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下述情况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会有什么不同：张三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李四、王五、胡六等其他家族的女人、财产等，“拿”过来，然后公开宣称，这些东西都属于张三家族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在政治上，这叫“盗据”。
在法律上，这叫“非法侵占”。
在经济上，这叫“掠夺”。
......

不过，上述这些词语，也许不足以控诉张三行为的可耻、恶劣之处。而且，如果张三是个人，将被治罪；如果张三是一利益集团，可能逍遥法外，正如庄子所言：“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当然，这种行为，用“窃”概括，似有不足。“窃”指的是暗地里将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一些集团的“窃”，则是公然的行为，所以，这是一种“公然之窃”。

儒家或者儒教，就是“公然之窃”的典型。

儒家是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学派，必须具有自己的独特思考，有自己原创的思想。对于儒家而言，如果说原创的东西，“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五经”中的《礼记》，也许可以算。譬如，据儒家所说，《论语》是关于孔子的言行录，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记录和传闻整理而成。孔子在《论语》里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进而谈到礼节仪文对道德行为的节制作用；《孟子》是由孟子及其弟子等编著，主要是论述人性本善，主张推行仁政王道，以及如何完善理想人格；《大学》阐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中庸》据说是由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子思所作。

但是，儒家自称的“儒家经典”“五经”中的四经（《周易》、《尚书》、《诗经》和《春秋》），却不是儒家原创的。《周易》、《尚书》、《诗经》和《春秋》并不是到了孔子的时候才出现，而是先前已有的东西，孔子之不过是做了一些“编辑加工”的工作。譬如，《周易》基本成型于殷周之际，多认为是周文王所作，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尚书》一般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焉。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尧之际，下至秦缨公，编次其事。”

且不论“四书”中有多少后人附会的东西，如果说儒家的创始人只是对“五经”中的四经作了“编辑加工”工作，就可以将这些作品算作儒家的典籍。那么，读者朋友，如果我作为一个编辑，将您（作者）的稿件编辑加工发表之后，算作本人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您同意吗？没有人会同意，您一定会诉诸法律，起诉我侵犯您的知识产权。

不可否认，“五经”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虽然我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的思想，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大家对儒家这种“盗取知识产权”的问题一直熟视无睹呢？难道是因为过去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站统治地位？

也许，有人会说，“五经”在当时是“无主”的财产，没有人独立拥有他们的知识产产权，既没有谁专门写某书来谋利，也不注意谁来“窃取”其成果，而是“藏之深山，传诸其人”，因此，原作者不会反对被“窃取”，孔子也非“窃取”，而是各得其所。 我可以打个比喻，一把“公共”刀，既可以用来砍柴，也可以用来割草。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周易》等“五经”归于儒家这个学派呢？这把“刀”谁都可以用，孔子或者儒家可以将这把刀拿来磨快一些，用来砍柴，但并不能限定别人使用或者用它来割草。也许，我们可以说孔子“选编”了几本“教科书”来教育学生，但是，绝对不能将这些经典算作儒家经典。儒家的“公然之窃”，必须纠正。

行文至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公然之窃”固然可恨，但将他人的著作根据自己的“偏好”，大加删改，这种阉割他人著作和思想的行为，竟然被容忍上千年，真是奇闻！