟他请教问题，他就请人一起喝酒。那个时候，汉惠帝刚做皇帝，非常想有所作为。曹参的儿子在皇帝旁边做秘书，汉惠帝让他去问问曹参，对他说，能不能让你老爹出来干点事。结果，曹参把他儿子打了个半死，说这是你能问的事吗？他儿子回去跟皇帝报告。后来，皇帝对曹参说，这是我让他问的，你不要打他了，你作为一个宰相，什么事都不干怎么能行呢？然后曹参就说了，“陛下认为你跟高祖相比谁好？”皇帝不能说他比祖先要好啊，说我可能不如他。曹参又说：“你觉得我跟萧何相比怎么样？”皇帝说好像也不行，因为萧何功劳太大了，是汉初三杰之一。曹参接着说，“那咱们俩都不行，他们俩规矩都定下了，咱们何必要改呢？顺着做下去不是很好吗？我们一动反而坏了！”皇帝说，“好，说得不错！”然后，曹参继续这样喝着酒，做了若干年这样的宰相，天下大治。当然了，前提是他把人安排得很好，他最大的智慧是什么？是看谁适合干哪个事，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他就可以高枕无忧，清静无为，老百姓也清静，他也清净，皇帝也清净，但是天下很好，这是曹参。

汉文帝本来是刘邦最没有希望继位的孩子，最后反而做了皇帝，他怎么让像周勃这样带兵的权臣主动交权？怎么让在南方称帝的吴越王赵陀取消称帝？又怎样用一封信退了匈奴的兵？这背后和《老子》的智慧是分不开的。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薄太后是读《老子》出身的，汉文帝的夫人，也就是后来的窦太后，以《老子》来治天下，汉景帝、汉武帝也都是从小必须读《老子》。

所以汉武帝的时候，辕固生提倡儒家，他用黄生来辩论，窦太后好《老子》，辕固生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听了大怒，将辕固生投入猪圈里去与猪搏斗。景帝暗中给辕固生一把利刃，辕固生才把猪刺死逃了出来。在这以后，黄老之术一直统治着中国最鼎盛之前的那个阶段，反而消耗国力那个阶段，是儒家比较兴盛的时代。

国力鼎盛了以后，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儒家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河上公代表了一种转折，一方面，总结了汉代以来皇帝大臣的治国修身之道；另一方面，河上公成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河上公被神仙化了，葛洪在《神仙传·河上公传》里面说，上天见文帝真心向道，世上又无人能指点他，故遣派神人下凡来传授他《道德经》的真义。上天又恐怕文帝不信河上公所要传的经书，就向他显示神迹。文帝心晓，今日遇见了神人，异常珍惜这两卷经书，从此是手不释卷，精心钻研《道德经》。

传说，王羲之曾经用书法来换道士的白鹅，这个书法写的就是《河上公注》。从此以后，这成为一个佳话了。《河上公注》一直是最通行的老子注本。到唐玄宗开元七年，停止用《河上公注》做第一御本，改用御注，但是，御注还是按照这个系统来的。《河上公注》不仅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与养生思想，而且蕴含着不少学习思想。

古人用《老子》，可不是专门用来做哲学研究的，而是用来治理国家的。运用老子智慧处事的人，基本的特征就是，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老子》内容非常丰富，单纯的文献和哲学研究，会把它变得单一化，所以我们要从感性角度、理性角度，以及宗教、哲学、艺术等多个角度，才能学习到一个真正完整的《老子》。我们要用它作为滋养我们的养料，角度越多，接触的人越多，我们从中汲取的智慧也就越多。

《老子》是一个渗透到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种文化，如果我们单独把《老子》作为一个哲学研究，总是讨论它的唯物唯心、辩证法，或者是文献等等，那么这个《老子》会很贫乏，它就不值得做我们的经典。所以，今天我希望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找机会，去阅读和享受各种各样的《老子》，这样它才能真正地活在我们中间，成为一个经典的《道德经》和《老子》。好，今天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