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黄树东《中国，你要警惕》，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催生了“贫富悬殊—内需不足—出口导向”这一恶性循环。我们把它称为“铁三角”。

　　具体讲，贫富悬殊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对出口导向的依赖，而出口导向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内需不足。三者环环相扣，催生出许多中国经济问题。它大规模地制造贫困，大规模地制造内需不足，大规模地制造财富外流，大规模地制造流动性过剩，大规模地制造房地产泡沫，最后大规模地制造通货膨胀。不仅如此，由于出口导向产业主要集中在世界产业链的底部，所以，它还大规模地制造低水平的数量扩张。

　　这个“铁三角”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历史进程来看，出口导向战略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扩大、内需不足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出现了两股风潮。一是工人大批下岗。许多职工由于失去工作和社会保险，迅速沦为贫困阶层，导致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二是国有企业大批倒闭，原有产业链迅速断裂，导致产业需求严重不足。当时经验不足，再加上又确立了通过扩大差距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没有切实看到贫富悬殊、内需不足的严重性，而是另寻出路，从增加总需求的思路出发，向海外市场寻求突围。出口导向战略由此形成，成为内需不足的替代品。

　　后来，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加上某些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过度刺激了赢利动机，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了“非就业”繁荣和“低工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出现了越增长，贫富悬殊越大，内需越相对萎缩，对海外低端市场依赖越严重的困局。“铁三角”就此开始牢牢钳制住中国经济。

　　这个“铁三角”犹如一部财富挤压机，将财富从内地挤向沿海，从穷人挤向富人，从中国挤向国外，导致巨大的内外不平衡，导致中国经济严重二元化。一方面是内源发展不足，一方面是出口导向畸形繁荣;一方面是极端的富有，一方面是相对的贫困;一方面是空前的繁荣，一方面是比较尖锐的局部不和谐;一方面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的这个“铁三角”，也可从经济学上得到解释。根据宏观经济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

　　贸易余额=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

　　这个公式的经济学含义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贸易状况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决定。当这三者的总和大于GDP的时候，上述等式的右边就是一个负数，该国家就出现贸易赤字;反之，当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小于GDP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出现大量贸易盈余。

　　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同大规模贸易盈余的关系。

　　首先，投资充足。中国投资占GDP的较大比重，从数量关系上讲，不太可能是导致贸易盈余的主要原因。

　　其次，消费不足。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中下层消费不振，中国居民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长期下降，长期相对萎缩。

　　最后，政府支出不足。本来，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间接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作用。但是，随着许多公共产品的产业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解体，相当大一部分原先的政府支出要求工资收入者自行承担。政府支出的不足，间接扩大了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

　　所以，中国持续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不公带来的消费相对萎缩和公共支出不足。

　　消费相对萎缩和政府支出不足的另一面就是财富高度集中、贫富悬殊急剧扩大。财富高度集中带来了一个重要经济现象，那就是社会储蓄增长过快。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呈现强劲增长的趋势。

　　在分析中国社会储蓄强劲增长时，我们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谁的储蓄率在强劲增长。

　　据世界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路易?奎伊斯的研究，中国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了2006年的15％。而涉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则已经从超过30％下降到了25％。奎伊斯讲的还是中国家庭储蓄这个总量，如果考虑到分配不公，中下层储蓄率下降的速度比这还要快。所以，社会储蓄的强劲增长，主要是富有阶层和企业储蓄的强劲增长，它是财富集中的标志。

　　所以，从经济理论来讲，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了内需不足，相当于强制性地将本来属于中下层的蛋糕中的一部分，挤压出来变成少数人的财富，形成财富集中，变成经济总体中的过度储蓄。这种过度的储蓄，流向了国外，变成贸易盈余。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铁三角”。

　　“铁三角”不是简单的理论推论，有数据为证。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贸易盈余太高或储蓄太高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有些人甚至公开感叹，要让中国人花钱太难。好像中国的普通家庭有钱花不完;似乎中国人节俭的传统应当为过度增长的贸易盈余负责;似乎我们祖先的节俭美德也应当为此负责;似乎读者中那些平凡普通的你我他要为此负责。其实，这不是一个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分配现象，是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导致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贸易盈余在同一时间内每年以两位数字增长。所以，普通人的储蓄或节俭不是导致大量贸易盈余的原因。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的贸易盈余增长了12倍，而公司存留的利润增长了8倍，中国还以世界一流的速度制造出世界顶级的富翁。有人估计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同俄罗斯并列世界第一。在制造亿万富翁方面，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走过了许多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些公司和富有阶层的储蓄是贸易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这里，我们声明，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我们质疑的是，将这种竞争力建立在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基础上，质疑的是这个建立在分配不公基础上的“铁三角”。我们提倡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国际竞争力。

　　要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必须破解这个“铁三角”;要破解这个“铁三角”，必须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必须实现社会公正;而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这，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牛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